话语共识与协商回应：文化宣传类 提案的传播互构研究

全国两会协商民主过程中,提案议题的发起、协商与回应关系到公众的话语权与话语共识,以及政府、公众二元主体围绕提案进行的深层次政治沟通和互动。通过对十二届全国两会231件文化宣传类提案的内容分析,发现在提案类型中,公众对公共利益尤其是主观公益类议题存在选择偏向,在诉求表达中则以理性和逻辑表达为主。同时,提案的集体诉求体现了公众在议题关注和政治参与中与政府议题的话语共识。而在政府层面,政府对提案的回应展现了固定化的话语模式,以话语完成对公众议题的建构以及对政府议题的选择。然而目前协商民主多实践于建制化的公共领域中,协商民主需要扩展到整个政治过程,将其逻辑运用于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公共事务治理中。可以依靠公共领域的常态化以及协商文化塑造等关键要素的建构,实现协商民主的日常化,从而探索一条交往互动下的民主政治协商路径。     

嵌入式治理：协商民主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机理——以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例

以田野政治学为视角,选取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个案,通过建构“嵌入式治理”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及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协商民主可以通过组织嵌入、过程嵌入与行为嵌入三种机制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弥补乡村既有治理结构的功能性局限。组织嵌入、过程嵌入、行为嵌入以及彼此间的嵌入程度影响协商民主整体嵌入性,进而深刻影响乡村治理效果。当然,嵌入性并不排斥自主性,“高嵌入性-强自主性”形成的嵌入性自主,是协商民主嵌入式治理的理想类型,也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协商民主的宪法进路与展望

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其产生与运行有着文化、历史和逻辑的现实与必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开展协商民主的主要渠道,也是新中国权力体系的逻辑起点。协商民主不仅促进了政治协商会议在新时期的民主转型,也更新了宪法实施的理念。当前,利益固化已成了影响改革事业的巨大障碍。中国宪法的发展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必须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完善协商民主和相关宪法实施制度。     

论协商民主:基于社会和谐的视角

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民主实现形式,它以利益多元为逻辑起点,以公共协商为核心内容,以社会和谐为价值诉求,以制度规制为根本保障。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自治民主、谈判民主的完善和超越,发展协商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农村非政府组织在乡村协商民主中的价值意蕴

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促进乡村良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农村非政府组织为发展乡村协商民主提供了社会基础,有利于乡村协商民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说来,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提升农民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促进乡村协商民主的持续发展;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为乡村协商民主提供组织支持,提升乡村协商民主的成效;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培育充裕的社会资本,为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土壤。     

对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宪法学解读——基于浙江温岭“民主恳谈”的一种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的民主实践形式发展迅速，协商与对话的机制被引入各地民主实践之中，成为民主治理的重要内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就是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典范。运用宪法学原理对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政治具有特殊优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创设理想的协商情境以推动协商民主的深入发展，是今后宪政国家的努力方向。     

农村基层协商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协商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模式,对其运行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文基于农民主体性视角,构建"协商议题—协商策略—协商效果"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安徽省滁州市T县三个村庄的典型个案为例,通过案例比较方法,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是:党委引领下的协商平台作为组织基础;"外源—内响应有效—温和"模式的协商议题设置;协商策略与协商议题不断相互匹配的协商过程。整体看来,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模式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而协商议题特征、协商策略运用以及策略—议题匹配性三方面因素显著影响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效果。     

社会组织界别协商：分层建构与多层互动

社会组织界别是指政协体系中以社会组织名称命名，以社会组织身份的成员作为主要来源，以社会组织本身及其关注领域的问题为主要协商议题的界别类型。社会组织界别及其协商民主的发展对于优化政协界别结构、扩大统一战线、增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组织界别协商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应遵循“循序渐进-重点突破”“协同发展-区别对待”“双向推动-多元支撑”的辩证性发展逻辑，本着“深层改革-基层创新-中层搭建-顶层设计”的路径稳步有序推进；在分层逐步建构基础上，通过各个层级之间资源对接和条件共筑，从而形成上下层级相互促进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界别协商发展局面。通过多层协商民主体系以及各层之间畅通互联机制的构建，可以进一步促进各层次各领域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为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有效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建立立法协商制度的必要性

立法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内涵。建立这一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充分地践行和保障协商民主,可以使日益复杂和多元的各种社会利益诉求能够实现更加充分、合理的制度化表达。     

中国语境下协商民主的涵义初探

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必须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儒家思想中,“仁”可以为中国协商民主提供理论依据,以“家”为起点的政治理念可以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来源,“和谐”思想可以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价值诉求。把这些传统思想融入我国协商民主的设计中,克服西方协商民主的困境,推动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高度信任的形成,从而实现公民...     

合肥协商民主运作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加剧,利益主体日益的多元化,人民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诉求的要求日益增多。协商民主成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选择。在对现行协商民主运作机制的主要内容、具体程序进行阐释与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就如何优化协商式民主运作机制提出了几点对策:发展协商文化,提升协商环境;进一步明确协商民主的规范与程序;完善协商民主评价监督机制。     

协商民主的伦理价值

协商民主的伦理价值是一个集良善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三要素于一体的综合体,协商民主的良善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共同构建了协商民主伦理的价值所在。协商民主的良善性是基础,是目的善和手段善的有机统一;合理性是前提,是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有机统一;正当性是保障,是协商民主理念、原则、制度、程序和实践行为的有机统一。从伦理价值角度出发,分析协商民主的良善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廓清协商民主良善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贯通协商民主的基础伦理体系,形成具有前后相继的递进性和逻辑一贯性的协商民主理念和制度。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内外逻辑

协商是民主的最原始、最基础、也是最普遍的要素,民主的任何形式和内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根源。中国基层的协商民主思想最远可以追溯到古代尧舜时代,中国古代"和合"思想为其奠定了思想渊源。但是,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是没有民主传统的,本文论述了协商民主在本世纪初又跨越千年得以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必要性、可行性和推动力,以及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内外逻辑。在内外逻辑的共同驱动下,推进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     

立法协商的民主源起与制度构建

立法协商是人民民主权利实现的重要路径,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一种保障和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立法协商的民主之源,“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是我国立法协商最早的源起和实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立法协商的前提和基石,坚持人大对立法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在立法的全过程中贯穿广泛的、多层次、多方式的协商活动.使更加多元的利益和诉求,能够充分表达和沟通,在基于人性的感性诉求和理性节制之间,通过协商达成更加和谐的平衡,体现良法的价值追求.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协商”与“选举”之辩——兼评“协商民主优先论”

在协商民主研究热中,众多学者提出并论证了"协商民主优先论",这种以中国非竞争性集权体制、多元化的利益关系,传统文化土壤为由,而倡导的避开选举民主而优先走上协商民主发展之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协商民主优先论既曲解了协商民主本身的观念,也背离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内在逻辑。作为代议制核心架构的选举民主是现代政治民主的标志,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没有选举民主及其所维护的代议制,协商民主会因为缺乏公民平等政治权利的保障而丧失有效运行的制度空间;而没有选举与投票环节,协商民主将议而难决。选举民主是一条无法绕行的必经之路,只有同时推动选举民主,其他民主形式才可能发展。     

中国协商民主：宪法依据与制度实践

中国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政治协商实践发展的逻辑必然。我国《宪法》从序言到正文、从国家根本制度到公民权利义务等篇章的具体条文对协商民主作了系统的规定,协商民主有深厚的宪法规范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发展,协商领域不断拓展,从政治协商、政党协商走向社会协商和公共政策协商,协商民主由民主形式深化为制度实践。依宪法为基石的协商民主呈现制度化和程序化、协商方式日益拓展及基层民主协商渠道日趋活跃的新趋势。     

协商民主视域下大学“知乎治校”的原因和破解路径

大学“知乎治校”泛指网络群体性舆情危机，指的是学生通过“知乎”等网络平台发布网络舆论倒逼学校改变决策或满足自身诉求的现象。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国家治理形式的一种重要民主形式，能够有效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协商民主理论视域下，利益相关者表达和参与公共事务渠道缺失、差序信任下的非理性表达、协商性预防和处理机制缺失等三方面原因导致了“知乎治校”现象的产生。协商民主引入大学治理，能为大学科学决策和政策落实提供保障，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优良品格和构建和谐校园，也有利于破解“知乎治校”现象。大学治理实践中应着力发展决策性协商民主、咨议质询性协商民主和协调性协商民主，培育校园协商文化，可作为破解“知乎治校”的现实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视阈下我国现代政治人格的塑造

20世纪后期,协商民主成为西方民主理论的一种新转向,代表西方民主的最新发展。我国协商民主在民主价值、目标追求和政治文化背景上与西方有本质区别,但西方协商民主所强调的公平、公开、包容、理性、协商等原则和理念,则与我国协商民主的政治诉求相契合。以此为切入点,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在协商民主视阈下探讨我国政治民主发展所需要的现代政治人格的塑造问题。以西方协商民主与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诉求的趋同为着眼点,力陈现代政治人格所具有的特点,提出从制度、文化、社会以及公民自身等方面着手塑造现代政治人格,以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的程序与实质

西方主流民主模式是选举民主，其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公平程序。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则强调民主过程中的辩论、反思、公共利益等实质要求，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集中在了民主协商的程序要求和实质要求当中。在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将民主协商的合法性完全置于理想的协商程序当中；罗尔斯则认为，理想的协商程序所确立的原则构成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协商过程中的实质要求和协商结果同样构成民主合法性的检验标准。新近的某些协商民主论者则结合现实的制度和经验进一步丰富了协商民主合法性的讨论。理清不同主张之间的异同，有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演进、核心观念和最新进展，进而有助于理解西方协商民主同我国协商民主的差异和存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