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现代序言视阈下小说批评的新形态——以“四大奇书”批评为中心

在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现代序言中,胡适意图将序言批评构建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新形态。他通过对“四大奇书”技艺“本领”的关注、对“四大奇书”及其续作合符于现代文艺思想的肯定、对“四大奇书”文献进行细致“考据”等方式,为“大胆的假设”等“科学”定性寻求证明之道。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序言批评试图以新的思维方式及话语模式对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形态展开现代重构,进行一种带有整体性特质的批评引导,最终对通俗章回小说的文化意义进行新的规定。此类批评扩充了通俗章回小说被认可的接受渠道,亦是一种新的经典构建思路,不仅增强“四大奇书”的多元意义,亦有典型的方法借鉴价值。     

以今释古：现代“小说话”品评“四大奇书”的思想史意义

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文化语境等“复合性思维”,现代“小说话”意图在以今释古的策略中重构“四大奇书”的时下意义。它以批评者的阅读刺激为先导,寻求“四大奇书”可被识别和构建的话语符号,重点探讨其“奇”趣的存在形态与经典的构建渠道,呈现出“主体间性”式的品评特性。作为现代人寻求精神释放可能的重要方式,现代“小说话”以“四大奇书”经典构建为契机的知识活动在关注批评对象特征与意义的同时,强调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彼时相关批评的导向引领。对此类批评现象的揭示能够探讨“小说话”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典范价值,亦可对现代文学批评、文化变革及世人群体状况的互动情形展开讨论。     

文化消费与经典制造:明清时期“四大奇书”的流布

“四大奇书”的频繁连称,表明通俗章回小说逐渐被明代文士纳入关注视域,改变了相关作品传播的文化生态,促成了彼时文士集体制造经典的社会表象。在明人的“情欲”诉求中,“四大奇书”的频繁使用,不仅反映了文化下移所带来的知识消遣活动的盛行,而且促使“四大奇书”的意义不断被生产,满足了世人的娱乐诉求,并发挥有关指称的社会示范作用。在“真”与“奇”“幻”的观念互动中,“四大奇书”的流布具有突出的文化增值特质,不断推动其经典性、娱乐性特征和意义的解构与重构。可以说,“四大奇书”的盛行,是明代知识群体在满足自身娱乐诉求的同时,以构建文学经典的方式迎合社会下层市井之民日常生活与精神诉求的体现。     

查禁与阅读：“四大奇书”流布的两种面向及思想史价值

明清统治阶层通过查禁促成“四大奇书”流布的“小说淫词”社会身份。“诲淫诲盗”作为一种批评话语,限定了“四大奇书”存在意义的多维阐释及与世人交流的沟通渠道。与此同时,近现代读者采用阅读式的审美批评,强调对“四大奇书”文本的直接体悟式品评,意图消解“诲淫诲盗”的先入之见,促成了“奇”性阅读趣味及读者心灵满足式、精神独白式批评的另一种接受局面。可见,关注查禁与阅读的交织之于通俗章回小说在不同时期的流布细节,能够揭示通俗章回小说在历史长河中被加以公共性塑造的文化必然性,多角度构建通俗章回小说的历代批评史。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传播学视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媒介建构——以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媒介建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塑造方面起着举足轻重作用。文章从传播学理论出发,以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媒介建构问题为依托,具体地剖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传播中尚待注意和完善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学习和弘扬“四大精神” 为振兴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深入学习和弘扬“四大精神”座谈会综述

"四大精神"是以黑龙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宗旨,以忠贞报国、艰苦创业、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等为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道德品格,其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各地在学习和弘扬中创造了丰富经验,这次全省学习和弘扬"四大精神"座谈会后,在黑龙江的振兴发展中"四大精神"的时代价值将会更加彰显。     

“五四”时期四大副刊办刊特色及其对当前报纸副刊的启示

《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它们在“五四”新文化传播潮流及其新式副刊发展历史上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报纸的不断发展,副刊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明显。四大副刊所体现出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当前的报纸副刊提供一些借鉴。今天的报纸副刊应该责无旁贷地去表现时代精神,同时要保持创新的意识,这是新世纪赋予报纸副刊的使命,也是新世纪报纸副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和谐世界”视角下的中非关系建构

在2005年9月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的首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并用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非关系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谐世界"这一新外交理念的指导下,中非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一些不和谐问题和声音随之出现,如西方人眼中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和非洲版的"中国威胁论"等。面对新的变化,我们必须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发展,剖析中非关系的实质,用理论和实践反驳西方对中非关系的片面看法和主张,在"和谐世界"视角下进一步建构和谐的中非关系。     

“三师”统领下综合性大学“卓越教师”的职业技能建构路径

地方综合性大学的教师教育专业"综合性"的优势还没有凸显,基础阵地"师范性"却在逐渐丧失。"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为综合性大学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破解困境的机会。以"三师"系统工程为统领的教师职业能力建构路径,与"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理念和指导思想高度契合,能够进一步引领综合性大学的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推动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     

“第三条道路”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第三条道路”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欧国家勃兴并波及世界的一种政治理论,其基本主张的合理内核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以制度建设为基石,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和谐世界”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家构建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二元中国解构与建构的几点认识——基于城市“中心”与乡村“外围”关系的解释

城乡差别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和积累下来的主要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根本性原因,“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之殇”,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和实证上探索中国二元社会的形成及其城乡差异之结果与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关联性,仍然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的建构——以两部语法著作为中心

语法是现代民族共同语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法学描述、解释、研究语言的内在规律,可以为运用此语言的共同体成员树立依循的标准。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精华,从胡适对国语文法学的呼唤,到第一部现代国语文法专著《新著国语文法》的出现,再到全部以新文学作品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文学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生产和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现代文学通过文学书写试验、锤炼白话,有助于民族共同语的提升,同时,国语语法著作中的新文学作品通过语法教育为更多的人熟知、模仿。通过勾勒现代文学在国语文法著作中的面影,可以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呈现现代文学对国语建构的历史作用。     

论证券法之“证券”——以《证券法》第2条为中心

由于证券法之"证券"应当具有严格的法定性,在立法以"列举式"定义证券却无法周延的情况下,可通过分析美国证券法判例中的"Howey Test"并结合我国证券法律实践,确立我国证券法界定证券范围时使用"兜底条款"所应当采用的标准。"资本证券"是一个在证券法领域颇受重视且频繁使用的概念,但是,在比较各国或地区的证券立法并对证券法理论进行回顾后可发现,"资本证券"既没有成为立法用语,也没有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对此,可在分析有价证券、证券资本的基础上,厘清证券法上的"证券"和有价证券、资本证券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论——以“天人合一”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特征,主要类型有三种：儒家道德意义上的＂天人合德＂,道家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汉儒的＂天人感应＂。虚灵感应之＂心＂与有情的宇宙观可以作为＂天人合一＂思想可能的哲学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修养境界、审美情趣、政治理念、人格评价、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与形成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夏官吏“禄食”标准管窥——以《天盛律令》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有关史料的整理,力求对西夏官吏的“禄食”标准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屠”（肉食）＋“米谷”（粮食）＋“马食”＋童仆食物构成了西夏具体餐饮标准。这一标准,从侧面又反映了西夏社会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物质相对匮乏的现实。另外,本文对史金波“一屠应是指屠杀羊一只”的解释提出了质疑。     

“寻根”中隐现的缺席历史——论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我/城市”主体建构

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双重交替感,内化为作家王安忆在主体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的文化焦虑。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王非常自然地投身于"寻根文学"的大潮之中,并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一再追问,在文本中体现为其对确立成长谱系中坐标执着的努力。于作家而言,个体的"寻根"与地域"寻根"相辅相成。个体寻根的缺失感,投射于对于上海的地域认同,且贯彻始终。在文本中对虚拟历史的参照并于其中的坐标定位,使得自我/城市二者身份,在主体确立的层面上形成了迭合。城市最终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转化亦使城市史以"他者"的姿态自然地出现于王安忆的小说书写中。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