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范式与关键举措

中国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技术范式主要有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但这些范式普遍是愿景性的,认为推动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数字经济持续繁荣。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纽带,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加强数字技术在传统企业中的应用,不断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强调企业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在产业层面,需要加强跨区域、跨行业的数字化共享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关键技术支撑,打造重点转型模式;在企业层面,需要探索"数字化—生态化—协同化"演化路径,以及确立从点到面、逐步推进的转型路线图;进而从构建有高度的数字化战略,选择具体的业务切入口,探索建设数字化平台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创新路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应用,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社会治理数字化开启新纪元。社会治理数字化以数据平台为关键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为重要驱动力、以数字政府为领导核心,帮助解决我国城市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赋能。当前,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面临多元主体自觉性不足,协同不充分、治理体系建设不完善,发挥作用一般、人才培养机制滞后,数字人才短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难度较大等现实困境。为此,应采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数字化治理,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等创新路径。     

数字化推动乡村振兴的机制、路径与对策

数字化通过乡村整体价值提升和乡村数字生态系统构建内外机制,释放多重功能效应。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实施路径。在加快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要浸润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观念、培育多主体协同发展模式、完善配套基础设施、营造数字包容氛围、制定科学建设规划、强化多样化人才支撑。     

数字产品进口、知识存量与企业数字创新

数字创新是驱动数字经济增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事关数字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化创新，企业知识存量对这一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数字产品进口与知识存量的交互效应在出口企业、本土企业以及高技术产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知识存量能协同促进企业采取跨区域合作、跨领域合作等开放式创新模式，进而提高企业数字创新产出。因此，大力发展数字贸易，鼓励企业进口数字产品、引进数字技术，有助于释放数字创新活力并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下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的路径分析

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和转型升级,是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持。我国商贸流通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仍然存在流通企业规模小、城乡发展不平衡、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以数字经济推进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和效率提升是未来发展的趋势,需要通过在生产方面形成柔性供应链、在销售方面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在物流方面形成数字化智慧化物流体系、在融资方面利用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等渠道提升商贸流通的效率;需要进一步推动现有产业的数字化程度,培养契合产业需求的数字化人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凝聚多方共识,加强各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开放与合作,从而促进商贸流通业的转型升级。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以浙江省实践为例

实现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是关键路径之一。数据承载的信息成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催生、激活和放大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溢出效应以及普惠效应,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赋能机制、共享机制以及均衡机制,能有效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共同富裕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具体实践包括：高水平规划引领数字乡村顶层设计,数字赋能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改革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以及治理数字化转型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但是,数字乡村建设在具体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具体包括：代际与阶层数字鸿沟问题,隐私泄露风险问题以及数字乡村建设资金、人才等资源相对缺乏等,需要通过强化数字乡村顶层设计,加强政企合作;创新乡村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数字技能和素养以及规范政府数字监管,合理平衡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等路径来更好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制造业人才协同培育研究

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数字化人才则是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主要抓手。然而,当下制造业人才吸引力不足、人才规模与素质存在结构性失衡、院校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已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掣肘。政府、院校、机构各方应当协同合作,构建系统高效的制造业人才协同培育体系,着力推进制造业人才的数字化转型。     

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问题、响应策略与实施路径——基于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

文化产业数字化是应用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生态系统进行更新再造的过程。从产业生态系统角度来看,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数字平台运营不规范、数字文化消费鸿沟扩大、数字核心技术薄弱是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构建以数字化为导向的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是应对上述问题,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响应策略。数字化主体、数字化网络、数字化驱动、数字化要素和数字化环境构成了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围绕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搭建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协作体系、培育文化产业数字化消费生态体系、健全文化产业数字化要素支撑体系、完善文化产业数字化协同治理体系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的有效路径。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新进展、新挑战、新路径

近年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体现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进入新阶段,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得到稳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速,应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机制初步形成。展望未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发展不平衡,影响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美国供应链政策的极端化转向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新技术变革要求,给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进程带来不确定性。为此,我国应发挥好、培育好核心竞争优势、基础竞争优势、配套竞争优势和治理体系优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国内外治理体系融通发展。     

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路径及保障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其变革模式、路径及保障机制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以及绿色低碳技术探索与利用两个维度,总结出低碳产品优化型、低碳流程变革型、数据资源主导型和数字生态导向型等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数字技术赋能和绿色低碳创新协同发展、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的能源行业碳减排、探索绿色低碳创新的文旅产业转型方式、建立涵盖目标企业上下游的绿色制造供应链体系等四条变革路径。建议国有企业要探索以“数字人”为主体的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适应新管理情境的数字化动态能力,构建以数据中台为支撑的数字化组织结构,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以切实保障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顺利实施。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在当前我国双碳目标下如何有效开展数字化战略变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研究——基于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视角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能够有效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汇合点,在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效衔接国际规则和机制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在制定协同发展规则、衔接供应链管理机制以及提升现代化水平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为了更好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推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基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治理理论,从产业链合作、供应链协同、现代化水平提升3个方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产业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现状以及具体问题。研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链合作顶层设计、供应链协同规则、创新要素流通规则方面已有明显进展,但是存在产业发展同质、通关便利程度不足、现代化标准对接暂遇瓶颈等问题。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要加速对接产业链升级规则,实现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持续畅通供应管理规则,建成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促进产业现代化发展规则衔接,共同提升三地科研实力,带动各类要素畅通流动,力促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升建设取得新的突破,构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机遇、挑战与实现路径

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浪潮下,新型工业化要求加快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近年来,中国数字技术、数字基建以及智能设备产业蓬勃发展,以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为主攻方向的新兴科技企业不断涌现,加力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然而,当前中国数实融合不充分,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导致中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不足。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赋能作用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如何全力精准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大力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当前面临的时代命题。本研究对数字化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挑战与实现路径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问题...     

渔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水产品供应链优化研究——基于关系和信任视角

渔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水产品供应链可将链上产权独立、资源互补的上下游节点主体组织起来协同参与竞争,建立起资源与利益共享机制。但目前节点主体间合作关系不稳定并缺乏信任,而关系和信任是汇聚各合作主体优势以及维持供应链动态柔性能力的关键要素。基于对渔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水产品供应链关系和信任内涵以及关系和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作用机理分析,明确关系和信任是供应链价值增值的基本来源,在供应链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关系和信任下的渔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水产品供应链优化,需要围绕提升品牌实力稳定节点合作关系,基于不同供需特征优化契约信任,基于积累交往经验和专用资产投资优化能力信任,基于有效沟通优化善意信任,并通过完善政府支持体系强化合作信任。     

“双循环”背景下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商贸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

用数字技术赋能商贸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已成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基于2014—2019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企业数据集,考察了数字技术赋能商贸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商贸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商贸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能够通过降本增效、业态创新和创新生态构建三个渠道赋能商贸流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商贸流通企业,其数字技术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更佳。因此,探索基于企业特征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实现数字技术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方位赋能以及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是数字技术赋能商贸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协同推进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协同推进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是中国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助力新发展格局构建、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聚焦于这一议题,围绕关键领域自主创新、区域分工协同与运行安全可控等维度,理论阐释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继之,从协作领域、组织形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等方面梳理协同推进的新趋势,并揭示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研发—制造”环节过度分离、产业同质化竞争等协同推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开展协同推进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试点;培育以比较优势塑造、高精尖专业化为导向的“专精特新”城市等具体政策建议。     

管理模式转型视角的数字化管理适应性变革研究——以字节跳动为例

基于跨体系数字化转型理论,从管理模式转型的视角,以字节跳动为研究对象,探讨实现数字化管理适应性变革的过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字节跳动通过创新型文化的构建、自驱型组织的打造和协作型平台的应用,实现了从KPI到OKR的管理模式转型。由此,从管理模式转型视角提出数字化管理适应性变革的过程模型,即通过创新型企业文化、自驱型组织结构和协作型技术平台,推动企业从科层制管理模式转型为网格制管理模式,形成适应数字经济环境的管理模式。本文为跨体系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情境化的过程机制解释,为企业形成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用户需求和内部管理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新型管理模式提供了实践启示。     

数字经济的国家治理机制——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视角

本文结合创新理论和创新活动组织方式的演进,从理论层面明确国家治理、科技创新治理的内涵边界,将科技创新治理定位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创新治理机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基本原则、组织架构和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机制特征等进行分析探讨。数字化的经济社会活动,数据资源和数据处理技术、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实践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治理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治理,须遵照数据驱动、系统重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统筹优化等原则,建立多方协调机制,构建数据信息交互平台,并着力完善数据信息交互的程序规则,进而实现"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机制正加速全面数字化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数据平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方式逐步转向基于数字技术的过程治理。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明确中国供应链安全面临的挑战与优势,提升中国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中国供应链安全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供应链“断链”与产业跨境转移等风险,同时也具备产业体系优势、市场规模优势、举国体制优势和数字基建优势。为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数智供应链建设,优化制造业产业链高中低端产业布局,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稳定作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多重技术动力机制分析——以北京公交集团为例

我国公共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与否直接关涉到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并影响我国民众幸福感。推动公共服务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因素以及作用机制是技术动力理论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采用个案分析法,以北京公交集团为例,分析了在不同的技术发展与应用阶段,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素：“去IOE”的宏观与微观动力激发了技术的成熟,组织业务、价值合法性助推了技术的应用,绩效合法性确保了技术应用的成功。同时,数字化转型也带来了技术胜任力与技术适应性等新问题,需要完善“科技向善”顶层设计,加强企业员工数字与职业技能再培训,推进公共服务线上线下协同与适老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