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算法推荐下的公共议题传播

算法推荐下公共议题的形成和传播普遍需要经历四个阶段,即需求匹配与规则选择的议题生成阶段、智能推荐与内容适配的议题分发阶段、协同过滤与互动扩散的议题扩散阶段、主动屏蔽与被动消失的议题消解阶段。算法平台表现出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过度迎合用户娱乐和本能需求,导致"娱乐至死"的转向和网络信息内容走向浅薄低俗的趋势;二是算法平台客观中立的表面下是商业资本的监视、规训和操纵;三是算法平台公私领域界限模糊,公共议题的公共性被侵蚀。政府应规范信息秩序和传播生态,引导公众和平台有序地传播信息和理性地交往互动;算法平台要兼顾人文和技术,坚持新闻伦理,优化算法机制,发挥技术优势;公众应激发公民意识,提高算法素养,共同促进公共议题健康、有序、合理地传播。     

推荐算法平台“兴趣领袖”:内涵、功能与模式

推荐算法平台的算法迎合、物化计算和算法权力的背后,存在着能影响和引领其他用户兴趣走向的可称之为“兴趣领袖”的关键用户,其角色与作用易被忽视。推荐算法平台“兴趣领袖”体现着从内容传播到兴趣传播、从意见影响力到兴趣影响力、从网络平台到算法平台兴趣传播的面向,强调算法兴趣权力下的用户影响力、算法兴趣制造下的用户间兴趣关系、算法对用户“算计”下的用户反向驯化、算法数据主义中的计算非理性、趣缘社群之外的平台全局引领性。推荐算法平台中的“兴趣领袖”存在着高算法可见度兴趣领袖、高算法优势度兴趣领袖、高算法代表性兴趣领袖、高算法迎合度兴趣领袖、高算法活跃度兴趣领袖、高算法流行度兴趣领袖、高算法连接度兴趣领袖这些主要的角色模式。在推荐算法技术“装置”体系中,需要强调兴趣领袖的角色和传播功能,重视以算法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兴趣再生产方式。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行动者身份的品牌化认证、互动空间的公共性转换、服务能力的联动式升级及发展方向的国家在场化定位是"让公共文化服务运转起来"的成功之策;文化项目的品牌化、文化空间的公共化、文化服务的平台化和文化互动的网络化及国家的常态化在场是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以文化为纽带并以文化建构为目的、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生成、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合作及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有之义。     

热搜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及应对

新兴技术背景下，以真实数据为基础的热搜在信息内容更新、聚合热点事件和信息反馈上相较于其他门户网站和专门类APP具有独特优势，其强大的热点信息生成和推荐机制越来越贴合用户的信息获取需求，上热搜、看热搜已经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热搜通过大数据分析、整合议程设置来推动热点事件延伸，影响舆论生成、公众价值判断和政治参与。显然，热搜是内容生产和意义生产的重要场域，作为大学生虚拟实践活动的重要平台，给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了双向影响。正向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感官体验、话语情感、议程设置、象征思维等方面提升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负面影响表现在催生或加深了诸如“长尾效应”——微观对抗宏观，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权威；“茧房效应”——信息聚集极化，阻碍主流意识形态正向引领；“景观效应”——虚假“仿像”，扰乱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等方面。因此，在路径优化上，需要加强“长尾效应”风险防范，破除热搜信息壁垒，深刻把握“数字景观”发展规律，让主流意识形态在舆论大潮中顺势传播，于“润物细无声”中强化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注意力分配的社会逻辑

新冠疫情期间，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将之称为从“正常”到“异常”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关键性的方面是人们“注意力”分配的变化。注意力是一个值得提炼的理论议题和经验性议题，在经验层面上，不同身份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注意力分配。如何回归到正常的注意力分配，不仅仅只是关涉个体的私人问题，更是关涉到社会和政治的公共性问题，即注意力分配的政治议题。     

在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博客传播的伦理冲突及秩序建构

博客传播兼具私人性与公共性.博客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打破了精英主宰话语权的局面,使社会话语权得以重构;另外,博客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发展使博客传播的伦理冲突问题凸显.因此,根据博客传播的特点,博客传播主体应通过伦理自律来建构兼顾自由与责任的博客传播秩序.     

社会化媒体中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动力研究——以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案为例

社会化媒体以其独特的信息交互方式,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用户.在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演化过程中,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搜索信息、分享信息、传播信息、交换意见以及表达情绪的重要交流平台.在这种传播语境下,从行动者的个体层面研究用户的行为动机及表现特性,从信息层面探究集体意见集合的发生过程与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化机理,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昆明暴力恐怖袭击案发生后的连锁反映充分证明有效运用社会化媒体有利于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     

我国NGO环保传播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在我国现实的体制下,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的建构只能是在某些关系到全社会利益的特殊领域逐步拓展的过程。环境问题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特征的问题,环保NGO与大众传媒在环境传播过程中,使环境问题成为了社会中典型的公共议题,提高我国公众环保意识,带动了公众的广泛参与、自由交流与民主监督,对政府决策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的检验,环境公共领域也因此得以建构。     

网络人际传播及其对网民知行特征的影响

网络平台包含着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网络交流沟通类应用形式的出现集中代表了“面对面”人际传播方式在网络世界中的移植和复制。网络人际传播应用是互联网介入真实生活的重要渠道．这种方式正深刻改变着现实中人的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集中呈现出“思维碎片化”、“信息自我暴露”、“时间自由选择”、“关注议题公共性”等一系列新变化。     

阐释的公共性及其原初性

“阐释”本身就是公共形式。阐释对象是公共的，规范也是公共的。阐释的公共性通过“义例”或“体例”的公共性予以呈现。阐释的公共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蕴含性以及社会性表现的虚假性。图书与知识分类对阐释的公共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阐释的公共性总是伴随着阐释的历史性。人类阐释行为的最初形态原本是公共性的。巫师是上古社会公共行为的标本代表。“诗”是最能标识上古社会生存状态的公共性概念。巫师的公共性奠定了诗歌作为人类母语的位置。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最初的阐释学同样是事物注经学，在始源之处即体现出鲜明的公共性。上古时期最典型的公共空间是祭祀场所。由鬼神到祭祀、卜筮、居间说话，最后到文化制度兴起、生活的社会秩序达成，均以公共性的祭祀活动为开端，同时以其为主轴而展开。     

网络社会中的公共性难题

在我国,随着网民规模的日益增大,网络舆论撬动现实力量的发挥,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网络化时代社会成员开展公共生活的主要领域.然而,这一塑成于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公共领域,及其与塑成于现实空间的传统公共领域的复杂交织,也同时带来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公共性难题,如网络缺位群体的集体失声、网络公共议题的“差序格局”、网络公共性的实现困境等.进一步而言,这三个难题分别展现出了网络主体的非公众性、网络议题的非公共性以及网络公共性的实现障碍.     

网络造句：公共议题构造的社会动员与公共修辞艺术

网络造句行为的蔓延见证的是草根阶层构造并设置公共议题的能力和智慧，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指向公共修辞的草根叙事艺术。公共修辞是一个与个体修辞相对应的概念，核心强调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诉求的议题构造与话语生产理念。作为一种公共参与途径，网络造句往往借助“语境再造”、“借巢孵卵”等公共修辞策略达到公共议题构造的政治目的，所体现的是一种间接的、迂回的、赌博式的、偷袭式的政治抵抗艺术。     

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剥削的正义批判

针对21世纪出现的数据价值化问题，加拿大学者斯尔尼塞克提出“平台资本主义”概念，用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依托数字技术增殖的现象。平台资本主义包含隐匿性的数据剥削，包括数据生产资料剥夺、强迫劳动和劳动异化等问题。在数据剥削过程中，平台资本主义中建构了一种影响社会正义的劳动结构，对数字劳工进行抽象强制和剥夺，使数据剥削失去了正义性。因而数据正义建构的指向必然是解决由数字用户生产的数据为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问题，实现数据的全民共享。这需要从源头上抑制数据被资本操纵的内生力量和运行机制，加大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建设数字平台的力度，明确数字劳工的数据产权，对资本平台进行“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和“数据交税”的治理。     

全媒体舆论场话语权的回归、分化与重振

全媒体传播模式下,信息繁荣伴随高度信息失真,共享平台催生信息茧房,议题设置泛化下正负效应叠加,打造众声喧哗的全媒体舆论图景。舆论与技术的高度耦合推动话语权全面回归,在舆论场力量格局的再分配中走向二次分化。话语权的“贫富分化”加剧舆论场间的对立,消解官方主流话语权威;话语权的非理性使用激化社会矛盾,蚕食社会公共信任资源。重振全媒体舆论场主流话语权,务必提高媒体公共性自觉意识,打造舆论场“有限的公共领域”,探索分众化机制吸纳特殊群体,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精英。     

智能互联时代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历史、逻辑与理想

智能互联时代,算法成为视频内容集纳传播的基础。从历史上看,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可以用DV摄录和移动手机的大规模使用为节点,分“专业生产+频道传播”“大众生产+融合传播”“全民生产+平台传播”三种形态。从逻辑上看,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有以权力为核心、以算法为核心和以兴趣为核心三种形态。权力、资本、技术、兴趣的复杂关联构成了智能互联时代视频内容集纳传播的基本框架。而面向未来,视频内容的集纳传播呈现出个体趣味的重新链接、渠道形态的有机融合、传播偏向的刻意扭转、万物皆媒的场景建构四种理想形态。     

功能局限、关系嬗变与本体反思：人机传播视域下ChatGPT的应用探讨

文章基于功能、关系与本体的HMC研究框架，对ChatGPT的应用及影响进行反思与探讨。从功能维度看，ChatGPT以“拟人际传播”的形态发挥部分人际传播功能，却无法替代人际交流，其可以无限靠近“拟人化表象”,但仍具有不可克服的固化模式与不可控偏向的风险。从关系维度看，ChatGPT生成的人机关系类型能够提供人际传播无法达成的使用满足，也将扩大伦理风险；AI的社会行动者属性仅存在于现象层面，与人类行动者具有本质差别，人机传播并不能真正实现主体间关系；人机传播对平台的赋权将加剧数字隐私风险和对用户的控制力，形成“人—AI—平台”三者间的多向控制关系；人机传播以及更大范围的智能传播生态正在构建全新的网络传播逻辑，预示着未来社交媒体文化的终结与连接逻辑的嬗变。从本体维度看，逐渐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的ChatGPT要求对人的价值在哲学层面进行重思，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人与机器将走上双向影响、边界消融、互为尺度的未来。     

知识付费的媒介演进与文化影响

媒介演进催动知识社会化方式的更新,为知识付费产品和服务的热潮创造了技术条件:三阶秩序和交互界面让知识还原到无序状态,知识付费得以充分发挥"长尾效应",集结兴趣社群,通过议题设置的民主程序,实现用户和公共文化的双向建构。借由深度场景化和知识碎片化的传播实践,知识付费营造出一系列文化身份的区隔性指征,构造文化资本外溢和下移的幻象,制造情境消费的景观秀场。媒介演进形势下的新型知识付费带来的文化影响,主要包括建立起以标签化为核心的全新知识分类体系、舒缓用户群体的心理焦虑和决策压力、潜藏价值导向风险和挤占公众闲暇时间等。     

地方主流媒体短视频如何转型

移动互联网和5G技术的蓬勃发展，引领信息传播进入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给处于“央”字号新媒体和商业聚合平台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地方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更大挑战。作为宣传舆论的主力军，地方主流媒体应牢固树立视频化思维，着力推进短视频转型，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加固“底板”,以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重心、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准心，积极探索“视频化、智能化、立体化、媒介化”的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传统主流媒体“破圈”。     

哈贝马斯公共性范畴的嬗变

“公共性”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早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它就被看作是实现民主社会的重要条件.不过,此时的公共性范畴尚显稚嫩.只是在哈贝马斯的理论实现了语言学转换之后,公共性的内涵才被完全发掘出来.公共性在这期间经历了微妙的转变:从对话到交往;从批判到建构;从一元到多元.成熟的公共性在建构商议型民主社会、实现世界一体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范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