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会稽刻石》考论

会稽山是一座开创了中国王朝历史的名山;秦始皇南巡会稽山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秦《会稽刻石》有其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     

《史记》中老子韩非合传原因之疏解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老子同韩非合传及对道家、法家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的处理,学界历来对此有诸多见解,争论不断,而对司马迁将老韩合传以及将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的原因分析,要从先秦各家学术源流上进行梳理,理解道家思想的发展与分流,理解黄老思想的形成的渊源和基本特征,理解法家思想融合道家思想又将"道"作为"法"的根源,并把"法"运用于"术"等一系列问题是理清法家与道家、黄老关系的关键,也是探寻司马迁将老子韩非子合传原因的重要因素。     

《秦与楚》与华夏文明新探

张正明先生所著<秦与楚>一书,填补了先秦区域文明比较的空白,并为如何进行古代文明类型的比较研究作出了成功的典范.该书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与器中求道的学术感悟,横向与纵向结合的深度文明比较,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美文与美图融合统一等显著特点.     

《秦·火》:全球化时代地方文化发展的焦虑

《秦·火》试图呈现社火民俗,以促进地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它没有全面展示社火及其文化意义,却主要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这说明影片对社火的信心不足,期望以人情味博得目光.在发展传统文化中,文化血统论还有一定的市场.这部影片试图纠正这种认识,传播一种关于地方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新观念,吸引更多的有志者弘扬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地方文化发展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是国内各地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这些地方既想发展自己的独特文化,又担心这些文化的归属权被他人控制,从而削弱当地的文化魅力.这就是地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弘扬文化时面临的焦虑.     

韩非著《解老》《喻老》时“五千言”是否已名为《老子》———兼论司马迁判断的实在性

韩非著《解老》《喻老》时老子著作是否已名为《老子》,学界多持否定之说,此论略为武断。因为仅依帛书并不能判定此前无《老子》书名,且书名不存,《解老》《喻老》又从何而来？正确的方法是通过两部著作之文脉学理的比较与印证来确认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得知：韩非当时已有《老子》之书名,《解老》《喻老》也确为韩非所著     

《孔丛子》考证

<孔丛子>一书最初以<盘盂>作为书名,东汉以后始名<孔丛>,宋人改作<孔丛子>,当以<孔丛>为是.其书作者,旧题汉孔鲋撰,宋以后多疑后人依托,今人径称伪托.窃以为前六卷当出自孔鲋之手,第七卷为东汉时孔氏后裔补缀.其书在形成过程中被一再修润,故其文风类似东汉人.笔者发现书中所记多处不合常情常理,子思与孟子的对话更出于杜撰.对于全书内容的可信度有待通过深入辨析予以确定.     

论《易传》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兼论秦始皇焚书不及《周易》之谜

古代对《周易》不分《经》与《传》，合称之为《易》、或《周易》。秦始皇焚书不及《周易》，司马还说是因为它为卜筮之书，易言之，即是脱离政治实际的书籍，可以得到保留与豁免。如果检讨《易传》内容，这是“皮相”的说法。《周易》之所以得到豁免与保留，正是因为它能为秦代的封建专制主义服务。     

无为与无不为——韩非《解老》、《喻老》对《老子》的法家解释

文章试图从解释学角度阐述韩非《解老》、《喻老》解读《老子》所带有的法家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家解释,指出韩非的解释实际是借“无为”之名,发挥“无不为”之术,其解读特点是“以刑名为道德”、具有指实倾向,并阐述其启示,即本文与解释的关系。     

《周秦行纪》作者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周秦行纪》是中唐时期牛李党争背景下的传奇作品。学界对于其作者和成文时间的研究多有歧异。经推考,其作者当系唐代京兆韦氏京兆房族员韦瓘,韦瓘自幼与李德裕亲善,于牛李党争中属李党骨干,《周秦行纪》是其对牛党党魁牛僧孺的构陷之作。从内容和接受情况看,《周秦行纪》成文于牛李两党竞争最为激烈的文宗开成年间。《周秦行纪》版本现存有三,其中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善。     

周作人译《戚施》与《塞外》的底本考证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最早接触俄国作家契诃夫,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彼时日本译者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大多是根据英国译者罗伯特·朗的翻译集《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转译的。通过文本对比和史料佐证,可以确认收录于《域外小说集》第1册的周作人译《戚施》《塞外》的底本也来自于罗伯特·朗的英译本《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该翻译集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阅读契诃夫的一部重要资料。而周氏兄弟选择《戚施》和《塞外》的原因,就在于《戚施》反映了俄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状况、《塞外》描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二者均呈现出《域外小说集》所选小说“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的文学特征。     

《文镜秘府论》的二处原典考证

同一问题,《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引刘善经说有不同,《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论蜂腰和日本《省试诗论》所引《文笔式》一致,"文笔十病得失"的标题可能就指《文笔式》之十病得失,因此,《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当出典《文笔式》。北卷《论对属》应该是初唐时的理论,第二段起的正文可能出《笔札华梁》,但注文的作者可能是《文笔式》。     

刘台拱《论语骈枝》考证研究

乾嘉时期扬州学派代表人物刘台拱的《论语骈枝》,主要是针对前贤时彦阐释《论语》的具体状况,通过校勘、论证等方式提出不同于以往注家的辨析和观点。《论语骈枝》在前人旧注基础之上追本溯源考证疏通字义,这在《述而》《颜渊》《子路》的四个条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具体而言,《述而》“何有于我哉”与“文莫”,《颜渊》“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和《子路》“不可以作巫医”,条目内容凡所发明,旁引曲证,与经文上下吻合而无穿凿。由之可见刘台拱不局限于前人注释与训解,试图直接揭示《论语》古义与孔子本义,进而融入自己的新见。     

非子息马始秦主因的文献与文学考察——以睡简《日书·马禖篇》为中心

非子邑秦是秦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早秦研究中占有显要地位.非子邑秦的主因是非子善养马而被周孝王封“秦”,并续赢氏祀,开始了“秦赢”时代.但早期秦人有着怎样的养马实践和认识,史载语焉不详.睡简《日书·马禖篇》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早期秦人的养马观念及经验累积,实际是以西汉水——渭河牛头河流域一个特殊的区域为地缘背景,展示了早秦独有的畜牧才干.从《马禖篇》可以探究非子封于秦亭的必然因素,从而以另一个视角发现秦人由弱渐强、最终登上历史舞台并盛演一时的端倪.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在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宋代以来读书界普遍存在的因人废书倾向,但能否说就没有受到其他成见的荫蔽呢?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但具体的编撰工作,则由其门下积学之士担任。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吕氏春秋》绝非其为政指南。就《史记》、《战国策》等对吕不韦生平行事及其当政期间秦国国政的记述来看,吕不韦是一个精于权谋的“闻者”,而非励精图志的改革家。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儒林外史》故事编年及相关问题

《儒林外史》是一部故事时间跨度超越百年的小说。确定书中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及时间间隔,对于把握纷杂的情节推进,甚至了解作者写作方式、判断作品内容的真伪、作品传抄过程中的错漏都有非常的帮助。但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未有突破性的进展。本文拟从作品内容互证、明清社会事实等方面确定《儒林外史》的故事编年,并从编年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和回答章培恒等各位先生对于故事时间推进与相关情节是否扣合的问题。     

林逋《山园小梅》考证

考证林逋《山园小梅》,可明确林逋所写“山园”的清寂幽绝,所写“小梅”乃一棵孤株白梅,立在林逋隐园清浅天然的开阔溪流处,枝桠尚小,疏花初放,清幽淡远。     

《金縢》篇的文本层次及《尚书》研究相关问题

今传梅本《尚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提醒我们关注早期典籍因流传而形成的文本层次;诸本《金縢》篇的"整合"特征说明《尚书》文本存在编纂层次。典籍生成与流传过程中,受到政治社会中多种因素的作用,不断聚存着共时与历时的痕迹,其文本呈现出多层次性。从形成过程来看,构成《金縢》篇的三个部分,就其转写程度来看,第一部分祷病祝册记录近乎周初文献,第三部分关于因天灾而发匮及迎回周公的记录部分据旧史官所录而有所损益,第二部分是为了衔接一、三部分的记录,故转写比较严重,已不类记言之《书》体。形成后的文本在其流传过程中,亦会出现历时性变化,形成新的文本层次。这些层次主要呈现在诸本之间的异文差异上,同时异文内部也表现出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