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产业渗透赋能全球价值链重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将2012—2022年47个国家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产业渗透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切实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实现全球价值链重构,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通过合理配置创新要素与促进颠覆式技术创新,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间接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受贸易开放度的影响,数字产业渗透与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的关系呈现非线性特征。据此,提出扩大数字产业发展规模、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方案、强化颠覆式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与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格局提供支撑。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对能源消耗水平影响的测度——基于中国39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制造业服务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制造业不断加大服务要素投入,逐步降低对能源消耗的需求和依赖.然而,从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耗强度及总量的发展趋势看,现阶段制造业服务化虽带来全球价值链行业分工地位的改变,但并未显著减少我国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反而对制造业行业上游度产生反向调节作用,服务化转型的能耗总量不降反升.事实上,能源消耗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受到各部门要素密集度、服务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异质性等的影响.在制造业服务化引发价值链分工位置变化的初期,规模扩张带来的能源消耗增量会抵消制造业服务化的能耗减量效应.下一阶段,制造业应注重与新兴生产性服务要素相融合,对不同企业实施差异化扶植政策,抢抓新基建、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以激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向促进作用,触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靶向路径

价值链韧性具体表现为吸收逆境冲击的免疫力,或通过调整适应而迅速恢复系统冲击前发展路径的适应性修复力,抑或是转向一条更优发展路径的创造性破坏力,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成为后疫情时代价值链安全治理的主攻方向。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渗透和融合,不断重构国际产业分工布局,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演进,成为锻造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强劲动能。数字经济赋能过程呈现主体广泛、类型多样和过程复杂的鲜明特性,牵涉数据要素层面的“潜能—风险”、数字平台层面的“优势—垄断”以及数字技术层面的“引领—异化”三组对立统一的张力关系。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表现为“提升—破坏”双向作用机制,其中,韧性提升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正向赋能效应;韧性破坏机制包括数据风险、平台垄断和技术异化的负向赋“能”效应。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着力提升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治理能力,亟须从“数据—平台—技术”三方面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为我国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红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强劲推力。     

RTA服务开放网络影响了服务业GVC网络吗？

服务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促进了以服务为投入和产出的全球价值链的兴起,而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通过RTA渠道来实现区域内更高水平的服务开放。基于WTO-RTA贸易协定和OECD-TiVA增加值数据构建了RTA服务开放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双网络,研究了RTA服务开放网络的构成与变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RTA服务开放网络形成对全球服务价值链的布局有重要的影响;连接多个服务型RTA社群的高中介中心性国家在RTA服务开放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有助于确立其在服务业GVC网络中的核心位置;区分行业异质性发现,RTA服务开放网络的形成与演变无论对生产性还是生活性服务子网络的分布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一国在RTA服务开放网络的轴心地位的提升主要促进了其在生产性服务价值链网络中地位的升高。     

中韩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衡量——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Koopman等提出的"GVC位置指数"和"GVC参与度指数"从增加值贸易角度测算比较了1995-2011年期间,中韩两国出口贸易整体和不同技术层次的制造业行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参与程度及其动态演变过程。结果显示,中国已较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虽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国内间接增加值出口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其贡献度逐年增加,并且具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韩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上游位置,但在部分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且具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数字监管异质性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加之制度环境、数字基础水平以及经济利益诉求的不同,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数字监管政策非协调性不断增强。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利用中国与49个贸易伙伴国2014—2019年的分行业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监管异质性会抑制中国在“共轭环流”分工格局下枢纽地位的提升。在发达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摆脱长期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国际分工现状,实现价值链升级;而在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则会削弱中国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力,不利于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通过与贸易伙伴国签订数字合作协议,能有效地缓解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枢纽地位产生的逆向冲击,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提高中国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话语权。     

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数字科技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具有“双刃剑”作用。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条所面临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沟，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细化分工、深度延展。但数字科技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简化工序流程，导致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扁平化等特征。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未来全球价值链将表现出以下重构趋势：产业回流引发纵向收缩，区域合作导致横向延展；“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链延展，“产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字空间内扩散；“链主”企业实施的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是推动不同价值链展现出差异化重构走向的微观基础。有鉴于此，中国须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建，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凸显中国数字优势的区域价值链。     

投入服务化的双重效应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随着全球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度不断提高,服务要素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愈发显著。基于混合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检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已经跨越“服务化陷阱”,继续增强投入服务化将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投入服务化的价值链驱动存在明显的双重效应,即国内来源投入服务化的增强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国外来源投入服务化增强则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明显抑制效应。这种双重效应表明,只有推进价值链全球治理体系从发达国家单一主导结构向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体系转变,才能积极化解全球价值链风险,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将中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整体嵌入RCEP区域分工,有利于突破中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的现实困境。以投入服务化促进制造业发展,必须实现投入服务化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科学转换。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如何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过程中兼顾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本文使用中国2003—2015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同时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导致了自身的环境恶化。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一方面可以缓解本地区的雾霾污染,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污染的跨城市转移。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环境规制之间存在负向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全球价值链嵌入带来的雾霾污染。此外,将样本按照城镇化程度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城镇化程度不同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不同。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出口产品质量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00—2011年中国微观数据考察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高,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提升效果在私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技术和高竞争行业企业中更强,且直接的、国外的、发达国家的服务投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大。基于不同服务部门的实证研究发现,邮电通信、金融服务化能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交通运输、商务、批发零售服务化则无显著影响甚至会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研究结论为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研究——基于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

建构于传统制造业基础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不适用于新兴的数字创意产业,亟须进行理论范式创新。数字创意产业是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驱动的新型业态,与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至少在研发、生产、产品、审查、营销、物流、消费、特征效应与生命周期等十个方面存在关键区别,并且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具有衍生效应、共享效应、嫁接效应和外溢效应,由此决定一旦某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被他国“俘获”或“低端锁定”,该国未来产业竞争力将被牢牢控制。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立方体模型的研究发现,对于NVC高成熟度的数字创意细分行业应采取市场优先、成本领先和兼并收购三大“主动出击型”战略;对于NVC低成熟度行业而言,应根据GVC成熟度和行业成熟度采取相适应的战略,逐步提升数字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进而确立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主导者的战略地位。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利用TiVA最新数据库以及2009—2018年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有效提高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这意味着低端嵌入不利于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拐点”后的中高端嵌入才能够明显改善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识别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和抑制的双重影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机制实现;抑制作用主要通过低端锁定效应和吸收门槛效应两个机制实现。因此,中国应该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的机遇,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积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政府科研投入与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提升

随着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加剧,高端服务业价值链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从理论上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采用2006—2016年全球40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差分GMM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内在机理,并结合门限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政府科研投入水平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了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提升。进一步将政府科研投入水平纳入总样本门限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当政府科研投入占GDP比重低于0.37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高于0.37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促进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地位。在此基础上,提出助推中国高端服务业价值链升级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数字经济直接驱动、金融支撑、技术投入驱动和要素禀赋驱动等.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促进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即上游地区影响较为显著,中下游次之.要强化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需要协调区域发展共同推进产业数字化、鼓励科研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要素禀赋增强产业升级活力.     

数字经济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如何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并实现产业升级问题,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构建反映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微观机理上看,数字经济是通过增强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渠道助推了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成长性较低企业、制造业和非高技术产业、财政自主度较高和制度质量较低地区的子样本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综合来看,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以自主创新能力、价值链位置攀升和经营效率所综合体现的企业转型升级。最后指出,我国应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加速传统实体企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同时应避免“企业数字鸿沟”,为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企业价值链攀升提供新的路径。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价值构成、分工演进及决定因素——基于增加值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时代,数字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新赛道。基于WIOD提供的最新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实证计量模型,从增加值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价值构成、分工演进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及其比重迅速攀升,进口国外数字中间服务增加值规模及比重呈现出显著的下降态势;中国数字中间服务出口间接增加值规模总体上大于进口国外数字中间服务增加值;中国主要以后向参与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呈现出先降后升趋势,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垂直专业化、FDI、R&D、数字基础设施质量、制造业出口规模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增加值及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服务发展水平和贸易渗透率对二者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最后,针对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我国工业行业出口多样化变迁及其生产率效应研究

采用细分的出口产品数据,结合修正的Feenstra方法度量了我国1993-2009年间工业行业出口多样化.我国工业行业的总体出口多样化有明显上升,相对出口多样化大于或等于1的行业从1993年7个增加到2009年的14个;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多样化水平相对要高于资源或劳动密集型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出口多样化的年度平均最高,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烟草加工业等出口多样化年度平均值相对最低.进一步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发现我国行业出口多样化显著促进了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与行业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技术采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估计

文章尝试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估计中考虑技术采用异质性，利用基于固定效应的有限混合模型，解决企业TFP估计中的内生性和异质性问题。该方法从条件极大似然视角出发，将固定效应与有限混合模型有机结合，应用机器学习中的EM算法，在完成对企业TFP估计的同时，实现对企业技术采用类型的识别。将该方法应用于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行业内存在2-5种技术采用类型，技术采用对企业TFP影响幅度在20%左右，样本期内各行业中高技术采用企业所占比例逐步上升。分行业看，高技术采用企业TFP水平较低，但增长率较高，低技术采用企业TFP较高，但增长率较低；分所有制看，国有企业并不一定是相对低效的，其效率的改进更多来源于低技术企业的技术升级；分区域看，样本期末东部发展相对较慢，主要是其他地区低技术采用企业技术升级造成的。由此看出，基于技术采用异质性对TFP进行测算，有助于高质量发展主题下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RCEP对我国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视角

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总量快速增长,成为推动我国涉外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构建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研究RCEP生效实施后成员国关税等贸易成本大幅下降对全球价值链格局、我国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RCEP生效实施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化;中国的上游化程度微弱上升,下游化程度显著提高;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上游程度和下游程度同时上升,其中上升幅度最为显著的是电脑、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RCEP的落实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各国贸易的发展,但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此,我国应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形成区域性的国际大循环;完善区域贸易规则体系,推动国际秩序体系的构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并妥善处理协调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和稳就业关系。     

对外开放、技术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半参数估计

本文从技术差距的视角研究对外开放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文章选取我国2002-2011年26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半参数估计方法,考察经济开放度和技术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对外开放以及合理的技术差距会显著促进我国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这种促进作用明显加强;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差距存在显著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和研发投入比例较大的行业,对外开放和合理的技术差距两者对行业技术进步的促进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