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研究——基于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

建构于传统制造业基础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不适用于新兴的数字创意产业,亟须进行理论范式创新。数字创意产业是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驱动的新型业态,与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至少在研发、生产、产品、审查、营销、物流、消费、特征效应与生命周期等十个方面存在关键区别,并且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具有衍生效应、共享效应、嫁接效应和外溢效应,由此决定一旦某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被他国“俘获”或“低端锁定”,该国未来产业竞争力将被牢牢控制。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立方体模型的研究发现,对于NVC高成熟度的数字创意细分行业应采取市场优先、成本领先和兼并收购三大“主动出击型”战略;对于NVC低成熟度行业而言,应根据GVC成熟度和行业成熟度采取相适应的战略,逐步提升数字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进而确立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主导者的战略地位。     

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靶向路径

价值链韧性具体表现为吸收逆境冲击的免疫力,或通过调整适应而迅速恢复系统冲击前发展路径的适应性修复力,抑或是转向一条更优发展路径的创造性破坏力,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成为后疫情时代价值链安全治理的主攻方向。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渗透和融合,不断重构国际产业分工布局,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演进,成为锻造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强劲动能。数字经济赋能过程呈现主体广泛、类型多样和过程复杂的鲜明特性,牵涉数据要素层面的“潜能—风险”、数字平台层面的“优势—垄断”以及数字技术层面的“引领—异化”三组对立统一的张力关系。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表现为“提升—破坏”双向作用机制,其中,韧性提升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正向赋能效应;韧性破坏机制包括数据风险、平台垄断和技术异化的负向赋“能”效应。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着力提升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治理能力,亟须从“数据—平台—技术”三方面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为我国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红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强劲推力。     

投入服务化的双重效应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随着全球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度不断提高,服务要素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愈发显著。基于混合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检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已经跨越“服务化陷阱”,继续增强投入服务化将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投入服务化的价值链驱动存在明显的双重效应,即国内来源投入服务化的增强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国外来源投入服务化增强则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明显抑制效应。这种双重效应表明,只有推进价值链全球治理体系从发达国家单一主导结构向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体系转变,才能积极化解全球价值链风险,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将中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整体嵌入RCEP区域分工,有利于突破中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的现实困境。以投入服务化促进制造业发展,必须实现投入服务化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科学转换。     

数字产业渗透赋能全球价值链重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将2012—2022年47个国家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产业渗透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切实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实现全球价值链重构,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通过合理配置创新要素与促进颠覆式技术创新,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间接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受贸易开放度的影响,数字产业渗透与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的关系呈现非线性特征。据此,提出扩大数字产业发展规模、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方案、强化颠覆式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与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格局提供支撑。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攀升全球产业链的路径分析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审视,并结合中国典型的服务外包聚集地——宁波的服务外包产业进行价值链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粗具规模,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实力并不强,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为了真正摆脱“低端道路”的束缚,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必须努力寻求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服务外包发展道路。通过培养适合服务外包企业发展需要的实用技能型人才,培育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高端环节的大企业,以及发挥上海、北京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辐射作用,可以使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尽快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如何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过程中兼顾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本文使用中国2003—2015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同时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导致了自身的环境恶化。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一方面可以缓解本地区的雾霾污染,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污染的跨城市转移。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环境规制之间存在负向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全球价值链嵌入带来的雾霾污染。此外,将样本按照城镇化程度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城镇化程度不同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不同。     

知识产权贸易何以促进“双循环”有效联动

知识产权贸易作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表征之一,不仅对推动国内和国际循环水平的“双提升”有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知识产权贸易不仅可以通过推动诸如专利、技术和品牌等高端要素跨国流动而产生直接促进作用,而且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中,还可以通过网络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而产生间接作用。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证实了上述理论预期,并且发现,知识产权贸易对双循环有效联动的促进效应,在RCEP国家和非RCEP国家都能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必须从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出发,完善政策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区域合作和国际协调,全面推动我国知识产权贸易高质量发展。     

全球视野的价值链竞合与体系重构

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动态交互使得价值链体系中存在较为复杂的竞合关系。面对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我国企业必须开始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重构国内价值链的升级模式转换,寻求新的突破来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在国内价值链重构中,企业可以通过向上游延伸、双向延伸和向下游延伸三条路径向高附加值环节演进。     

数字经济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如何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并实现产业升级问题,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构建反映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微观机理上看,数字经济是通过增强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渠道助推了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成长性较低企业、制造业和非高技术产业、财政自主度较高和制度质量较低地区的子样本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综合来看,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以自主创新能力、价值链位置攀升和经营效率所综合体现的企业转型升级。最后指出,我国应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加速传统实体企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同时应避免“企业数字鸿沟”,为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企业价值链攀升提供新的路径。     

数字监管异质性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加之制度环境、数字基础水平以及经济利益诉求的不同,造成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数字监管政策非协调性不断增强。基于“共轭环流”分工理论,利用中国与49个贸易伙伴国2014—2019年的分行业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监管异质性会抑制中国在“共轭环流”分工格局下枢纽地位的提升。在发达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摆脱长期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国际分工现状,实现价值链升级;而在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中,数字监管异质性则会削弱中国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力,不利于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共同进步。通过与贸易伙伴国签订数字合作协议,能有效地缓解数字监管异质性对中国枢纽地位产生的逆向冲击,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提高中国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话语权。     

制度环境、区域“攀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

制度环境变迁除了直接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外,还可能会通过区域“攀比”效应来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其路径机制主要包括产业集聚效应与偏向效应。基于2005—2019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区域“攀比”在制度环境变迁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存在单门槛效应,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规律。区域政府应深化区域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制度环境变迁效能,同时激发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正向中介效应,促使三者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区域政府应深入研判自身与市场的关系,开展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另一方面,遵循共商共建原则,强化区域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力度,打造形成具备国际化竞争力的开放型创新体系,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基本驱动效能。     

“海归”高管与中国数字产业技术创新

在海外人才大规模回流与中国数字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使用2007—2020年沪深A股数字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海归”高管对我国数字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能够显著促进我国数字产业技术创新,同时,该作用具有异质性,会受到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不仅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员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强度促进数字产业技术创新,而且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周边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海归”高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和数字技术使用程度的增加。研究结论从人力资本角度揭示了我国数字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力,为吸引海外人才而改善国内制度环境,进而促进我国数字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中国体育用品产业价值链提升研究

中国体育用品占全球出口的65%以上,但处于价值链低端,如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成为行业发展的主要课题。文章根据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生产和出口数据,分析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在国际价值链的地位;根据价值链相关理论,提出了提升中国体育用品产业价值链地位的对策。     

数字经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一业带百业”效应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全方位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年至2020年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相关数据,分别构建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各地区数字经济以及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针对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以及强化数字文化金融支撑等方面,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构建扬子江创意城市群的内生动力与成长策略

江苏首创建设扬子江创意城市群,这是一种新的制度型创新和地域生产力结构优化的前瞻性探索,是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群”的必然担当,是主动参与全球竞争并介入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战略创新。城市发展需要一个具有“人文区位”价值空间的基础,即城市人文区位的“城市文化资本”属性。江苏沿江八市以长江为“轴”和纽带,虽然隔江相望,但是都已经提出全面跨江发展的具体要求和战略,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在地域生产结构和格局上,以南京和苏州作为沿江八市城市群中的两个“发展极”,形成了一个在空间区位上具有特殊优势、在文化地理空间又有共性——“江南文化”作为同一性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一个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群的地域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创意产业的“淬火”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创造高质量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带)关系,形成一个被发现、被创意和被整合创新的区域性经济文化共同体,构筑高端产业发展的世界级创意产业城市群。     

我国创意产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及效应分析

高附加值、强渗透力的创意产业,通过嵌入制造业的多个环节,能够拓展与深化制造业价值链,实现二者有效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实证研究发现,创意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运行绩效和竞争力水平.随着创意产业自身发展,这种作用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实现创意产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是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目前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许多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在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下不得不接受的选择,但发达国家在其处于落后地位时拒绝融入领先国家的全球商品链并创造本国高端产业而崛起的历史经验说明,中国通过廉价劳动力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并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目前的东亚分工格局中,中国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是不可能再像历史上从英国到韩国那样富国裕民的。目前,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外部生存空间正在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挤压,东亚分工格局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战略将为改变其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不利地位提供历史机遇。以内需为核心和高端产业价值链为龙头,重新构建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是中国可以作出的一种重大选择。但是,由于中国已经通过产业价值链低端深深地嵌入到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之中,这种选择无疑将是一种艰难的抉择。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我国电影产业升级研究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发展的新兴理论。本文立足于我国电影产业的研究,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我国电影产业价值链的构建模式及其特征,指出我国电影产业价值链存在的核心问题,探讨全球价值链下我国电影产业升级的策略和路径。     

价值链视角下福建渔业产业升级机制研究

长期以来,福建渔业通过从事养殖和初级加工等环节的任务嵌入产业垂直分工体制之中,渔业经济发展呈现低端化特征,渔业产业优化升级需求较为迫切。文章运用价值链理论,结合福建渔业产业发展特点,从渔业产业升级的主体、驱动力、实现路径及策略选择等方面探索地方渔业产业的升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