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超越的未知数——当“超越”与现象学邂逅的时候

形而上学的超越就是关于存在者的本质之维和实存之维的追问;现象学以“回到事情本身”的姿态为自身开辟道路。现象学视域中的“超越”有这些取向：只有进行着的体验和其所构成者才能被视为真实的东西,由此可以回溯到原初的奠基者;“人”基于本己的有限性和可能性而作出本真的决断;就趋向于神圣物的人而言,他是超越自身和所有其他生物的存在者;其超越意味着对最高价值的仰承;人是那进行着超越活动的未知数。     

本质与实存——西方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路线

本文尝试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出发 ,根据“本质—先验”之问与“实存—超验”之问的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结构来清理作为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的路线。本文认为 ,作为西方形而上学史上的一条隐线 ,实存哲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但后世的阐释重点多半落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 (本质 )—范畴论上 ;至于他的个体实现之论 ,则在中古哲学中被转化为神性作用—现实论 ,并进一步在近代哲学中被纳入主体—客体现实论之中。近世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潮中的实存哲学倾向未能形成气候。而自谢林以降 ,通常所谓的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把实存问题与意志、情绪等内在因素联系在一起 ,其反本质主义形而上学传统的动机日益彰现 ,终于在 2 0世纪上半叶成就了实存哲学—实存主义主潮。     

存在论、根据律与体用论的形而上学

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固定了的解释,试图从最高的和最普遍的根据去把握存在者,这种把握决定了何物能够作为世内存在者显现,即从“存在”（是,being）决定了何物之实存（exist）。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把握只是存在之理解的一条路径,因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可能。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建构性的体系,更是一种可能的对物之理解和把握的方式。     

论马克思的本体论重建及其意义

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表明,本体论经历了一个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其实质在于本质主义的建构原则被实存主义所代替.马克思所从事的本体论重建工作,不仅超越了本质主义路径,也超越了实存主义路径.其实践本体论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从哲学的原初基础角度给出了本质与实存之矛盾赖以展现的内在理由,并把这一矛盾的解决诉诸历史的展开及其完成.哲学因此由思辨的建构变成了历史的展现问题.这正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最深刻意义所在.     

直观与被给予性——马里翁论胡塞尔的“一切原则之原则”

马里翁在其著作中对胡塞尔的“一切原则之原则”进行了深入讨论。一方面，他指出该原则解放了现象性。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该原则使得直观成为现象性的尺度，进而对现象性造成了如下诸多限制：第一，直观使自身成为显现的唯一形式；第二，以意向性为基本特征的直观使得现象性被还原成对象性，使得现象处于视域和自我的限制之下；第三，直观在本质上是可能匮乏的，并且事实上是匮乏的，这导致显现的现象也是贫乏的；第四，“一切原则之原则”脱离了还原，进而失去了现象学的严格性。在此基础上，马里翁通过发掘被给予性和还原的作用，提出了“还原越多，给予越多”这个原则，从而超越了“一切原则之原则”，通向被给予性的现象学。     

施泰因论自我的个体化

现象学家们大都在“自我”这个主题上倾注过心力.在施泰因早期现象学中,有关“个体自我”的现象学构造或者“自我”的“个体化”问题构成其现象学的核心主题之一.“个体自我”的现象学构造的出发点是纯粹自我,但惟有通过“心理物理”之“身体”,“自我”的“个体化”才得以保证.这种被构造起来的“个体一般”在现象学意义上就是心理物理之统一.     

海德格尔对自由问题的四种论述

对自由的考察贯穿于海德格尔哲学运思的始终.在海德格尔那里,自由起初被揭示为此在向世界的超越,并显明自身为源始的根据.随着存在之思的转向,自由问题相应地由存在之真理来入思,并最终被显示为本有居有中澄明的自由之境.海德格尔的追问呈现出在本质上关联于存在的自由的本然事态,作为本有之居有运作的源始自由乃是与存在、真理相等深的"原事件",形而上学的自发性自由概念即奠基于此.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超越”——兼论中西哲学“精神超越”的相异与会通

中西哲学同主张“精神超越”,但在理论形式上却有重大差异。其根源在于,其一,中西哲学对“形而上”的理解有重要的不同在西方哲学中是实体的形而上学;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则是境界的形而上学。其二,西方人把“天道”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存在,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天道,目的在于把握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性;中国传统哲学是从价值论、主体论的角度理解天道,旨在以天道的必然性来证明人道的必然性,以天道的合理性来确定人道的合理性。     

与他人共在的源初方式——亨利关于与情的物质现象学研究

亨利在其生命现象学或物质现象学体系中为他人问题提供了新的现象学描述.与胡塞尔为代表的意识哲学家把“我”与他人关系的本质归于知觉主体间性不同,亨利认为一切可能的共同体所共有的真实本质是生命.一方面,作为根本上异于表象的源初显现方式,生命通过在自身之中绝对内在的、持续不断的动情来显现自身及向自身显现;另一方面,“我”与他人都在生命之中并通过生命而显现其自身,共同体中众成员的自身显现同时也是生命的自身显现.“我”通过绝对内在的自身显现成为个体,他人亦然.最终,“我”与他人因共享同一内在的本质而“与情”,与情是一切可设想的共同体的最普遍的形式.     

“显现”概念的现象学位移：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阿伦特

“显现”概念是胡塞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现象学最直接的交汇点,他们都将“现象”的原初意义理解为“自身显现”,这既体现了三者在“回到事实本身”问题上的一脉相承性,也彰显了现象学理论谱系的相互关联性。但他们对显现内容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又充分体现了他们各自理论的自足性。胡塞尔强调“纯粹意识”之显现,将“什么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转换为“如何显现”的现象学问题,开创了现象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海德格尔强调“存在者自身之显现”,将“现象”从意识领域拓展至整个存在者领域,实现了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而阿伦特则强调“人之复多性的显现”,揭示了现象学所隐含的公共维度,实现了现象学的政治转向。     

“沉思”的形上性与非形上性——兼论“形而上学”与“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沉思”具有“形上之道”的性质，即关涉纯粹理性的沉思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唯有少数人才可能享有的神性至福。但是“沉思”并不具有西方哲学严格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自然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退而言之。与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道德律”相反。不可普遍化的“沉思”也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范畴。“沉思”的形上性和非形上性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Fuge：海德格尔的世界问题

海德格尔区分世界为“周围、共在与自身”三重结构要素，并在“自然”的自身遮蔽与“自身性”的敞开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让事实性的生命经验在世界整体的边缘域构成、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及世界与物的区分中层层展开。其效果在于一方面能在裂缝(die Fuge)中接受存在的被给与，另一方面又不偏袒地与历史世界发生嵌合(der Fug)关系——“Fuge”一词正是这一“张力”的反映，以此来拯救世界与哲学的危机，从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     

从西方现代现象学看中国唯识论

中国的唯识论与西方现象学有着共通之处:现象学的主体“意向性”理论与唯识论的“作意”,都提出了意识如何主动实现对对象的认知动因;现象学的“敞开－遮蔽”的辩证结构与唯识论的“种子论”,都体现了本体在意识中显现的过程;现象学通过“先验自我”,唯识论通过“我执”,都达到了对本体的“消解之消解”。     

出离存在--列维纳斯的现象学初论

与德国现象学相比较,法国现象学中有一种从本质到实存的转变。作为法国现象学的始作俑者,列维纳斯所带进的本来就是海德格尔式的胡塞尔现象学,但在列维纳斯本人这里有一个出离胡塞尔的意向性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历程。从《论逃离》到《从存在到存在者》,列维纳斯始终是在现象学和存在论的内部进行着反叛。当他要出离存在并重见胡塞尔的现象学阳光时,出现的却是列维纳斯本人的现象学世界。     

胡塞尔现象学中无形式本质学说

胡塞尔现象学的重点在于意识的意向性理论，即研究在原来的被给予方式上，意向行为在对“对象种类的一般规定性”的原本性朝向过程。就此而言，现象学可视为有关意向行为和意向对象的关系问题，但是，当涉及“纯粹本质”领域时，本质以及在意向性领域中的本质等问题成为其至关重要的前提。若把现象学视为本质论，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把本质的属性及其地位确定下来。在现象学中，意识行为的持征不依赖于偶然出现的经验被给予性。“本质”的对象可不附于确定的事实。在意向性领域中，对象的种类和其被给予方式与相应的构造此对象的意向行为的普…     

康德“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评介

“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旨在分析知性自身的能力,以便从中寻找纯粹知性概念。这种演绎占据了“概念分析论”的第一章,其原标题是“发现知性的一切纯粹概念的线索”。康德提出和解决这一课题与休谟的提示直接有关。     

自我的消解与确立——康德“先验自我”研究

旨在为形而上学重新奠基的康德所而临的严峻挑战来自休谟彻底的经验主义。康德所开辟的先验路径可谓是前无古人从“我思”命题入手,通过区分“未定知觉”与“已定知觉”,先验地消解“自我实体”;并抓住逻辑说明与玄学规定的区别揭示出理性心理学循环论证的背谬,他证明,“我思”绝不包含“我为实体”,“我”仅仅是思维之所以可能的“先验形式”。作为伴随一切概念的原始统觉的“先验自我”第一次被如此确立起来,对象的存在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由此而获得一种新的牢固基础,“哥白尼革命”的支点正在于此。     

竹内好的鲁迅论:一种着眼于存在之基本问题的现象学式的解读

竹内好的鲁迅论从根本上来说是现象学式的。他从"无"的根源出发将鲁迅定义为自觉的文学者。在他那里,这个所谓的"无"对鲁迅的文学及其整个文学性的存在本身来说始终具有一种根源性意义;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只是在对各种形而上学观念和意识形态实施了一种现象学式的悬搁之后,或者说是在抛弃了这些东西之后,鲁迅文学才真正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种悬搁或抛弃同时也意味着对自身当下现实的整体性承担。在竹内好看来,鲁迅就是在这种抛弃与承担中形成了关乎其自身之存在的文学者气质,并在种种现实性论争中使他那生成于"无"之本源中的文学,获得了其真正的具体现实性存在。同时贯穿在其整个鲁迅研究中的,是竹内好对文学本身之存在本质的一种具有存在论深度的现象学思考:只有当其在一种存在论-现象学的意义上是由存在本身来规定并由此而与之有一种内在的本质关联的时候,文学本身才是可能的。这一点在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中始终具有一种主导性意义。     

“文学终结”之后的文学理论何处去？

随着影像文化兴盛而促发的"文学终结"之说,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命运前途的思考:以探究文学的本质为旨归的文学理论是否也会随之走向终结?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本质进行反思,是一种对所有批评实践的预设进行质疑、发问的"元批评"视角。我们从这种"元话语"视角出发,一方面从存在论角度对文学的本质进行探究,揭橥了逻各斯定义这种传统把握本质方式的限度,并试图以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来超越这一限度,这一探究路径最终促使转向对文学进行功能性界定。由于存在论视域本身固有的盲点和局限,我们从存在论转向实存论,将文学的本质作为实存概念来把握。这种从实存论出发把握本质的方式,最为典型的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概念,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释模型不仅有效避免了本质主义和任意随机性的两难选择,同时也走出了存在论视域解释学循环的痼疾。     

马克思与施蒂纳建构主体哲学的逻辑进路分歧

作为同时代的形而上学批判者，马克思与施蒂纳面临同一启蒙困境，试图将“人”从普遍原则的高处复归现实，但却建构了截然不同的主体哲学。相较于施蒂纳批判形而上学“抽象人性论”的逻辑进路，马克思拒斥极端的主观设定而从现实社会实践出发确证人，批判超历史的虚无而以社会历史视域还原人；驳斥“利己主义者现象学”而从社会生产方式入手考察人；抨击唯心主义个人暴动而以社会革命的现实手段解放人。社会历史性是马克思超越施蒂纳人学理论及一切形而上学“抽象人性论”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