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景象社会”——基于“表现”到“景象”逻辑生成的批判性考察

依照马克思的看法,表现形式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事物本身;表现形式不断发展最终构成了统治人们生活的抽象形式并获得了永恒性的外观。反观德波在论及景象时无疑承接了表现这个概念。马克思指认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被德波再次颠倒,即将物推导到外观形象的层面。景象自身构建了一个伪世界,人们在其中以奴为主,德波对此批判与变革的方案最终求助于日常生活的艺术实践,这显然是过分夸大了从占有到显现的过程,从而否定了当今社会依然需要从资本—阶级的关联来建构革命主体。     

试析“红色经典”再生产对公民的询唤

只有厘清特定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本真何谓和意欲何为,才能在多维价值阐释中作出评判。原初红色经典的价值诉求使它在人民性维度上达到了时代高度,其后的再生产在各种力量介入和新崛起阶层的诉求下,试图在个体性维度上有所突破,但因缺乏思想支撑和本体论高度,对个人的理解是平面化的,反而落在时代高度之下。作为一个文学类型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因凸显时代强音,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功能。惟能有效应对挑战,红色经典再生产才有可持续性。     

“信仰”之思

本文是对“信仰”范畴较为系统的思考和研究。首先说明了“相信”、“信念”、“信仰”的内在递进关系 ,其次指出了信仰是人对世界的认同和精神的掌握方式 ,论述了信仰与终极关怀和现实关切的关系 ,最后揭示了科学信仰与宗教信仰的相通和相异之处     

解读“信仰”——由不宜提“马克思主义信仰”引发的思考

进入21世纪,有学者认为“信仰”乃宗教用语且为西方独有,中国没有信仰的历史和传统,故不宜使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提法.主张用“马克思主义信念”取代“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使用.一字之差,关乎是否应该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阵地的问题.尽管“信仰”和“信念”并非性质对立的概念,也有着意蕴上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二者的区别却是不容忽视的.更为重要的是, “信仰”非狭义宗教独有,更非西方独有.用“马克思主义信念”取代“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不足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伟大性,反而容易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否适宜的困惑,并因此而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     

论《淮南子》的“真人”信仰及其证明

《淮南子》存在着非常确定的神仙信仰。它没有直接使用神仙一词,但其至人、大丈夫及真人与道合一后所具有的永恒性、无限能力性与超越性的神性特征无疑就是神仙。《淮南子》以神话和阴阳气感应论证明了神仙的实有性,也为其神仙信仰提供了理论基础。《淮南子》之道秉承于老庄之道,并进一步神秘化,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明显宗教性的神仙道家思想。     

《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研究

1832年至1851年由美国传教士发行的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中国研究作品,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的各个方面,在西方学术界重新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作品,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考察19世纪中期来华西方人士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认识.通过这些作品,作者们向其西方读者展示了这个古老的、封闭的东方大国人民的性格,塑造了一个以偶像崇拜和迷信为主要精神特征的民族的形象.这无疑是一种消极的形象,反映了当时西方各界对中国人的基本看法.联系到自18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方对中国认识与评价的根本性转折,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丛报>的研究、观察和评论是这一长期趋势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西方学术文化界正在建构中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网络在中国本土的一个节点.     

由“私”及“公”：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的公共生活——河北龙牌庙会的个案研究

在不少学者眼里,在公共事务迅速衰落、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的当代中国乡村,共有的民间信仰和庙会却在很多地方成了公共动员的有效力量。在学界颇具盛名的龙牌信仰个案中,追寻一己（家）之福的民间信仰通过信众的许愿—还愿行为和神明恩威并举的灵验传闻,有效促成了乡民对庙会这一村落公共生活的参与。不过,这种公共生活的动力更多在于乡民对私利的重视,而非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只能被视为涂尔干意义上“机械的公共生活”,其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以及当代乡村民主自治所要求的乡村公民文化仍有很长一段距离。     

制度、信仰与思维方式:两汉《左传》命运之再考察

汉代<左传>的地位经历了巨大的转折,西汉时,它是受到官方排斥的私学;在东汉,它的地位逐渐上升,最终成为对<春秋>的权威解释.它受到排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它始终达不到学官争立的标准;其次,它对<春秋>的解释与汉人对孔子与<春秋>的普遍信仰相去甚远.而它在东汉时地位的逐渐上升,则主要得益于东汉学术思维方式的转变.     

论《杂志》对张爱玲“经典化”的意义

张爱玲与《杂志》之间的亲密合作是上海沦陷时期其他文学期刊无法企及的。相对于《万象》有意规训张爱玲创作之路而言,《杂志》则是精心呵护与培育作为新星的张爱玲,这在一定意义上给了张爱玲更大的文学空间。《杂志》的“热捧”与顺畅的传播渠道是张爱玲“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作家与期刊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了令人羡慕的地步。     

论西王母信仰“东方起源”并“秋尝仪式”说之不成立——与刘宗迪博士商榷

刘宗迪博士以汉末"传西王母筹"运动发端于关东为据,提出西王母信仰或神话发源于我国东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其所说《管子》中《轻重己第八十五》中有关"夏至,而麦熟"、"天子祀于太宗"、"出祭王母"的记载也不能作为西王母信仰或神话源于我国东部的根据。仔细推敲,其"西王母信仰源于上古时代的秋尝仪式"、"西王母的原型则是秋尝仪式上祭拜的祖妣之神"的观点也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形象塑造与民间关帝信仰之心理接受探析

在民间,关帝信仰由来已久,《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关羽形象进一步增强了民间对关帝信仰的心理接受。本文从两个方面来叙述:《三国演义》中关羽的重义品格增强了百姓的英雄崇拜心理;《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性格弱点符合民众正反同体的心理。因此,当三国演义广泛流传后,更扩展了社会上的关羽崇拜。     

透视人性与社会之“恶”——论翁新华《的哥麦碗》

人性与社会之“恶”的透视是贯穿翁新华的中篇小说《的哥麦碗》的一条主线。小说通过的士司机麦碗这一人物及其经历披露了人性和社会现实之“恶”的缠绵景象,而这种景象呈现出“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和“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新逻辑。纵观翁新华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的哥麦碗》这一小说不仅体现了作者创作的深刻,而且反映了当代文学创作的现实走向。     

在“传统”与“发明”之间:关公信仰的社会文化功能演变

在当下,诸多传统文化被重新"发明",关公信仰作为关帝故里"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在以"关公牵线、旅游搭台、经贸结亲"为主格局的关公文化经济模式中被重新"发明",其社会文化功能在历史承继的基础上,也发生着当代的传统发明。透过这些社会文化功能演变,可以发现只有发生"在地化"的关公信仰,才能使关公信仰得以保持"原真性"而普遍流行。这一观点也可以推广到对于凡能体现统一国家历史的诸多神圣文化现象的研究之中。     

物化的信仰与幻象建构的社会现实--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解读

本文主要讨论了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一书中的物化信仰问题.在这个拉康式的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那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成了拉康式的物化信仰指认,这种物化信仰支撑着意识形态幻象,而幻象则缝合着本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     

从"血亲禁忌"到"文化信仰"——由蔡华教授的《人思之人》引发的思考

社会血亲禁忌的普遍性,不属于先验的逻辑的普遍性,而是经验的普遍性;普遍存在的社会血亲禁忌是历史地发生的.与人原来自然的生存方式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信仰的产生是一个逐步形成并确立的过程,即由原初的"信"发展到"信念",最后到"信仰",禁忌先于信仰.     

《世说新语》之“我”与魏晋社会风景

《世说新语》的称谓中蕴藏着丰富的内容,从“我”这一称谓在不同语境下的运用,可以考量当时的社会风景,审视时代趣尚。魏晋是世族名流占据历史舞台,与皇权平分秋色的特殊年代,《世说新语》中“我”的称谓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彰显出当时世族生活的情景,以及世族与文士任诞开放、崇尚自我的伦理意识,影响到当时的文学观念。     

《再别康桥》是一首单纯的惜别诗吗？——“爱、自由与美”的“单纯信仰”幻灭后的诗意祭奠

徐志摩1920-1922年在康桥留学时期形成了以“爱”“自由”与“美”为中心的“单纯信仰”。1928年重游故地写作《再别康桥》时,“单纯信仰”已经无情幻灭。因此,《再别康桥》不仅仅是一首单纯的惜别诗,它是诗人“单纯信仰”幻灭后的一份感伤的诗意祭奠。     

透视《狂人日记》中的“吃人”

“吃人”是《狂人日记》的一个核心话题,也是一个极端的论断。吃人是悲哀的现实,又是普遍的事实。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是吃人的罪魁祸首,它吃了人,人又吃人;它直接吃人的灵魂,间接吃人的肉体。     

《易》之“象”与《诗》之“兴”

《易》之“象”和《诗》之“兴”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范畴:其共同之处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隐喻,都需要借助“象”来表情达意,而且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哲学范畴,后者是一艺术范畴,这就决定了前者主要用于言理,后者主要用于抒情;前者是灵活多变的,后者则是固定不变的;前者所取之“象”既有实象又有虚像,后者所取之“象”则仅限于实象。     

“八幡信仰”与日本文学中的倭寇观——以《八幡船传奇》为例的批判研究

对倭寇的正当化与美化是以倭寇为题材的日本“倭寇文学”的总体倾向。早乙女贡的《八幡船传奇》作为倭寇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从日本的“八幡大菩萨”信仰出发,把倭寇的入寇行径写成了受“八幡大菩萨”护佑乃至“八幡大菩萨”自身的行为,并基于神道教的海神信仰立场,将倭寇行径看作受神明庇佑的开疆辟土,从根本上将倭寇予以正当化乃至荣耀化,反映了日本的传统信仰与国家主义意识。对此进行分析批判,有助于我们认识“倭寇文学”及倭寇观的文化渊源与当代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