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自治与联邦主义救国论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是联邦主义在中国的一次制度实践.为挽救军阀割据的危难时局,学者引介西方联邦制,各省兴起省宪运动,民众积极参与,最终却为大小军阀所利用而成效不大.联省自治运动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有一定推进,但其反中央集权的倾向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县自治是较省自治更优越的地方自治形式.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文章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现实挑战:一个理性审视的视角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就是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省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联系,开展相关业务工作.这一模式被期待可以改革目前"市管县"模式中各财政层级间的财政困局,有效减少行政层级,较大幅度地降低行政成本.文章从区域发展不均衡、制度变迁不同步、服务型政府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和权力再分配四个维度,对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可能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产生的行政和社会效应作一个理性的分析和评估.     

中国古代社会“省”之演变略考

“省”,本是对宫禁之地的称呼.皇权要限制、控制相权,先用内朝架空丞相,再用近臣架空宰相,从而催生了三省制这个宰相体制,使“省”成了对宰相机构的称呼.分层级治理地方并派员监察本来是一种合理的机制,但由于皇帝过度利用监察官,从而使监察区膨胀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元朝立国,既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行台制度和金朝的行省制度,又继续在唐、宋监察区权力膨胀的链条上行走,使“省”这个中央机构变成宰相在地方上的派驻机构,称“行省”.明初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使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省撤消,“行省”于是变成了“省”,成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的称呼.这个变化是宰相制度与地方行政机关演变中的一个副产品,也是封建专制的一个畸形成果     

关于联省自治问题及其论战

<正> 二十年代初,中国舆论界流行着一种叫做联省自治(或称联邦制)的政治主张,即由各省制定省宪,依照省宪组织省政府,实行省自治,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即中央宪法),组织中央政府,以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这个主张早在清朝宋年就有人提     

“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六次较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解决了大量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推动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涉及到行政权力关系的调整和组织结构的变动,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改革必须要同县级党委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一起统筹规划部署,整体协调推进,注重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律政策。该文认为要从继续深化"扩权强县"改革,稳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和全面启动地级市改革入手,创新"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创新路向,建立县党政主要领导由省委直接管理,职级探索设为副厅级,其他县委常委由省委委托省委组织部直接管理的"省直管县"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建立"省直管县"县委常委会领导下的干部公开竞争制度,通过加大干部交流,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健全民主监督机制推进"省直管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配套性、实效性,确保"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标的实现。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过程及动因研究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与实践,自北京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省成为行使监察职能的一级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和新县制,省一级政府从行政区划到机构建制、政府职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其实质则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此外,省制改革也考虑到了各省的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行政现代化的趋势。     

从权力分权走向权利分权

权力是政府运行的核心要素,行政权力的支配与使用是政府运作的核心内容。实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要务就是强化行政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重新配置。当下,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呼声日渐高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社会命题又一次地提上日程。审视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可见,分权化改革乃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主线。期间,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以及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构成了我国政府分权化改革的四个维度。然而,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是一种体制内的权力分权,其结果又导致了地方集权、党政集权和部门集权的出现。我们认为,要破解"三大集权"之难,不仅需要通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行政三分制"来优化权力运行,更需要强化政府向社会的分权,从体制内的权力分权走向体制外的权利分权,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美国集权与分权的"钟摆"运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自建国以来,美国的行政权力处于持续动态的调整之中,如同“钟摆”运动,不停地在集权和分权两极之间摆动,在摆动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由分权到集权再到分权,不是简单地向原来的制度框架回归,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层级间的关系。不同时期的集权或分权都打着历史的烙印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管怎么摆动,行政权力的调整都是在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有限分权的原则下进行的,是以国家最高法律为依据的。美国集权与分权的“钟摆”运动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中国式分权与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治理

中国式分权是指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对地方事务拥有较大的行政权力,同时这种权力又受到上级政府的约束与控制,体现着一种垂直方向的强有力的控制.它与西方的分权制度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激励结构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中国式分权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自洽的制度分析框架,并在此视角内探讨了导致中国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给出了相关的治理措施.     

村民自治条件下村支"两委"关系的矛盾及其调适

目前,在村民自治条件下,村支"两委"关系的不协调状况在一些地方较普遍地存在着.村支"两委"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根本上说是因体制转轨时期利益关系调整和权力范围界定的制度缺失而产生的.解决村支"两委"矛盾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最终达到村支"两委"双强,推动村民自治健康发展.     

垂直管理体制的困境与改革——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视角

我国的垂直管理体制形成于90年代,是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宏观调控、促使全国市场经济体系统一而推行的改革举措。然而现在垂直管理体制却出现了许多问题,譬如导致地方政府权力残缺化、难以有效遏制垂直管理系统内部不断出现的贪腐要案等。在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程中,需要改革垂直管理体制。通过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法治化,并构建有效的对地方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衍生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例

省直管县改革是一项重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近几年来此项改革取得了很好效果,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省直管县实施以来衍生的问题主要有:省市县各级政府间利益关系复杂化;原有公共服务体系碎片化;县级政府规模扩张冲击机构改革既有成果;垂直体系的条块管理问题依然存在;省级财政对地方财政的支撑和管理难度加大、矛盾集中;财力与支出责任不相匹配。要推进省直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加深入发展,就必须立足省情,实行"一省多制";准确定位市县功能,明确划分各级政府职责权限;创新工作管理机制,提高综合行政效能;深化改革垂直管理体制;理顺财政体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协调各方利益,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略论清末民初的国家建设问题--从“联省自治”运动的成因说起

“联省自治”运动与其说是一种建国方案,不如说是那时的人们在国家建设方面无所作为的具体表征。权力的集中、对社会全面介入、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乃是现代国家建设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清廷因为无法于短时间内解决在旧有社会基础上建设现代国家的内在困境,最终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走向了崩溃瓦解。辛亥革命虽然使得清朝走向了最终的解体,但它并没有实现现代国家建设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权力集中。作为地方势力对集权措施的强烈反弹,“联省自治”运动是以一种斗争策略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的。该运动之所以走向失败,乃是在于只有在统一的国家之内,方可言自治,换句话说,任何自治都需以统一的民族国家为其前提条件。     

相机授权体制下我国央地关系中的潜规则现象及其矫治——兼谈分税制后"驻京办"问题的实质

文章以相机授权体制与财税分权体制的悖论为框架,剖析了蔓延于我国央地关系中的典型的潜规则形态:中央和地方均存在采取非规范的方式与对方互动的偏好.文章认为相机授权体制存在授权透明度和规范度不高的弊端,侵蚀了财税分权后的地方利益,加之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的积弊,是央地关系中潜规则现象泛滥的体制原因.而各级各类的"驻京办"则是其中的重要载体.要矫治这种"病态"的央地关系,根本一条是实行制度化授权体制,保障中央对国家核心权力的"透明化集中"和地方对国家非核心权力的"固定式分享".     

论行政主体

随着中国行政法学的不断发展,学界开始对现有的行政主体范式提出质疑、批判乃至重构,行政主体成为行政法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建构行政主体应当建立在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权以及国家和社会合理分权的基础之上.行政主体所发挥的功能应是分权制约,而不是判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确立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作为行政权力、义务、责任的归属主体,只有能够独立承担公务行为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国家(中央)、地方(包括省、市、县等)以及社会公法人才是行政主体,而具体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均不属于行政主体.     

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宋代在路级政区,按照分权制衡的原则,设立漕、宪、仓、帅四司,建立起诸司并立、各司其责、互不统属而又相互牵制的运行机制,这一精神被元代的行省、明清的三司、督抚制度所承袭。这种地方行政制度设计,避免了重蹈汉唐末期由于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而陷入军阀混战和藩镇割据的历史覆辙;但地方权力的过度分散与削弱,却又导致地方行政失去活力,在面对内部突发事件和外族入侵时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在免于分裂的同时,却又不免于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以宋代路制的建立为节点,中国古代前期的王朝大多亡于地方割据势力,后期的王朝大多亡于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从而使得历史前期与历史后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风貌。因此,宋代所创的路级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法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职责划分情况及其启示

法国是单一制国家,曾以高度集权而闻名于世.1982年法国进行地方分权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行政职责分工细致、具体、明确,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改善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完善了国家对地方的监督机制.中国应借鉴法国行政改革的经验,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进一步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发挥好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问题与消解：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目前正在全国有序推进,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减少财政层级为突破口,合理划分地方各级政府的收支范围,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理顺上下级财政关系,建立起规范的地方二级财政体制,以此来带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虚化市级政府,从制度上保障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等方面来积极应对、有效解决。     

联省自治中的贵州

1920至1923年间,由湖南首倡,在南方各省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运动。在这一封建专制割据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治错杂冲突的时髦喧嚣中,也加入了贵州微弱但却不乏特色的呼声。分析贵州卷入这一风潮的由来及发展,了解其间的“自治”活动及其最终的失败,有助于认识联省自治的本质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