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炎黄传说的历史研究

炎帝和黄帝，是上古传说中的伟人。《史记·五帝本纪》为什么以黄帝开篇，为什么把炎帝置于黄帝的背景之中?归纳相关古代文献可知，炎帝代表农业发明，黄帝代表国家创立，这一观点，分明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论说。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考古学界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些学者排斥炎黄传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相关。而炎黄的古代文献记载证明，在古代中国文献中，确有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学说。这个学说的存在，与考古学先有农业后有国家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证明这个学说具有合理性。中华文明起源的学术研究路径众多，考古学担任重要角色，但绝非唯一路径。     

试论方志的源流及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方志,就是这些宝贵遗产的一部分。目前,我国现存的旧地方志,约达七、八千种,十多万卷,占全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遍及全国各地。由于时间的久远,印刷技术的落后,战争的洗劫,以及封建政府搞文化专制主义、对一些书籍实行禁毁的反动政策,方志散佚的数量是无法估计的。过去,史学界对方志做了大量的研究。今天,继续挖掘、整理和研究旧方志,编修新方志,仍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方志的起源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取周官外史掌志之义,名曰方志。”它主要是记载某     

《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学科理论与结构体系

本文提出了《中国现代方志学》这部大型方志学术理论专著学术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方志政治理论、方志基础理论和方志应用理论。这三个理论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构架出围绕方志事业发展的较为完整的《中国现代方志学》学科结构体系。     

重论“五行说”的来源问题

“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其来源则迄今未明。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主要是两个原因: (1) 古代典籍中未曾保存关于五行说可以征信的原始资料。褚少孙补《史记·历书》称:“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他以五行起源归之于黄帝。然黄帝其人与时代却是上古史中最大的谜之一。典籍中“五行”最早的资料有人推于《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但此篇所出时代不明,篇中“五行三正”究为何指,则自汉代以下一直聚讼纷纭。近人多以《尚书·洪范篇》为五行说之可信出典。然《洪范》书出于战国时已有定论(说见刘节《洪范疏证》)。而且篇中关于“五行”的说法实际是指“六府”     

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

先秦诸子中道家的老聃是一个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 ‘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可见,老聃学说的渊源,跟他担任周代藏书室之史应有直接关系。 老聃做的是史官,也是管理藏书的官。当时的藏书不外乎以史官作的《春秋》为大宗。此外,如《诗》、《书》早已公开传布。《庄子·天下篇》所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足见这些文献并不一直在官府,已有些人 “多能明之”。至于《易》原…     

黄帝西安行迹考

中华始祖轩辕黄帝与西安市辖区之故土有无关系?今人没有专门论述。其实黄帝与西安有密切关系。首先,据载黄帝时开始冶炼,铸铜鼎象征国家权力,“铸三鼎于荆山之阳”,在西安市阎良区荆山原南。鼎在此,此即当时国家的中心地区。其次,黄帝仙逝之地,汉武帝修建鼎湖延寿宫,其地在西安市蓝田县焦岱镇。再次,黄帝梦游华胥氏国,其地在今蓝田县华胥镇一带。复次,黄帝的史官苍颉创造文字,古代修了纪念性建筑——造书(字)台,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办长里村。最后,黄帝时的文明创造：如作宫室、劝蚕稼、做冠冕衣裳、制陶器瓦甑等,在西安的半坡、姜寨等古遗址中多有发现。     

对祖国上古史应更新认识

1 谈到我们对上古史的更新认识,首先,就是黄帝,是不是确有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黄帝曾和炎帝在“阪泉”发生过的三次大战。“阪泉”是北京市官厅水库以北地区的古称。过去旧史学界都认为这是春秋战国以后的“神话传说”,甚至有的讲到黄帝,说这是秦汉以后才出现的传说人物,认为中国上古史是“层累”建设起来的。这是前辈历史学者顾颉刚氏的著名观点。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认为不是。这是因为,除了《五帝本纪》、《竹书纪年》、《帝王世纪》之外,关于黄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了。在黄帝与炎帝“阪泉”三次大战之前,黄帝还曾经作过未知吉凶的占卜,《左传》僖公十三年就有关于这个占卜的记叙。可见这个黄帝并     

试据《尚书》体例论其编纂成书问题

本文据《尚书》的体例，讨论其编纂成书的相关问题。首先，通过对《尚书》中原本作为政令文件的诰誓等所具功能性质的分析，并借助于约剂、命书等文件形式的比较，可知《尚书》的文本体例形式，原是出于现实政治关系的需要而产生。其次，由于《尚书》的编纂最后经由周代史官之手，因此周代史官很可能借鉴周代的政令文件体制，从形式上加以统一的规范修润。此外，《尚书》的编纂成书，体现了一种史学自觉意识；而周公以来以前代为戒和垂鉴后世的历史意识，恰为《尚书》的编纂提供了适宜的思想动因。最后，借助对史官执简记事职能的推考，《尚书》的最初结撰可能在西周的厉、宣之世。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略议乡镇志的编写

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历史上乡镇志特多,仅洪焕椿先生《浙江方志考》一书就收载了118部。为了继承这一历史传统,发挥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1982年,萧山县长河镇领导决定编修镇志,经过数年的努力,近30万字的《长河镇志》于1989年6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下面谨就《长河镇志》谈谈乡镇志编写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求正于方家。一、搜求史乘清代史学大家钱大听说:“必先聚书,惟备万卷之储,乃可资考证之益”。此话对我们修志工作者来说可为至理。没有一定数量的资料,就无法达到一定的质量。资料多了,方能甄别、选择,去伪存真,剔芜留精。为此我们在搜求史乘中,既注意正史和历代方志,更重视家谱和私家文集。《萧山来氏家谱》的发现,就为研究来姓一族与长河的历史渊源提供了翔实依据。     

一部具有独创性的新颖志书——读《浙江省名镇志》

由浙江方志学界集体创作、方志学家魏桥任主编、顾志兴、俞佐萍任副主编的《浙江省名镇志》已于1991年9月由上海书店出版,向国内外发行。《浙江省名镇志》一书荟萃浙江省161个著名集镇,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这些著名集镇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物以及民情风俗等的历史和现状。全书130万字,并配彩图160幅,编印精美。此书印数9300册,出版不久,即销售一空,受到省内外党政干部、科研工作者等的欢迎,海外学者还辗转托人购买。这说明了《浙江省名镇志》一书受到欢迎之程度。     

关于“三次社会大分工”献疑的一点佐证

关于“三次社会大分工”献疑的一点佐证刘泽根《周易·系辞》中有一段著名的“制器十三卦”的文字，颇为清晰地述及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的历史进程。在“系辞”的作者看来，在远古时期经历了包牺——神农——黄帝以至尧舜时期，其经济方式由渔猎而农耕，进而出现了商品...     

方志舆图制作中方向处理的个案研究——以道光《紫阳县志》的舆图为例

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是方志舆图制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对方志舆图进行研究一项重要内容;对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的方法及原则进行探讨应具有一定数量的、遵循同一制图原则的方志舆图;道光《紫阳县志》中的31幅舆图则可以满足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方法及原则探讨的需要;道光《紫阳县志》舆图方向处理的方法实际上体现出了以高为上或以山为上的方志舆图方向处理的原则,这是一种经验性的方向处理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于探讨乾嘉时期乃至明至清代中前期方志舆图的方向处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黄宗羲《四明山志》小考

《四明山志》是黄宗羲所著唯一的一部方志体著述,也是现存有关四明山这一浙东名山的唯一的一部专志。通过该志不仅有助于了解黄宗羲治学为世的思想作风,追踪他的生活足迹,而且更有助于探究他对地方志编纂的独特见解和方法,以及对后世方志特別是浙东地区方志编纂的影响。《四明山志》的成书年代,据洪焕椿《浙江方志考》说是“纂于康熙间”。此语欠当。黃宗羲自序说:“壬午岁余作《四明山志》,亡友陆文虎欲刻之而末果,藏于牛箧鼠啮     

中国方志的社会学价值

地方志,简称方志。据国家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步统计,我国目前约拥有八千五百余部方志。方志是记载某地区(通常以历代行政区域为界)内的地理、天文、物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乃至家谱方面历史情况的综合性著作。为此,方志向有“博物之     

章学诚方志起源思想辨正

封建社会重视方志的编纂,但对方志本身的研究却有些不够,到了清代,方志学的集大成者章学诚才提出了一些较系统的理论。章学诚的方志思想,推动了方志学的发展,占据了方志学的统治地位。然而,章学诚所处之时代限制了章学诚的认识,使之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尤为突出的就是方志起源的思想。章学诚认     

京西涿鹿、阪泉非炎、黄、蚩尤战地说

<正> 言北京故实者,欲北京地区成为我民族发祥之地,常谓黄帝轩辕氏兴于京西涿鹿.此不独近人,李白亦尝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明人黄佐《北京赋》且谓"粤若稽古,帝轩都涿".此未足怪,因为西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已说上谷郡涿鹿县"黄帝所都,有蚩尤城、阪泉池、黄帝祠",东汉应劭也已说黄帝战蚩尤于"涿     

浙江新方志编纂事业的一面旗帜──读魏桥著《志苑十二年》

浙江新方志编纂事业的一面旗帜──读魏桥著《志苑十二年》叶建华叶建华，男，１９６３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学刊》杂志社编辑。魏桥先生自８０年代初开始负责领导浙江省新方志编纂工作。十多年来，浙江省新方志编纂从零起步，从无到有，至今已是硕果累累。这其间...     

浙江方志源流考略

浙江素称“人文荟萃,著述斐然”之邦。地方史志源远流长,种目繁多,在中国方志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浙江方志的发展状况如何,有无独到之处,本文拟就此作些粗浅的考索。浙江地方志始于何时?一般的看法是把《越绝书》(东汉袁康、吴平编撰)当作浙江乃至全国的第一部方志。清人洪亮吉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近世多数学者亦宗尚洪说,认为此书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地方志”。我们则持不同看法。《越绝书》并非方志,把它归入地方史之林更妥。理由有三:其一,《越绝书》现存十     

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演进规律及其研究方法浅议——与胡益民同志商榷

胡益民同志的《清代小说叙论》(见《江淮论坛》1989年第2期)一文在论及“清代小说艺术上的进展”时,无论其论点还是论证都有一些值得商讨之处,于是不揣浅陋,提出如下看法,恳请指教。 其一,《叙论》在此问题一开头提出一个论点:“就总体倾向而言,《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开始脱离史官传统走向独立的一个转变契机……然而过渡伊始,毕竟还带有深深的过渡痕迹。由《金瓶梅》开始的摆脱史官传统而走向自立的艺术革新工作,在清代几部著名小说中才告完成。这是中国小说艺术在清代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这一立论,粗看起来好象无可指责,但细加斟酌,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容易引起错觉:第一,摆脱史官传统的革新工作始自《金瓶梅》,还是早已有之?第二,中国小说艺术的各构成因素是在清代几部著名小说中全面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