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问题

"世界历史"时代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在当代,这种不平衡发展主要体现在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后发展国家与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日趋加大的态势.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是在外部力量强迫下启动现代化的,其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起初并不产生自内部,这使得在其发展之路上出现了诸多错位与失衡现象,面临着现代化的先行国家所不曾有过的两难窘境.当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永久的先行军与落伍者,沧海桑田,跨越、赶超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跨越式发展更具备了内在根据与外部条件.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跨越式发展实质上就是其自觉选择和建构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把握历史机遇、缩短发展过程、尽可能减轻发展代价、加快发展节奏的现代化实践,在当代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在当代的回归与超越

"美"作为美学最基本的范畴,它既是一个逻辑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样,美的发展过程既是逻辑的运动,也有历史的运动.本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宏观上勾勒出美向崇高、丑、荒诞的运动轨迹;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这一历史、文化语境中绘制了美在当代回归的蓝图;以美在当代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当下人类的精神追求重建一个即有现在性又具未来性的审美理想.     

信息网络技术与"网络社会"的崛起

吴元梁研究员认为,只有既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利益性社会结构的影响,又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功能性社会结构的影响,我们才能对当代科技革命的社会影响作出全面的判断.丰子义教授指出,应从纵、横两个维度看待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看待社会形态,用"普照之光"看待社会形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潮流来看待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陈新夏教授强调,时代背景的变化,特别要求在研究模式上超越对社会形态单一的理解,承认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应以当今的时代特征为参照,对经济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层面的社会形态作出新的合理的解释.叶险明教授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发展的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特别是"五形态论",而不是要抛弃"五形态论",试图用"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等来代替作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主体的"五形态论"是不妥当的.肖峰教授从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相整合的视角,分析了当代社会形态中的"信息资本主义"和"信息社会主义"问题.孙伟平副研究员指出,由于"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出现,当代社会形态的外延与内涵都正在发生某种变迁,研究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也应该相应地有所改变.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特点初探

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共同性、更有其特殊性,就根本原因而言,在于与之共生共存的政治国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特色市民社会随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而成长,着眼于这一背景,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生成过程的构建性、与政治国家的互补性、权力诉求的有限性以及与中国传统的契合性.对之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     

遭遇"读图时代"——也谈文学史叙述方式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读图时代”逐渐成为标注当代社会文化状况的关键词之一。“读图”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许多学者认为,图像转向是继西方现代哲学、文化、艺术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又一次整体性的文化趋势的大转变。虽然这种人类历史上自古有之的”读图”传统在进入现代社会后,长期处于文字阅读的边缘,但是在现代科技、消费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合力推动下,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图像传播时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衡量

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论断,马克思将从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划分了三个阶段:"革命转变时期",即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这一理论在宏观方面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经济上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政治上的"国家走向消亡".这一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再认识这一理论,对我们今天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基本国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之和谐"与和谐社会建设

"法之和谐"是建立在法美学是人学和正义之学这一基础之上的.如果说法美学是人学体现了法律的"合目的性"以及法律的人性诉求,那么法美学是正义之学则体现了法律的"合规律性"及其与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而法美学是和谐之学则体现了人性与生产方式的互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以及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可以说,没有生产方式与人性的统一,"法之和谐"是难以真正成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之美"的实现离不开"法之和谐";和谐社会的建设也离不开"法之和谐".     

"发展"的批判与反思

文章对发展概念的形成、发展以及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观的转变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对发展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作者认为,发展作为一种结果的状态以及活动的过程,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社会事实;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发展又不可避免地沉淀了具体人群的价值判断。这样,我们对于发展以及不同时期人类社会发展观的批判与反思,就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论"发展"的实践辩证法视域

发展是当代学界共同关注的全球课题,更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时代难题。在思索当代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如同实践对社会历史的介入催生了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辩证法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正是实践与辩证法相辅相成的双重动力推动着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对这双重动力结构的偏离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困境,当代全球范围内的诸多发展难题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历程与观念——由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兴起引发的思考

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益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就是意识形态及其转型问题。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涉及这样几个重要问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形成哪些社会思潮及其思想论争;意识形态转型有着怎样的理论选择、现实基础,经历了怎样的转型历程与观念变革。中国私营企业主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历史命运,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私营企业主从批判到允许再到鼓励、从消灭到培育再到引导的理论转变,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是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维度,它标示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两次历史性转型。     

构建和谐社会的"三大和谐"论纲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活动主体,以人为着眼点,人类社会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由二者决定的人自身关系这三大领域。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人自身的和谐则是实现这二者和谐的前提条件。     

老子“自然”观中的和谐思想

老子突破了人们世俗的狭隘眼界,以更广阔的视域去探寻人们欲望和意志背后的深层的生命基础和活力,提出了以"道"为宇宙万物的生生之本,以"自然"为道的核心内容,以"无为"为人类社会的实践原则的哲学,揭示了"自然无为"与"和谐"的内在联系,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走向权利和谐的社会制度建设时代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尊重人权和保障权利的社会。权利结构的分化必然引发社会的分化,而权利的和谐必将促进社会的和谐。正义的社会要求社会制度安排保障权利的公正和谐,权利的公正和谐成为社会和谐的实质。在改革进程中,权利结构的分化整合及其制度建构,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中心议题,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在权利与责任对等基础上实现权利和谐的社会制度建设时代。     

由冲突走向和谐: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研究

毛泽东政治思想产生于中国近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与冲突之中,这是历史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思想与实践的指向就是冲突与斗争,实际上,其政治实践的指向是构建一个理想的人际和谐的社会,斗争与冲突是过程、手段和不得已的选择,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理论中:矛盾存在是必然的,但冲突只是矛盾存在的形式与形态之一,和谐、同一是解决矛盾的目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目标是满足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就构成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要在利益整合与制度框架内形成.     

对“和谐社会”的哲学诠释

和谐社会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的精神和谐三方面的内容,三者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而“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     

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解读

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设。它作为一种伦理思想和社会蓝图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和解读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理想的科学建构,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发展性,也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及其实践价值

廓清中国共产党从“革命马克思”向“和谐马克思”重大历史转变的脉络和走向,澄清曾经被历史误读过的“革命马克思”的“经典”诠释,重新认识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本质特征,全面引领当代中国“和谐马克思”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传统中国"的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3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直属研究中心之一。成员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青年研究骨干为核心,同时包括哲学所、宗教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中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是一个跨所、跨部门的学术研究团体。研究中心的宗旨,是通过精研各类文献,深入探讨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和经济问题,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过程将予以特别关注。本刊编辑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参与传统中国研究中心的各项学术活动,特地邀请研究中心的主要科研人员就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主题开放的笔谈,以飨读者。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中国的"传统文明"在交流中演变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3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直属研究中心之一。成员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青年研究骨干为核心,同时包括哲学所、宗教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中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是一个跨所、跨部门的学术研究团体。研究中心的宗旨,是通过精研各类文献,深入探讨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和经济问题,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过程将予以特别关注。本刊编辑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参与传统中国研究中心的各项学术活动,特地邀请研究中心的主要科研人员就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主题开放的笔谈,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