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意”到“过错”:商标间接侵权规制条款的重塑——以《商标法》第57条第(六)项的司法适用为考察对象

《商标法》第57条第(六)项以商标间接侵权为规制对象,并将规制对象限定于行为人主观故意支配下的帮助侵权行为.这种规制方式限制了商标间接侵权制度所能调整的行为样态,导致该条款在面对形态多样的间接侵权行为时,无法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侵权形态多样性与法律规范调整范围过窄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承认注意义务但否认过失侵权责任、混淆行为人主观“明知”与“应知”、以行为人具有“过错”替代法定的“故意”要件等困境.应当在立法上确认商标间接侵权的多元过错形态,将商标间接侵权规制条款的调整范围由“故意”侵权拓展至“过错”侵权,区分“明知”与“应知”,引入“推定明知”规则,实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式的多元化.     

论我国刑法语境下过失共同犯罪成立的解释路径———以单一正犯体系为出发点

我国刑法第 25 条规定了 “ 共同犯罪” 并将 “ 共同犯罪” 局限于故意的场合, 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了过失共同犯罪的适用。 包括刑法第 25 条第 1 款等条文中的 “ 共同犯罪” , 应在区分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共犯立法体例下进行理解, 以处理故意共同犯罪的情形。 而刑法第 25 条第 1 款强调的并非是过失共同犯罪以单独犯论处, 而是各参与者在单一制共犯立法体例下, 全部按正犯处理。 故意共同犯罪和过失共同犯罪均是共同犯罪原理统摄下的共同犯罪形态, 在同一部刑法中将故意和过失的共同犯罪形态分别置于区分制和单一制下, 没有超出共同犯罪的可能立法范围, 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下进行的合目的性解释。肯定过失共同犯罪的适用, 能够回应风险社会下频发的过失共同犯罪现象, 体现功能主义刑法观指导下刑法解释的生命力。     

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义与构成要件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非法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其主体是混合主体,既包括一定的特殊主体,又包括一定的一般主体;其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又可以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其在客观方面并不必然以“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为成立犯罪的标志;其直接客体是权利人对商业秘密的权利,包括对商业秘密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以及保密权。     

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包括过失”——层级罪过说之提倡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主要有故意说、混合罪过说和择一罪过说。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均存在不足。不论从刑法相关条文的客观含义还是污染环境罪的处罚必要性来看,均应当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包括过失”,而且过失与故意之间系层级关系,即故意是建立在过失基础之上的、更高层级的罪过形式。此种解释结论所引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罪过形式的不同实现刑罚个别化,进而贯彻罪刑相适应和责任主义原则。为此,应当提倡根据故意从重处罚,即将故意的功能拓展到量刑领域。此解释结论可以运用于指导所有罪过形式“包括过失”之具体犯罪的量刑。     

曲解的妙用

曲解是一种借题发挥,故意做出歪曲理解的修辞方法。冰心老人生前曾呼吁写短文章,她说我们就是要“护短”“。护短”本指为缺点或过失辩护,而这里则曲解为“提倡爱护短小文章”,使得语言含蓄俏皮、诙谐幽默,增强了情趣。具体说来,曲解一般有以下几种作用:一、活跃气氛。国画大师     

论有认识犯罪过失的要素及构造

以无认识过失为样本的过失理论,将缺乏危害结果发生现实性的认识与对结果的无知混为一谈,实质上导致了有认识过失与无认识过失界限的模糊。而对“轻信能够避免”归属于认识因素还是意志因素的摇摆不定,则说明了轻信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之间重要的连接要素。有认识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区别不仅在于排斥危害结果发生与否的心理事实,更在于行为人对于结果不发生的判断与信赖。信赖结果不发生并据此作出行为决意的才是有认识过失,所以结果不发生的判断与信赖在有认识过失的结构中具有独立的意义。     

商业秘密类刑民交错案件难点问题研究

间接侵犯商业秘密中，“应知”应达到与“明知”接近的程度且侵害人不能提出反证陡‘方能成立，间接侵害人“使用”商业秘密不包括不知悉商业秘密情况下的使用商业秘密制成的产品之行为。商业倏密类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应限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与刑事被告人完全重合的刑民交错案件。     

论有认识犯罪过失的要素及构造

以无认识过失为样本的过失理论，将缺乏危害结果发生现实性的认识与对结果的无知混为一谈，实质上导致了有认识过失与无认识过失界限的模糊。而对“轻信能够避免”归属于认识因素还是意志因素的摇摆不定，则说明了轻信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之间重要的连接要素。有认识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区别不仅在于排斥危害结果发生与否的心理事实，更在于行为人对于结果不发生的判断与信赖。信赖结果不发生并据此作出行为决意的才是有认识过失，所以结果不发生的判断与信赖在有认识过失的结构中具有独立的意义。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体育活动中自甘风险制度适用探究

自《民法典》施行以来,各地法院在处理体育活动参与者致人损害案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甘风险制度适用问题。从文义上分析,其构成要件包括文体活动、风险、参与人自愿、行为人非故意或重大过失。由于该制度法条简洁,不同学者对其构成要件理解不一,法官在实务操作中缺少判断标准、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导致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频频出现。针对其构成要件“自愿参加存在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进行研究,认定该要件应当以参与人“应知”固有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兼顾自甘风险人的个体差异,结合参与人的认知能力、职业化程度以及体育活动对抗性强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97刑法规定的一种新罪。理论界对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尚存在三种不同的认识,包括故意说、过失说及混合说。从该罪的立法原意、行为方式及其与相关罪的关系来分析,该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为过失,是过失危险犯。鉴于"非典"时期的经验教训,也为了在理论上给打击妨害"非典"及类似传染病防治的行为提供支持,应该将本罪涉及的传染病范围扩大,改为"突发传染病",进一步明确本罪的行为方式,并适当调整量刑幅度。     

物我和谐的中国绘画

离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国绘画将不成其为中国绘画;无视中国绘画固有的创造法则,对中国绘画的任何触摸和探讨,无异于缘木求鱼,徒劳无益。如果说西方绘画的哲学源头是"本体论",那么,中国绘画的哲学源头则是"和谐论"。"本体论"催生了西方绘画的"摹仿论","和谐论"催生了中国绘画的经典论题"意象论"。正是通过"意象",中国绘画的形象创造才实现了物我在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形与神等诸多方面的完美和谐。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马克思分工概念的两重涵义

马克思的分工概念应进一步细化,发掘其更深层次的涵义.马克思所讲的分工概念本身包含着使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合理化的"技术性分工"和"人的分化"两重涵义.所谓消灭分工应该是消灭"人的分化",而"技术性分工"应该被发扬.     

从“补缺假说”看高校英语口语教学

"哑巴英语"和"中国文化失语症"是口语交际中的两个极端情况,反映出口语教学中两个被忽视的重要环节。本文根据"补缺假说"原理分析了高校英语口语教学的问题,提出在口语教学中从语境和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式两个方面进行补缺,才能够使学生形成较为全面的英语口语能力,才能够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性质的异议

"解释世界"是哲学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马克思哲学也不例外。我国哲学理论界之所以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视为"改变世界",根源在于对马克思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错误解读。我们不应该对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作过分的、夸大的解读。     

“四史”融入大学课堂教学：功能、逻辑与路径

“四史”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源、理论资源和方法资源,融入大学课堂教学是其落实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有效途径与必要举措。在当前大学课堂教学中,“四史”主要作为思政课的知识材料被讲述,并未广泛有效地融入大学非思政课课堂教学。为促使“四史”全面有效地融入大学非思政课课堂教学,应明晰“四史”有效融入课堂教学的扩容功能、明智功能、增趣功能和提质功能,梳理“四史”有效融入课堂的学科逻辑、发展逻辑与层次逻辑,更好地把握“四史”的主流主线、坚守学科知识的生产阵地、认识“四史”的课堂教学方法论本质、彰显“四史”的学科教学机智,更好地推动“四史”教育在大学课堂教学中扎实推进,打造“金课”,促进师生共进,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要求。     

“问渠哪得清如许？”——也谈《背影》里的“背影”

蒋济永先生《 <背影 >里的“背影”解读》将“背影”解读为“母亲的形象”的观点及其“泛性论”的批评方法值得商榷。笔者从作家的创作方法、直接动机、叙述细节、审美心理四个层面分析所得结论是 :假如将朱自清的散文看作浊浊尘世中的一湾碧影 ,他在散文中所饱含的诗学理想和至真至美的情感就是那源源而来的活水 ,加之作家对自我的反省和对人性的反思的表现 ,使作品中处处弥漫着人性的温馨。笔者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美解读与批评。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

以孔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儒道哲学的立论方式是"向死而生",即面对鬼神的不可靠、不可知,在实用理性的观照下,以彻底的悲剧意识为动力,建立起超越生死的哲学体系。"未知生,焉知死",将鬼神、死亡等只能在理论上悬置的问题在践行中加以解决,斩断了鬼神、死亡与人的价值建立之间的联系;"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人的全部价值限定于"闻道",从而超越了死亡;"不怨天,不尤人",剪除了外在因素,建立起人的自足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人的目的最终着落在虚灵的"天命"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面对人的有限性建立起的审美人生。这些都是在"哲学突破"时期先秦思想面对理性的限度时做出的"向死而生"的转向,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