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以情絜情”说辨析

在20世纪的戴震学研究中,戴震的以情絜情说是学者们讨论的重要论题。许多学者对于以情絜情是否能够得理从而可以指导人们的普遍伦理行为提出质疑和批评,这种批评似乎形成了一个传统。戴震的以情絜情说作为一种道德决策和检验的思想程序,不过是主张他人的情感欲望成为我的情感欲望实现的一种限制,不存在不能提供衡量人之情感欲望之正当性的普遍标准和侵犯他人自由的问题。以情絜情能够得理,从而可以指导人们的普遍的伦理行为。戴震以情絜情说的提出确实标志着一种不同于宋明理学的乾嘉新义理的完全成立。     

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必然的视角看戴震的新伦理观

本文以清代中叶为思想背景 ,对戴震新伦理观的一个侧面———自然、必然思想进行了评述。戴震的自然、必然观 ,是其理、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注重人的自然情欲 ,主张“体民之情 ,遂民之欲” ,是对程朱理学“天理人欲 ,不容并立”思想的无情批判。充分表明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社会进步意义 ,同时也显示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现实价值。     

戴震伦理学中的自由思想申论

“分理”是戴震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戴震伦理学中自由思想的关键。因为“分理”概念蕴含着自由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戴震提出的“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和“欲而不私”两个著名命题,与现代自由主义者探讨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律令、个人自由及其边界等问题可以沟通,其自由思想在精神上与李贽一脉相承,但其对自由的认识与论述比李贽更深刻、更圆通     

戴震对理学的解构与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向

18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戴震创造性地继承理学的合理价值 ,以“气化生生”的本体论重建天人合一之学 ,解构了程朱理学保守封闭的体系结构 ,颠覆了理学人性论的话语霸权 ,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哲学人性论的基础 ,开辟了中国生存论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改造

戴震是我国 18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戴氏之学 ,博通经史 ,融贯汉宋 ,为乾嘉之际学术重镇 ,不仅在文字、音韵、经史、考据、天文、算学诸方面有专精造诣 ,而且对宋明性理之学有独到的批判诠释。他对“理”范畴的新诠释 ,对理学先验论的批判 ,对理欲之辨的新见解 ,对程朱“借阶”佛老思想的揭示 ,具有反封建启蒙意义。在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的乾嘉时代 ,尤为可贵。     

论必由之路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百年奋斗主题的历史必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展现生机活力、实现从一般向特殊转化的理论必然;是取得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历史性成就、书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篇章的实践必然;是在“两种社会制度”较量、“两种现代化模式”并进中彰显自身优势的时代必然。     

人化自然背景下自然的目的性新论

自然有没有目的性,如果有的话,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自然的目的性是否具有层次性,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不同形态的自然及其目的性,等等。这个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回答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机械论和传统唯物主义是否定自然的目的性的,西方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往往形成自然与社会、物质和精神、理性与非理性等等二元因素的对立。而儒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明确主张,或从现代现象学可以推断出,自然界不但存在着目的性、主体性,而且存在着它们的差异性,如马克思强调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自然与历史的一体化,而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不是墨家所说的具有绝对主义倾向的“兼爱”。也就是说,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按照从高到低的价值顺序,微生物、植物、普通动物、人,都是具有独立的意志和价值的生命体。在道德的理想性、超越性上,它们是平等的,都是爱和尊重的对象,而在现实性上,它们对人的价值是不同的,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应该是不同的,即是有差等的。     

论北宋初文臣的梁陈文学观--以《文苑英华》选取陈代作品的态度为中心

陈代文学是齐梁文坛"永明体"转向"宫体"之后,文学在保持宫体余绪的同时,进而趋向近体化、拟乐府与以"赋得"为题等诗作的嬗变阶段,而北宋初所编《文苑英华》选取了陈代文学作品中精华,却对宫体文学选取持有一种谨慎接受的态度。反映出宋初文臣,既从前代文学成就中借鉴、吸取营养,又要去其糟粕的文学观,这也折射出赵宋统治者的文学主张。     

宋代蒙学文化视野下的咏经史诗创作

自唐代李翰《蒙求》、胡曾《咏史诗》等作为诗体训蒙读物而流行于世后,咏经史之作就以其文史兼备、韵律优美、德识并重、便于讽诵的特点颇受学者、蒙师、童蒙的青睐。宋人在继承唐人的基础上,也创作了一系列的咏经史蒙求读物,泽被后世,影响甚巨。     

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正统史观至两宋而趋于理论化;以“居正”、“一统”、“严夷夏之防”为核心内容的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宋代《春秋》学述论

《春秋》是宋代学者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之一,此时期《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在于诠释、探讨、阐明经义,带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同时也有学者研究《春秋》经传中的具体问题,学术性较强。宋代学者研究《春秋》的重要特点在于试图摆脱三传,直接从经文中去挖掘微言大义,这样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逞臆说经的道路。     

浅议宋代的声诗

声诗是指齐言的入乐的近体歌诗。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声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并认为至五代时声诗逐渐衰落,为长短句所取代。其实宋代也有大量的声诗。本文从宋声诗的传唱、宋声诗的内容和风格这两个角度对宋声诗的总体特点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指出:宋声诗的传唱很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当然还包括文人;宋声诗的题材非常广泛,在风格上具有清新、活泼、生动的特点,在形式上也很灵活自由。对宋声诗的描述,可以澄清许多问题,并对已往一些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不仅可以丰富人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从迁转角度看宋代六部尚书的次序问题

从迁转角度来看,宋代元丰改制前,六部尚书地位的先后次序为吏、兵、户、刑、礼、工,其迁官次序因此为由工而礼、由礼而刑、由刑而户、由户而兵、由兵而吏。这套次序来自唐中后期形成的六部尚书迁转次序,而非唐代官品令中的次序。元丰改制后六部尚书的地位次序变为吏、礼、兵、刑、户、工。这套次序与宋代官品令和职官繁剧次序不同。宋代职官制度的变动、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六部尚书新次序的形成。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宋代术数刍议

新兴的术数方式在社会上已占有一席之地。第三种是扶乩 ,且盛行使用紫姑神。沈括《梦溪笔谈》里提到 :“近岁迎紫姑者极多 ,大率多能文章歌诗 ,有极工者 ,予屡见之 ,多自称蓬莱谪仙 ,医卜无所不能 ,棋与国手为敌。”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也载 :“有降仙者 ,或疑其捧箕者字为只 ,因命师赋比 ,且令作七言律诗。顷刻辄就 ,……纵使人为 ,其速亦不及可也 !”二人分别为北宋和南宋著名学者 ,竟为扶乩辩护。这不仅说明扶乩的盛行 ,也说明此活动已成为上层士人展示才华和娱乐消遣的一种方法。而扶乩术自宋代兴起之后 ,明代更为盛行 ,李东阳、何孟春…     

从题序看宋人的词体观

北宋著名词人中,有的很擅长题序写作,有的却只是偶一为之,或从未涉足。这种对于题序态度的反差是宋代两种词人——音律家的词人和文学家的词人的分野,同时也是两种词体观的反映:视词为一种音乐形式还是一种文学体裁?南宋这两种词人从表象上看都热衷于题序,但其题序特点所反映的深层的词体观则不同,重视题序的姜派词人其实是音律家词人与文学家词人的合体。     

论秦代颂体

秦代颂体文学成就体现在李斯七篇刻石文上。总体而言,其文体制上承西周《诗经》雅颂及先秦《石鼓文》,内容上皆颂扬先祖、帝王功业,“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文辞典雅,但又有所变化和创新,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之以求实重实的法家辞气——语言通俗简洁,风格浑朴古质而清峻峭悍、强健有力,从而自成一家,这在颂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刻石文所体现的专制主义统治亦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