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约装扮竞演活动看唐代的演剧生态

唐代在太常之外置梨园与东西二教坊,为民间戏剧演出提供了活动空间.戏剧搬演走向高潮的突出标志,即分朋、分市竞演活动的产生.上层的禁断并未发挥实际效果,却从反面显示了唐代演剧活动在表演形态、场景装置、服装道具、戏班体制等方面不断成熟的盛况.正是这种对阵竞演、俳优竞谑、聚伙搭班的风气,促成了唐代演剧生态的兴盛和繁荣.     

民国中后期富连成社名角南下上海的演剧活动

民国中后期,富连成社名角受上海戏院的邀请,纷纷选择南下演剧,不仅体现了戏院投资商与名角之间某种互惠共赢的利益关系,而且体现出上海观众对京剧消费的需求,这是上海京剧商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上海观众,即媒体报道者、普通批评者和专业批评者,对富连成社名角南下上海的演剧接受是以报刊媒介为载体进行的广泛评说与热烈追捧,既传播了京剧表演艺术,又推动上海京剧的消费。富连成社名角南下上海演剧,不仅为上海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京剧演员,而且促进了京剧表演艺术的广泛交流,甚至推动了京派京剧自身的革新。对富连成社名角南下上海演剧活动予以探究,阐述其发生原因、接受状况及其影响效果,对认识与理解戏曲表演活动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清末上海剧场演变的轨迹

上海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上海剧场形态在清朝末期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由酒馆式剧场转变为茶园式剧场,主要是接受了北京剧场形态的影响,变化的动力来自中华民族文化自身,主要是民族文化内部交流的结果,西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第二次演变是由“茶园式”剧场转变为“西式”剧场,这明显地是接受西方影响的结果。中华民族戏剧文化是一种“杂文化”形态,西方戏剧文化则是一种“纯文化”,上海剧场在清末演变的轨迹正是“杂文化”向“纯文化”方向发展的体现。     

民勤小曲戏的历史变迁及发展

通过分析民勤小曲戏的历史变迁、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总结民勤小曲戏的美学价值、文化承载及推陈出新的思路,探索我国城乡文化的创新发展道路。     

戏钱与赏封——考察明清堂会演剧形态的别一视角

从演出酬劳的角度考察明清堂会演剧的形态,是全面呈现堂会演剧风貌的一个可资参照的侧面明清堂会演剧酬劳主要由戏钱和赏封构成,酬劳的获得与演员技巧、戏班声誉等相关,更与堂会观众的心情与好相联系。堂会观剧者对戏曲的利用原则与利用方式,既促成了堂会演剧特有的俗规,使堂会演剧成为戏曲演史上独具特色的形式,同时,堂会观众艺术欣赏之外的其他功利原则也束缚和影响了戏曲发展。堂会演剧中,钱的涨扬与赏封的获得方式从一个侧面鲜明呈现出戏曲在古代社会存在的情形和意义。     

李渔编辑出版活动及思想考论

明末清初的社会思潮及仕途的不顺催生了一批文士编辑出版家,他们既从事文学创作又跻身编辑出版行业,李渔便是其中的一员。李渔一生编辑出版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在编辑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李渔力求创新、以读者为本、注重寓教于乐的编辑理念,使他以及他的书坊芥子园编辑出版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具有极高的文学、文化价值,在当时为他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和经济收益,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芥子园画传》（《芥子固画谱》）、《闲情偶寄》以及“四大奇书”等让后学受益无穷。     

清宫大戏《昭代箫韶》之脚色及人物形象考论

清代宫廷连台本大戏《昭代箫韶》的十三种脚色显示了从江湖十二脚色到十二全角的过渡特征。其故事主要源自杨家将小说,但也参考了元明杂剧,同时也有编者的创造。对杨业和佘太君等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完全按照封建的忠孝节义的规则进行设计,与元代杂剧相比,少了几分质朴。     

论草原文化的发展及变迁——基于突厥生态文明的发展及变迁研究

一个民族的生存以及生活方式与他周边生态环境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古代北方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对生活在这里的突厥民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草原环境孕育了突厥族以及与畜牧相关的生态文明意识;同时突厥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对这种自然地理条件的适应———突厥人的生态文明意识又保护了这片草原环境。     

日本战后主要政治思潮的变迁

战后以来日本主要政治思潮的变迁有三条线索:新和平主义与和平主义貌合神离,背道而驰;新保守主义基本延续了传统保守主义的思想精髓,但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新民族主义思潮与战后初期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表现和内容上虽然不同,但其思想根源都是日本人意识中的神国观念和所谓的爱国心。     

清末新式官报发展中地方政府实践角色的变迁

清末新式官报的崛起与没落,与地方政府紧密相关。20世纪初,新式官报与新政改革相伴相生。通过地方官员推动,报纸在整体数量、地域分布上迅速发展,在传播渠道、经营模式上不断创新,官方传播体系深入基层,遍布全国。然而,预备立宪后,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逐渐衰退。原因在于,一方面,地方官报模仿中央官报体例,致使全国各地官报千篇一律,丧失了主动性和能动性,于是日益丧失读者;另一方面,依仗行政优势,官报局与民间印刷业在利益分配上产生冲突,抢占民间印刷业原有市场,导致民间舆论对此颇为反感,埋下隐患。新式官报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实践角色的变迁表明,官方传播制度的建立是自上而下的整体转型,官报发展中的个别性、区域性创新,无法在整体落后的政治格局下取得成功。     

基于服务剧场理论的民族节庆活动真实性研究

真实性是当下旅游研究中一个热点话题,而且在学界对民族节庆的开发研究过程中,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本文以服务剧场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节庆活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构建节庆活动真实性的要素研究框架,从东道主、游客、空间、文化四个维度探讨民族节庆活动的真实性要素。     

清代以来巴渝民俗节庆演剧考论——以清代巴渝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以降,湖广填四川以及外来商人、民间宗教传播甚至战争引起的文化迁移与文化交流,促进了巴渝地区民间演剧逐渐走向繁盛。无论是岁时节日,还是神诞节日,甚至是个人礼仪方面的庆典,都少不了钲鼓阗天,鱼龙曼衍。巴渝方志中保留了大量节庆演剧史料,这些史料的挖掘对于研究戏剧史、民俗史、文化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的演剧募捐和文化劳军活动

抗战时期,演剧募捐成为抗战募捐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推动下,新疆各族人民掀起了广泛持久的抗战演剧募捐和文化劳军运动。文章通过大量民国时期的新疆档案,叙述了抗战时期新疆各族民众利用演剧开展的募捐和文化劳军运动,并分析了其历史作用。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注重技术、贸易程序,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无法形成超强干预,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协同演进,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阶级成份认识的发展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阶级成份的认识相较于1930年代前期土地革命时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新式富农”的提出和新成份特殊待遇的规定。抗日战争时期“吴满有式新式富农”的出现成为认识发展的契机,构成了理论突破的开端,以后扩大到土改初期对“张永泰式新式富农”的宣传。土改深入时期,中国共产党系统地发展了对党民主政权长期治理下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成份变动的认识,突出了变化的政权背景,以新旧政权为界,结合生产方式的定位,又照顾到历史因素,反映了土改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农村问题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效结合。     

先秦时期陕北地区的人文生态变迁

先秦时期,陕北地区居民名称复杂,祖源莫辨,是各个民族的交汇融合之地,其社会经济形态属于复合经济,既有农业经济的因素,又大量存在着畜牧与狩猎,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     

上海艺术剧社的成立与公演考论

上海艺术剧社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现代戏剧团体。梳理原始文献和当事人回忆,可以发现自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热衷文艺事业的普通党员和一批左倾留日学生都对中国的政局和文坛进行了紧张的思考和预判。虽有路线调整时的误差或不成熟,可种种历史契机与思想脉络的耦合,还是使左翼文化运动很快地浮出历史地表。上海艺术剧社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进行资源整合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理由认为,它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前奏。上海艺术剧社力图通过公演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政治诉求有所回应,却也不期然地揭开了这一诉求的内在困境:理想观众与实际观众的错位、阶级意识理论与剧本角色分派的缝隙、戏剧范式的想象与公演结果的落差,凡此诸端,不仅困扰着艺术剧社,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不断遭遇的实践难题。     

“无为”观念的历史演化及现代意义

2004年8月14日,首届全国“中华老子智慧与21世纪新文明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北京“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组织,有全国各地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就“老子思想在21世纪新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主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本文为部分专家观点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