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探究

本文通过利用对湖南五个乡村2008—2010年连续跟踪的调查数据,分析和测定了湖南农村劳动力流出对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程度。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1-2009年的调查数据和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出是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流出每增长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就会上升0.067%,农村劳动力流出增加会加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因此,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改善目前农村劳动力流出方式。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87～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分别考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9％,劳动年龄人口中最具生产力劳动力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7％;其次,测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1987～2015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4.69％,同时预测结果表明2015～2020年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会关闭;再次,利用分解分析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增加就业来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出影响的量化研究

文章定量测度了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产出的特征事实并分析相关要素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978～2002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剩;2002年以后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升高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产出产生显著负作用;1990～2009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与劳动力转移年均对农业劳动投入指数下拉2.262个百分点,尤其2003年以来劳动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均为负值。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苏南经济发展与外来人口增长

2005年苏南地区凭借着占全国0．29％国土面积、1．74％的人口．创造了全国6．26％的GDP．2000—2005年苏南人均GDP以15％以上的年速增长。苏南地区的良好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得益于苏南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其中农民工是苏南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苏南也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开展最早、最好的地区之一。但是现在苏南的出生人口越来越少、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劳动力严重缺乏。2000—2005年苏南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建筑业制造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劳动力。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表明,苏南流入人口占苏南居民人口的比重由5年前的22％增长到28％。2000—2005年苏南流动人口年均增长6．7％。流动人口为苏南市政建设、经济建设提供了38％以上的贡献份额：同时也加剧了公共资源的紧张程度．     

山东省人口红利的过程判断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的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本文根据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并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劳动贡献率来显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充分实现山东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形势分析

一、人口数量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一度高速增长,从1982年的6643万人增至1990年的9057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3．89％,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6．62％提高到8．01％。1990—2000年,根据“五普”资料,全国（大陆）人口增加了9．92％,其中,汉族人口由103919万人增至113739万人,增加了9．45％,全国人口和汉族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1％和0．87％;     

非农劳动力迁移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国情,对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研究较多。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非农业劳动力在空间上的迁移也越来越普遍。文章通过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重庆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描述了非农劳动力迁移的人口特征,同时基于LOGISTIC回归方程方法,研究了非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农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单位性质对迁移意愿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与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市场获得与中国劳动力迁徙的边界效应

本研究纳入新经济地理的新型要素——市场获得。试图建立影响劳动力迁徙动力机制的新坐标。利用1998-2008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样本数据,本文经验验证了“市场获得一要素报酬一迁徙”的倒“U”关联机制,发现我国早期市场获得对劳动力由外围区向中心区迁徙的贡献显著,并决定了“中心一外围”的地区竞争格局。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走向“刘易斯拐点”。进而“人口红利”消退,这均迫使“市场获得一迁徙”正向关联机制趋于弱化;研究估算出我国劳动力要素跨区域迁徙的隐性壁垒（边界效应值）为3．94;且边界效应由东向西呈现出阶梯型上升的区域差异态势：劳动力要素市场呈现出中心区相对开放,外围区相对闭塞的局面,而引力型政策和保障性政策分别成为了劳动力跨区域迁徙的拉力和阻力。政府的配套政策应该保障自由市场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配置,在实现我国区域“中心一外围”格局走向均衡化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护中国工业生产的要素竞争力。     

1990～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量的构成及变动

本文以1990年和200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用分城镇和农村人口估算模型对1990～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量、城镇人口自然变动量、农村向城镇的转移人口进行了不同估算参数的估计和分解,分析了10年来中国城镇人口增长量的构成及变动。本文研究分析结果有助于认识中国20世纪90年代城镇人口的发展特点。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并通过对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负担系数变化的分析,说明人口转变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通过分析我国自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兑现状况,提出要最大化地兑现余下不多的人口红利,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需要实现就业充分、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实现条件。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 ,论证了我国人口视窗开启的时间 ,分析了过去人口红利未能充分兑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利用城镇经济发展机会解决农村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延缓城镇人口老龄化 ,延长人口视窗开放时间 ,实现经济再次飞跃发展。完成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政府在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从“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谈我国的人口政策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人口红利”时期。本文从分析我国“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入手,分析了我国人口结构面临迅速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并追溯了计划生育这一影响我国人口结构的政策原因,认为对传统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应提上日程。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本文分析表明,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基于边际生产力的实证检验

论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东部省份作为二元经济理论中工业部门的代表,在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本存量估计的基础上,应用边际生产力分析法,对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工业部门2010年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较2000有显著提高,推断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除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还会影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因此,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生率和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必要举措。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