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星闪耀 各呈其彩——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审美差异性探源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不同时代的上海女作家,她们的都市小说在题材选择、女性形象塑造以及美学风格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审美差异性主要源于她们的时代家庭背景差异、女性意识差异以及审美意识差异.     

空间生产和身体言说:中国电影的上海城市想象和建构

中国电影中的上海城市形象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和建构,它是历时和共时交构的结果。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的代表,上海经由中国电影的历史性书写,并立足空间生产和身体言说两个维度的影像建构,最终成为民族家国话语、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图景的指代。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影中的上海城市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的特殊代言,是中国民族志书写的一种。     

"大视觉"中的影像世界——陈逸飞电影论

陈逸飞的电影创作是在其“大视觉”艺术理念的统领之下进行的。对视觉画面的偏执使陈氏电影产生了“诗化电影”的倾向;具有东方主义风格的影像符号为陈氏电影营造出一种无法摆脱的后殖民记忆误区;力求实现文化与商业的完美结合,使陈氏电影体现出后现代消费主义的美学内涵。     

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对“明星制”的突破

电影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崛起为广受国人欢迎的大众艺术,为近代中国女性步入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到20世纪30年代,电影女明星成了上海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明星制”成为一时之风。针对“明星制”的弊端,左翼电影采取多种措施,对其予以批评并试图突破其藩篱。但宥于当时中国电影发展之现实,“明星制”终究未能发生根本改观     

新时期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研究述评

中国电影纪实美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交,电影理论界对它的研究经历了“探索争呜期”和“反思建构期”两个重要阶段。“第四代”“第五代”以及“第六代”（“新生代”）导演的创作分别在不同时期体现了纪实关学对于中国电影的渗透与影响。综合这两个阶段纪实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其概括为四种研究视角和话语形态：电影基础关学范畴、电影现代思潮、中外影像传播理论、正面关注纪实美学的现象及理论等。这四种研究视角丰富了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理论体系,对电影创作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历史现象、美学精神与恒久性文化价值——论影史脉络中的中国"西部电影"

自20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先生提出拍摄中国西部电影的倡导,西部电影创作在80年代中期迅速起步,80年代末达到鼎盛、辉煌,出现了一批具有西部文化特色的作品。这些影片充满西部精神和西部意识,具有浓郁的西北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质,以自己现代影像语言的探索和表述,呼应了新时期影像美学的兴起,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和形象象征。中国西部电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在中国电影史和当下电影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文化影响和精神流变延及新世纪的某些电影创作。对之的考察研究对今天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类型建设和文化的国际传播都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实践意义。     

意境与中国电影的审美追求

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集中体现了中国艺术的本质特点。中国电影艺术家将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理论,运用于电影视听时空艺术的创造上,追求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美学风格,为观众营造出既符合民族审美心理,同时又充分体现中国艺术哲学精神的影像之境。     

当代中国工业题材影视剧之株洲形象建构及改进策略

当代中国工业题材影视剧通过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凸显冲突的画面构图和强化真实的视听策略，建构了株洲“宜居之城”“动力之都”和“科创之都”的工业城市形象，但这类工业题材影视剧中建构的株洲形象，也存在内涵缺乏城市个性、叙事消解恋地情结以及传播缺乏清晰形象等问题。缘于此，株洲市政府等相关部门要通过加强“产业规划+政府联动”的顶层设计、倡导“工业题材+类型创作”的本土化影视创作、强化“工业优势+互动传播”的宣传推广等方式，推动中国工业题材影视剧在“城影互动”的文化逻辑中，建构更具文化魅力的株洲影像，实现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提升。     

平躺的影像:新媒体语境中的电影艺术

新媒体技术支持下的电影屏幕朝两极发展,一是如IMAX这样能给人以视听震撼的巨型银幕,另一是如智能手机这般小巧灵活的微型视窗.就后者而言,影像由以往影院中高大的竖立状变成掌上媒体的微小平躺状.新媒体所导致的影像平躺,指的不仅是外观视觉效果,同时也是电影可操控、去层级化等深刻内涵的隐喻.记录载体的丰富、观影媒介的拓展、技术水平的提升,促使影像“躺”下来了；碎片化、块茎状、个性化、交互性,致使影像“躺”得与经典时代不一样；艺术灵光的消逝、社交功能的凸显、人际关系的变化、万众拼贴的狂欢,使得“躺”下来的影像具备新的美学意义.     

打破刻板：电影《刀马旦》中女性形象分析

一直以来,独特的女性形象在徐克的电影中都是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徐克从不把自己电影中的女性往传统妇德典范的标准来塑造,这也是徐克区别于其他男性导演之处。其导演的《刀马旦》作为一部“三个女人共演的一出戏”在当年充斥着“阳刚美学”氛围的香港影坛并不被看好。而最终在影片呈现出的三个女性形象,却是颠覆了电影银幕上女性只是作为“花瓶”存在的刻板印象。     

80年代现实主义电影的现代化改造

80年代,在“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一部分视启蒙为己任的电影人士主张从西方电影理论中寻找可供借鉴的资源,他们试图引入西方的纪实美学、“现代派”“非戏剧化”来实现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的现代化。他们有意识地将西方理论资源的借鉴限定在形式上,试图通过形式上的反叛来校正电影创作所负载的过重的意识形态,从而摆脱政治对电影的控制。“新时期”电影表现形式的种种创新要求,其实质都是追求启蒙的电影人士的政治诉求在电影批评中的隐性表达。     

近代海派通俗小说与上海都市伦理递变

近代海派通俗小说是上海都市社会的忠实记录，不仅描画了上海都市生存状态和时代精神状况，同时也反映了上海都市伦理和道德问题。因此，以近代海派通俗小说为研究标本，能够深入地剖析和透视这一时期中国都市伦理的发展和演变。从近代市井小说、晚清谴责小说、海派言情小说三种主要类型，可近距离地审视近代上海都市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业伦理、政治伦理和婚恋伦理问题，从而捕捉中国都市新伦理的源起图景。这些新伦理意识决定了近代都市社会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上同传统社会的巨大分歧，也让盘踞中国社会的宗法伦理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同时也体现了捕捉社会风气之先的近代文人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试图改善个人生活、改变社会风尚，进而铸造现代国民人格、培养文明健康伦理关系的人文努力，为中国伦理道德由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和历史转型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论百年中国电影的审美创造和艺术传统——导演群体与中国电影创作主潮之研究

电影应该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去表现电影家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从早先认为"影戏是由扮演的戏剧而摄成的影片"及其所形成的戏剧式电影形态,到1970年代末以来,大陆影坛的纪实美学、影像本体美学、新写实美学,和台湾"新电影"、香港"新浪潮"等电影创新潮流汹涌,正是不同代际导演从不同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的执著探索,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审美的发展和深入。在实践中,他们以艰辛的艺术创造建构了中国电影的两大传统:"人学内涵的现代电影"和"世界视野的民族电影"。前者强调电影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联系,以其社会人生呈现的"现实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内涵;后者在民族性格刻画中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独特创造,又使中国电影成为富于民族审美特质的现代电影。百年中国电影这些探索,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     

“十七年”电影工人意象神话原型研究

新时代大国工匠形象的影像构建,需要回溯“十七年”时期中国工业题材电影。再考察当时工人银幕形象,可见影像建设祖国“美好理想”的背后,隐约彰显出荣格心理学和弗雷泽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气质。影像以“文化英雄—先进工人”“女神—‘铁姑娘’”与“恶神—落后工人”的“历史原型—工人意象”为结构,建构了一段新中国工业历史语境下的工人英雄神话。那一代文艺工作者在对工人主体的浪漫想象与艰难探索中,自觉不自觉彰显出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使命与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诉求。     

重审《妇人画报》中的摩登女郎形象

文章以20世纪30年代发行于上海的《妇人画报》为研究文本，通过结合“女性嫌恶症”这个生发于上海语境的本土词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解读“摩登女郎”被审视的细节和原因。不难发现，摩登女郎表面上的前卫实则是男性作者对女性肉体的臆想与规划；女性享受溢美之词，以甘愿跳入他们打造的美的枷锁为代价；男性对摩登女郎爱恨交织，体现了他们自身情感上的矛盾。这些“女性嫌恶症”表现背后的原因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多维期待、近代女学的“失控”、男性作家融入上海大都市的焦虑等相关。图文形塑的“摩登女郎”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思想维度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中与西、性别博弈。     

纪录片文化形象建构与传播策略--以“中国梦”影像作品为例

纪录影像是引导人们直接进入现实的工具,具备建构文化形象的能力。“中国梦”作为近几年主流媒体主张并强力宣传的文化符号,其纪录影像作品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成效,但也暴露出诸如创作观念保守、叙事模式单一、视听语言程式化等问题。本文结合当下“中国梦”纪录影像传播中的具体实例,从更新创作观念、讲究叙事技巧、巧用影像语言等方面探寻纪录片文化形象建构与传播策略优化等论题。     

论第二代导演的电影创造与历史地位

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的艺术贡献突出体现在:他们以"凝视现实"、"抓住现实"、"描画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真实",确立了中国电影的现实品格;以影像叙事艺术创造和电影表现的独特性,确立了中国电影的审美品格;以直面人生的艺术精神、真实性的美学原则和客观写实的表现手法,确立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形态;以在民族性格刻画中去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探索,确立了中国民族电影的艺术追求。由此也就决定了第二代导演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诗电影在当代文化中的价值意义

现代艺术“审美自律”“审美自主”观念对西方诗电影产生过深刻影响，然而在“后文化”时代却面临危机，其根源在于西方哲学难以解决的二元对立。《周易》以“观”的方式认识世界，奠定了中国哲学主客融合的基础，并在美学上表现为整体的美学观点。因此，中国诗电影内含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品格，与西方诗电影普遍追求个体精神世界与现实的分立不同。中国美学具有美善真相统一的特点，电影中不论是审美地传达儒家的仁义、至善，还是道家所追求的本真人格，都使人通往“诗意生存”的人生境界,这即构成了中国诗电影的核心内涵。中国诗电影的人文和审美特质，使其在新时代仍能够发挥自身功能，并在当代社会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论清末民初上海演艺界“男女合演”的产生

上海是中国近代商业和时尚文化的中心，清末民初，京剧“坤班”、女子新剧团以及“男女合演”现象相继在这里兴起，这既是戏剧和电影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反映出上海社会风俗与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