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与消极:农村光棍群体的贫困类型及生成机制分析——以湖北Z县G村为例

农村光棍成为当前精准扶贫的重要对象.光棍群体的贫困主要有经济性贫困、社会性贫困和文化性贫困三种类型.经济性贫困是光棍贫困的最明显特征,光棍群体的劳动力残缺或劳动动力不足导致其收入较少、财富积累少.社会性贫困指光棍群体在村庄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低,处于村庄社会阶层中的边缘位置和最底层.光棍的文化性贫困主要是指他们在生活意义和价值层面上的缺失,进而形塑出光棍群体在家庭和村庄社会内消极性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表现.针对光棍群体的精准扶贫,不仅仅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加大对光棍的培训引导,在社会层面形成对光棍群体的支持和帮助.     

“主位”视角下光棍社会地位的再研究——基于江汉平原的经验调查

光棍在传统社会中成为一种依附性的力量,嵌入到村庄结构中。光棍是弱势的文化指涉始终是乡土社会实践的“非意外结果”。由此,学者通过“婚姻挤压”和“婚姻排斥”导演出光棍的“被迫性”问题。但是,随着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和传统村落社区的解体,光棍的“弱势”意蕴逐渐得以“祛魅”。基于经验调查,本文从“主位”视角出发展开对光棍社会地位的再研究,从经济条件的优厚者、婚姻的高价者、家庭结构中的当家者、人情的积极互动者、关系和资源的拥有者五个方面来呈现出光棍较高的社会地位,打破光棍弱势之迷,光棍只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已,这样就将光棍研究进一步推向“主位选择”的纵深层面。     

村落社会资本及其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村落社会资本是一个群体概念,是指村落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状况,村民之间和村落内部的信任水平、团结互惠状况、集体行动能力等是衡量村落社会资本的主要指标。本文首先考察了黄果树社区的村落社会资本状况,然后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检验村落社会资本的10个指标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只有村民之间的互惠状况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论社区发展与计划生育

社区是指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具有共同的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发展就是指社区居民参与的使社区各构成要素相互协调的社区改造过程。社区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区发展水平是社会文明...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

本文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状况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都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适应处于较低水平.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评家庭阶层地位、媒介接触、城市经历、相对剥夺感、社区参与、组织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性影响.     

跨国移民与学缘网络——以日本D大学中国人研究者为个案

国际移民的研究中一直以关注移民的文化适应、移民与移入地居民的互动、移民网络的建构及移民社区的形成为主流,但是当今世界的国际移民群体已经发生了分化．不仅存在低人力资本的国际移民,同样存在着高人力资本的移民,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普遍高于移人地居民,本研究通过70个样本的个案研究发现,在他们的国际移民实践中,对血缘和地缘网络的依赖程度十分有限,他们更热衷于构建跨越区域空间的学缘网络、这不仅成为他们孤独的移民生活的情感寄托,也成为他们职业发展的需要。     

社会转型期城镇弱势群体的社区支持

一、社会转型中的城镇弱势群体 国际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对社会弱势群体有一个基本相同的界定,即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这些人之所以被认为弱势群体是因为在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安排下,他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得不处于较低地位,他们同主流人群不能平起平坐。从总体角度来看,弱势群体的出现有生理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因此我们把弱势群体     

计划生育的社区居民自治初探

一、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实行社区居民自治的必要性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范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     

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人口慢性疾病患病的影响分析——以心脑血管疾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例

慢性病逐渐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类型。本文使用CHARLS 2013年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和KHB分解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较高教育水平、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在企业工作的群体相比务农人群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可能性更高,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可能性更低。我们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解,结果显示地位较高的群体饮酒比例更高、肥胖指数更高,这些不利因素导致了他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较高;然而,地位高的群体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较少吸烟,因此他们更不容易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结果与国外研究形成了对比和呼应,在中国并非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慢性病患病风险更低,其关系因不同的慢性病类型而异。此外,研究结果对于有效识别慢性病易感群体、积极干预及预防慢性病提供了理论支持。本研究提出对不同社会群体应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针对较高社会阶层的易感人群应倡导良好、规律的生活方式;针对较低社会阶层的易感人群则需要通过医疗卫生政策、公共卫生服务、生活环境改善等多方面进行干预。     

中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

中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往返于城乡之间,形成流动人口。受住房供给条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流动人口比起城市户籍人口在住房的可获得性、住房条件和居住的社区环境等方面都相对较差,因此,他们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因之受到影响。为帮助流动人口群体向上社会流动,从而使社会不断地、稳定有序地实现进步和发展,政府应在解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上承担起责任。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研究——基于借贷网络的视角

本文采用定量统计和回归分析的方法,试图从借贷网络视角来考察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状况,以发现婚姻状况和地域差异是否会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结果表明,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男性和不同地域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数量和来源有显著差异,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社会资本不存在影响,地域因素对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也不存在影响。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需求与供给分析

在构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需求量测算模型的基础上,对相关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资料进行了处理,测算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均社会保障需求量和社会保障需求总量;比较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的社会保障实施现状,分析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供给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改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保障需求的对策建议。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

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是在中国农村普婚制社会下长期存在的现象。文章利用全国性的专项调查、主流媒体报道和实地调查数据,从婚姻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视角来研究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宏观数据分析显示,用性别结构失衡来解释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剥夺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而简单地以贫困概括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主因并没有充分考虑婚姻的本质和功能。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认为婚姻市场上性别不平等对贫困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远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的成因。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冀北地区调查为基础

利用2010年冀北C县农村调查数据,借鉴生活质量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与已婚男性相比,未婚男性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均明显偏低;居住方式和父母在世情况显著影响他们所获得的生活支持,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显著影响他们的经济满意度;年龄、生理、心理和收入是影响未婚男性生活总体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经济满意度和生活总体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社会交往满意度和生活总体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有利于把握其生存状态,也有利于理解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性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了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心理因素和社会人口统计因素。数据来源于2008年8月-9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JC区开展的＂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的互动态度、较高的性伴规范,较高的知觉行为控制和首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的经历与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显著正相关。此外,较小年龄组的未婚男性更倾向于使用安全套。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机制,能为促进农村地区安全性行为的干预项目提供理论借鉴和支持。     

社会排斥视野下的农村青年婚配难解读——来自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青年婚配难是各种结构性因素与非结构性（场景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出生性别比失衡、婚姻梯次和年龄结构差等是导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结构性因素,而个人条件、经济基础、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则是引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非结构性（场景性）因素。本文基于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实地调查,通过引入社会排斥理论,对农村青年婚配难现象的非结构性因素展开了分析和探讨,认为：身体排斥、身份排斥、经济排斥、观念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等是导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主要排斥机制。婚姻排斥作为一个集场景性与结构性相结合的分析性框架,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婚配难、婚姻市场失衡等问题的新的理论视角。农村青年要想顺利地进入婚姻市场,青年自身、基层组织和国家必须“力所能及”地克服和消除社会排斥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25个社区调查

运用长沙市25个社区99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获取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作为因变量,通过路径分析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总体较差,作为中间变量的社区环境和居住条件显著影响住房状况,社区环境因素是中间变量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作为初始变量的收入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房类型和工作行业不仅通过中间变量间接影响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而且对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初始变量的住房公积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状况没有影响。最后建议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制度的均等化,科学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对象标准,充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     

农村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分析——社区生育文化的视角

本文通过在海南省海口市近郊农村的实地调查指出,农村宗族现象的存在、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健全、家庭老年人的压力和社区控制的失灵既使传统社区生育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又强化了村民们的传统生育意愿与行为,而传统社区生育文化与村民生育意愿、行为相互建构、相互支持,从而导致社区出生性别比失调.应发挥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优势,将社区作为控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个重要平台,大力提高女性地位,营造两性平等的社区氛围,通过各种措施重塑新的社区生育文化,从根本上解决出生性别比问题.     

广东侨乡国内移民的崛起及其影响——台山市浮石村调查

台山有数量庞大的海外移民,他们主要来源于农村,对当地农村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一直受到较多的关注,而当地农村的国内移民却往往被忽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移民的数量大幅增加,而且随着个体经济实力上升、人脉力量突显等原因,整体实力不断提升,对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网络扩展、村民心态等都有重要的影响,成为侨乡的“新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