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爱兮歌》诠译管见——与陈梦韶先生商榷

《哈哈爱兮歌》是许多鲁迅诗歌注释者对《铸剑》里宴之敖者和眉间尺的头唱的歌词的通称。《铸剑》开始写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厦门大学,完成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广州中山大学,是《故事新编》中最早译成外文的一篇。一九三六年三月鲁迅在复给日文译者增田涉的信中指出:“在《铸剑》里,我以为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但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意     

追随实践的步伐 吹响时代的号角——读王梦奎同志《翠微居杂笔》

追随实践的步伐吹响时代的号角——读王梦奎同志《翠微居杂笔》张宏王梦奎同志是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最近他将自己１９７９年以来的八十多篇短文辑成《翠微居杂笔》（以下简称《杂笔》）出版。该书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政治智慧、经济学理论建树和广博精...     

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张培基先生《狗》的译文构建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常用以形容文学创作,其实亦可以用之于翻译。翻译也需＂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入乎其内＂以求理解,＂出乎其外＂以求表达。理解与表达密不可分。选取张培基先生的英译文《狗》为研究对象,从视觉转换、遣词用句等方面分析了其翻译策略和技巧。并强调在翻译散文的同时,一方面译者需要深入原文,探究原文真谛,可谓＂入乎其内＂;另一方面,译者又需跳出原文之外,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用目标语将其忠实自然的再现出来,堪称＂出乎其外＂。而《狗》的英译本以其清新自然的风格,再现了原文信息,很好地实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翻译效果。     

爱比死强,爱大于死——屠格涅夫中篇小说《死后》译后记

一 晚年的屠格涅夫,虽多次声称不再提笔写作,可是办不到。他继续观察思考,努力理解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他晚年的写作,特别是小说《死后》、《梦》等,显得奇特而矛盾,流露了怀疑与痛苦的情绪,不如五、六十年代那么明朗。可是我们要想到:他晚年过着孤独的生活,又患了不治之症,经常想到死这是很自然的事。综观他的全部创作,与其把他的精神面貌想象成愁苦不堪的样子,不如把他看作一位虽然在垂首沉思,但眼睛里尚未熄灭青春之火的明哲长者。屠格涅夫说过:“有黑暗,光才有了亮色。”此话给人启发。也许,正因为有了暗色的背景,他垂暮之年的艺术作品读起来才     

鲁迅论美术——读鲁迅先生《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儗播布美术意见书》是鲁迅先生的早期文章.最初发表在一九一三年二月《教育部编篡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上,后收进《鲁迅全集》(七)《集外集拾遗》(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一二年元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设立了教育部,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鲁迅经许寿裳介绍,于二月底或三月初到教育部任部员.四月临时政府迁北京,鲁迅也随部到京(实际上是五月初到北京).蔡元培在四月发表了《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主张“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来制定教育方针,提出了五育.五育中引人注目的是以世界     

细读译诗《雪夜林边驻脚》——与辜正坤先生商榷

对已成定评的名家名译重新观照和评论,是新世纪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文章以辜正坤译诗《雪夜林边驻脚》为例举证分析,并结合自己的译诗指出辜正坤先生译文可商榷之处,以期为诗歌翻译比较提供些许参考.     

文化信息符号的语用翻译——兼析林语堂先生译《浮生六记》

文化信息符号是以散点式结构方式广泛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对文化信息符号的语用翻译表现在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两个方面.本文以林语堂先生所译<浮生六记>为案例,详细描述并分析了文化信息符号换码过程中语用翻译的运用,进一步证明运用语用翻译方法阐释原文言语意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体验的批评——读李怡先生《为了现代的人生——鲁迅阅读笔记》

有关鲁迅的研究著述,到目前可称得上汗牛充栋了,这一领域任何一分新的突破都显得艰难.而李怡先生近著<为了现代的人生--鲁迅阅读笔记>(后称<笔记>)仍然带给我们很多新鲜的东西,颇不容易.     

从春秋大义看君臣关系——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质疑

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一文萌芽于《春秋大义述》,成文于《积微居小学述林》,该文误解了《春秋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的意思,从而遮蔽了君臣关系的“春秋大义”。这种误解根源于对《春秋公羊传》义例关系的忽视,《公羊传》将《春秋》经中“使”字的用法当作一个凡例来解释,而杨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一般的字来解释。     

意形韵的完美结合——汪榕培先生译作《木兰辞》赏析

诗歌翻译要求译文的内容、形式与音韵和谐地统一。文章通过对《汉英绘画木兰辞》的分析,列举译文中的一些实例阐述了诗歌翻译的基本原则。“信”,即忠实表达原文,是翻译的前提;讲究形式美,并非简单地对等直译;音韵美是诗歌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早期鲁迅宗教观与科学观的悖论——兼评伊藤虎丸先生的《早期鲁迅的宗教观》

多少年来,人们对于鲁迅早期思想已经作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领域。但是在早期鲁迅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宗教观与科学观却较少有人涉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东京女子大学教授伊藤虎丸先生近年发表的《早期鲁迅的宗教观》一文,不仅标志着日本学界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深化与拓宽了中国同行的视野。伊藤先生是日本鲁迅研究的大家,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在日本别树一帜。他没有沿袭日本传统的出典论方法,而是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与启示,从人本主义哲学出发着重对鲁迅的精神世界进行形而     

娱乐节目在高职思政课教学中的运用——以《我爱记歌词》为例

《我爱记歌词》是浙江卫视从2007年开始打造的一档全新的娱乐节目。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展我爱记歌词活动是可行的,将这种形式新颖的娱乐节目运用到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能让学生在精神享受、身心愉悦和艺术感染的氛围中潜移默化的受到思想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会得以凝练,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效果,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容。     

鲁迅的几个笔名与《周易》之关系——兼与李允经先生商榷

鲁迅的笔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情境和文化意蕴，其中几个笔名与《周易》有着深刻的联系。鲁迅巧妙地化用《周易》的卦名作为自己的笔名，这些笔名不仅与署此笔名的文章内容密切相关，暗示着鲁迅的立场和态度，而且传达着鲁迅对《周易》精神的继承。     

译古为今,讵可不慎乎——以对《辩正论》的误释、误译为例

古今时代变迁导致的语言表达差异产生语内翻译,地域差异产生的语言差异需要语际翻译,还有符际翻译等。一般认为,相对于古文译为今文,他族语译为本族语的难度更大。可事实上,译古为今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困难,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相当的文化积累、专业知识,译者同样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误释、误解和误译。比如,隋代名僧彦琮所著的《辩正论》为我国历代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所重视,不少翻译研究者都曾对该文进行过不同角度的解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解读也存在一些谬误,如果不加详察,就可能会误导读者,产生消极后果。选取某文献中出现的对彦琮《辩正论》的几例误释、误译,分析其疑似错误或明显错误,以与著者商榷。作为译者,在译古为今时必须谨慎,要使自己成为杂家的同时还应努力成为专家。     

存在的哲学:对现实生命的残酷背弃——鲁迅小说《采薇》、《出关》、《起死》解读

1935年12月,鲁迅连续创作了《采薇》、《出关》、《起死》三篇小说,由此完成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这本集子的写作,从沉浸于《呐喊》的1922年直到逝世的前一年,“足足有十三年”①,其间鲁迅的感情世界经受了多少风霜雨雪,又该发生了多少的曲折变化!     

荒原情结与寂寞意识——从《鸭的喜剧》看鲁迅与爱罗先珂

鲁迅的小说中<鸭的喜剧>历来不为研究者重视,本文试图以王一川的"双重本文性"作为切入点,解读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精深的寂寞意识,以及这种寂寞意识对鲁迅思想的深刻影响,从而解开<鸭的喜剧>在鲁迅思想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意义.     

土家族传统民歌歌词中存在的古典文学元素——以湖北恩施市太阳河乡《先生歌》为例

土家族传统民歌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是土家人劳动生活和智慧的结晶,是土家族精神文化的体现。其歌词除含大量民间文学元素外,还因受中原汉文化影响,存有少量古典文学元素值得研究。地处清江流域中游的恩施市太阳河乡存有一首《先生歌》很具代表性,它既有鲜明的教化功能与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又有通俗的民间表现形式,其文学和音乐价值并存,具有经典的历史文化价值,值得传承和保护。     

培养学生概括能力方法举隅——以《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为例

阅读概括能力是指能在阅读中,通过分析、比较、抽象具体内容,将阅读素材的精髓加以归纳的能力。     

《论翻译》中鲁迅对于严复的评价考辩——兼与王秉钦先生商榷

鲁迅前期的翻译思想与严复多有相似,如翻译的启蒙与救亡目的、译法上的归化倾向、对读者的政治性误读以及译文语体的文言特质等。步入后期,鲁迅关于汉语文法、语义乃至文学的观念急剧转变,并几乎颠覆了其包括待译文本选择、翻译绩效、策略与语体以及翻译目的在内的全部翻译思想。鲁迅对于严复的评价前后虽较暧昧,但时间考证及鲁迅晚年的回忆表明,《论翻译》中的那番评述与其说是对于严复的“大加赞赏”,倒不如说是冷嘲热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