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互补:化性起伪与工夫论辨析

心性化育不只是百年树人之计,更是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生生之根.荀况与朱熹两位启蒙思想家都对人的这一精神世界进行了热切的关注和深邃的思考,他们不仅对人的心性进行了学术定义,而且为人的心性培养和改造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创造性地把人的心性化育与国家管理、群治信仰结合起来,描绘了不同的理想政治境界.二人心性范畴的定义、心性化育...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李翱复性学说及其思想来源

隋唐以降,在佛道的挑战之下,儒家学说在心性论方面处于劣势。李翱于是提出复性学说,试图通过对儒家原有典籍《中庸》、《大学》、《易传》和《孟子》等书中有关思想的重新阐释,构筑起一个儒家心性论体系,与佛道相抗衡,他认为人人皆有与圣人一样的至善本性,凡人只是由于情欲遮蔽了本性才没有成为圣人。只要人们停止思虑,灭息妄情,复归本性,就能达到诚的境界,成为圣人。他的复性学说是吸收佛教和道家思想改造儒家心性论的一个有益尝试。     

科学理解的认识论前提

科学理解论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注目的课题之一,在理解与说明、科学理解与科学说明的关系中辨明科学理解的特性进而明确其认识论根基,发现其在这一点上与近代自然科学类似,主体与客体对立的学说是后者的认识论基础,而在科学理解中,主客对立学说被改造成主客分立说,一方面承认二者的不同,另一方面坚持二者的联系.从而为科学认识、科学伦理提供了竞争的可能性.     

心性与性情:先秦儒学思想中的“人”

以"人生"为思考焦点的中国思想,在先秦时期相关学说主张中,表现为一种对于"人"的理解。探讨"人"的理解,成为建构古代中国思想"知识性"的重要工作。必须建立一个"概念策略",经由从"自然人"到"自由人"的分析进路,充分认识"心性"与"性情"的重要性,才可适切地展开"人"之图像,进而清楚地还原其古代样态。孟子性论中对"心性"的理解,虽以"道德"为其要素,但此一道德人之理想,并不脱离真实性情感的人性,这正是人之所以获得"自由"之关键。出土文献《性自命出》或《性情论》的内容,对此问题有深入讨论,从中我们当可获致由传统自然材质人性论,走向道德人性论的思想史轨迹,为"自然人"到"自由人"的路向进一步厘清可能性。     

孟子心性学说的逻辑构架及理论蕴藉

孔孟之道乃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孟子是被后世尊称为“亚圣”的思想家,其思想学说是儒家学说发展与完善的重要环节。重读孟子的思想学说,旨在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应时代的问题。孟子心性学说的深刻理论蕴藉在建构现代人心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建党思想对马列主义党的学说的重大贡献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党的学说与中国党的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在我国建设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艰巨任务,从而形成了系统的毛泽东建党思想,由于这一思想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科学地回答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不曾遇到或不曾解决的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以自己独创性的理论,发展了马列主义党的学说。邓小平同志说,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明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的地位。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备的思想体系,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我根据感受到     

“三个代表”与共产党的执政规律

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执政党建设的理性思考。“三个代表”从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个重大历史性课题的高度，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主体精神的后天涵养──论孟子的养气说

孟子之＂气＂属精神范畴，是＂形诸外＂的主观精神、心理状态。在＂志＂、＂气＂关系方面，孟子认为志制约着＂气＂，使＂气＂具有了价值向度，它把人的内心与形诸外的精种状态结合起来，成为其心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的养气说以＂尚志＂、＂集义＂为核心。尚，急确立人生的立足点和人生道路，集义则体现了气的力度。孟子提出的尚志与集义相接合才能养成＂浩然之气＂的思想，为儒家道德修养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     

谈人文教育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价值取向

一、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人文内涵(一)人文教育的内涵。所谓人文教育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它通过把人类积累的智慧精神、心性精粹与阅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以期使人能洞察人生、理解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人文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人性教育,它以个体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人文教育是对培养人文精神,致力于人的道德精神价值领域的一切教育的高度抽象。人文教育最重要目的是使人成为一个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人格高尚、志趣高雅的身心健康的人,成为一个对他人、社会、自然生态环境具…     

胡风编辑策略中的"异端"因素

本文对胡风编辑思想和策略进行了新的考察。认为,在"同人杂志"的编辑理想中,胡风寄寓了推进国人思想和文坛大环境现代化的热切企望,这使得"胡风集团"的文化运作方式呈现出某些"公共领域"的因素。出于对"公共领域"与意识形态方式冲突的警惕,批判者以"宗派主义"的罪名将"胡风集团"这一"异端"剿灭。     

“自然”何谓？ “自然”何以美？ “自然”如何能美？——基于中国古典美学自然观的理路

自然美问题不论从现实还是理论上都有着诸多的困惑,那么＂自然＂何谓？＂自然＂何以美？＂自然＂又如何能美？本文沿着中国古典美学自然观的理路进行探讨,力图提供一种视角以反思自然美理论,反思自然本身及生命的存在。     

本虚而实——儒家教化理念的立身之所李景林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教化理念或教化之道,有"虚"与"实"两个特点。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乃伴随着"政"与"教"的解构,使教化之道由政治的事务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的、与人的个体内在生活相关的精神的事务,真正发挥出其"本虚而实"的作用。"心性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之"教养的本原",现代以来亦经历了一系列与现实政治事务解构的过程。但中国现代的文化状况,其病在于有"解构"而乏"建构"。儒学"以身体道"群体的失落,心性儒学之"道问学"层面的退居学院化、知识化一端,"后革命"时代主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性之"实"的教化方式的被边缘化,导致了切合民众生活之文化自觉和整合功能的缺失。返归历史文化本原以建立核心的教化理念和文化整合认同的超越性价值基础,已是势所必然。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要求,中国学人应有足够的理论和文化上的积累与准备。     

道教生命学浅议——从陈宁的仙学谈起

中国道教的养生文化,用现代的眼光看,实际上就是一种东方的生命学。虽然在细节和技术上道教生命学不如西方生命科学,但它对生命的整体性把握和动态洞察,以及对生命潜能的开发和生命体的自我调整化炼,都有着独特的优势。陈宁先生以仙学的方式重建道教生命学,兼信仰、哲学、科学而有之,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借鉴道教生命学,创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新生命学体系,有四个问题需要学界认真思考和讨论。1 在信仰的层面上,要把道教的神仙信仰变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2 在养生的原则上,要把道教的性命双修扩大为一种普遍性的理念;3 在养生的方式上,要学习道教养生思想,把内养和外炼、静功与动功结合起来;4 在治病的途径上,要把道教医学与西方医学结合起来。     

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

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不能混为一谈 :论述意境的文献是《人间词乙稿序》,而境界说则出自《人间词话》;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 ,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 ,无法分解 ;意境论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痕迹较明显 ,而境界说则体现了回归中国传统诗学的倾向     

“和谐”:亚洲神学的核心范畴

神学最原初的意义是关于神的科学。但对于亚洲人,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人与"神"打交道,则是为了他们自己当下和将来的生命。这与西方学者对神学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亚洲神学重在关心生命而较少关心"神",只有在人们关心生命时,"神"才会参与进来。为了生命,人们必须培养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并把它们作为对象。因为,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生命;正是神、大地、人的和谐,决定着人的命运——只有和谐状态下的和谐方式,才能赋予生命、维持(延长)生命、发展生命。所以,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可以用"和谐"来表述——"和谐"是生命的形式。在中国哲学中,"和谐"既是生命的手段也是生命的目的。作为手段,处于结合、融合、合成等形式中的"和谐"是最具普遍性和必要性的东西;而作为目的,"和谐"就是幸福。由于和谐是生命的动力、条件和形式,它揭示了宇宙伦理(神学)与人的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谐"本身便可合理地作为规范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原理。这就是为什么把"和谐"看作是亚洲神学和伦理学的核心范畴之原因。     

佛教果报观与传统报应观的融合

印度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焦点在于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差异。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果报观作出巨大让步，实现了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完全合二为一是在民间信仰，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     

陈寅恪文化渊源学说试探——以民族国家与宗教文艺为核心

陈寅恪史学最突出的学术特点是文化渊源思想。它与华夏民族意识息息相关,而在民族史、宗教史、文艺史、民俗史以及制度史诸领域得到有效展开。中古史的主体在民族,根本在文化,标志在制度。这一学说既具有独特的学术方法,即直接研究文化本原与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动态分析传统因子与对家世地理的考察等,也蕴涵着丰厚的精神底蕴,表现了继往开来的民族意识和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     

论晚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传播理念和方法

利玛窦在晚明成功地把西方文化传播于中土.这主要归功于他切实可行的传播理念和方法.穿儒服、研究中国文化经典和熟悉风土人情是他顺利进入中土的第一步,走上层路线、与广大儒士为友、传播科学知识是他传播成功的关键.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