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本文认为 ,六官制改革 (556)前 ,西魏 (535— 557)禁卫武官制度继承北魏末年制度而未发生重大变化 ,领军将军为禁卫军最高长官 ,其下有左卫、右卫将军及武卫将军等职。文章考察了西魏领军 ,左卫、右卫、武卫诸将军的禁卫职能 ,对诸职担任者的身份进行了分析 ,认为西魏朝领军将军等禁卫长官基本上都由宇文泰的亲信———同族 (宇文鲜卑 )、同乡 (武川镇 )、同僚 (贺拔岳府 )、姻亲(甥婿 )及其子弟担任 ,这无疑更有助于宇文泰控制西魏皇帝和保卫自身安全。此外 ,西魏还存在着类似北魏后期制度的其他禁卫武官 ,不设护军将军及四中郎将     

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

《魏书》关于北魏道武帝拓跋早年经历的记载虽然简约 ,但是指认明确 ,论列系统 ,有较为可靠的佐证资料 ,其价值远在《宋书》、《南齐书》及《晋书》诸书之上。本文认为 :拓跋什翼犍死于“君之乱” ,道武帝拓跋在代国灭亡后并没有迁往长安及蜀地等 ,而是一直生活在雁北地区。这些事实都有相当详实的史料根据 ,李凭先生否认这些事实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北宋神哲时期对西北蕃部的民族立法

宋神宗、哲宗时期.随着熙宁、绍圣的开边拓土,蕃汉民族交往日益增加.土地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归附区社会稳定等诸多新问题接踵而至.为了保障西北边疆政策的顺利贯彻,政府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西北蕃部的治理,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西北蕃部各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它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对于处理西北边地各族矛盾和纠纷、打击西北缘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促进西北蕃部民族稳定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论《魏书》史论的特点及价值

<魏书>是一部皇朝史与民族史相结合的杰作.其史论中所包含的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观念、统一意识、门阀观念等特点,明确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民族纷争到民族融合,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特点和价值.<魏书>史论对全面认识北朝的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

文章在考释近年出土的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铭文的基础上,分析穆泰本人及其先人籍贯、家居、任职等情况,推测穆泰家族源自鲜卑,系北魏孝文帝改鲜卑(贵族)姓为汉姓辗转而来。文中对穆泰等人所任职务、任职地点等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多有订正和补充,澄清了若干唐史和民族史学界长期存而不明的问题,并以此揭示鲜卑人汉化的具体过程。就穆泰家族而论,因其多在都城西北诸民族势力活动之地,又以武职为显,其家族汉化较之进入内地核心区之鲜卑人汉化之例显有差别,其特征表现在:在融入儒家文化圈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若干因子,在物质层面背后还寄托着本民族的某种精神情怀。     

鲜卑汉化--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民族关系的调整

北魏初年,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关系紧张.北魏孝文帝为缓解民族矛盾,缓和民族关系,巩固北魏统治,对民族关系进行了调整.使鲜卑汉化,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使鲜卑汉化,有利于民族融合和南北的统一,但也导致了北魏的分裂.     

汉晋之际西南夷中的“叟”及其与蜀的关系

叟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个西南夷的人群称谓。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叟是何种人颇存争议。然对于叟的认识,最大难点却是史籍中出现的汉世谓蜀为叟记载,因对该记载一直缺乏深入研究,使得叟的问题始终众说纷纭,几成历史疑案。本文依据蜀,叟,汉世谓蜀为叟,叟者,蜀夷之别名等记载,着重从蜀、叟关系角度对叟的来历、族群内涵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发现叟之人群内涵与南迁蜀人有关。文章指出,汉代称南迁蜀人为巂,巂按蜀音即巂周之合音,正读叟(sou)音。巂字因生僻且笔划繁复,汉晋之际遂为叟所替代。故文章认为,魏晋时期的叟乃是以南迁蜀人为主体并融合当地其他夷人形成的一个特定人群。     

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

明对蒙古的战争贯穿明王朝始终 ,在双方边界形成绵长的军事争战地带 ,影响到这一地区正常的行政建置与经济发展。陕西北部地区正处于这一地带之内 ,为加强防御 ,明王朝在这一地区修筑边墙 ,扩大驻军规模 ,构建军事交通线 ,布设营堡。明代中期以后 ,这些营堡 ,即军事城镇扩大之后 ,军事消费增多 ,加速了该区域商品流通 ,形成商业化的发展趋势     

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

北宋前期,以“蕃法”处理周边民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同时间用“汉法”,形成“蕃汉各为一法”的法律基本格局,但在真宗天圣时期,由于蕃汉民族间交往的日益增加,宋廷“汉法”治蕃部的法律意向已随之产生并日益明朗化,此后“蕃法”逐渐开始向“汉法”过渡。北宋后期,由于政府积极边疆战略的实施和对边区部族治理的深入,这种过渡或转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首先在西北和西南部分地区成功实现了转变,客观地反映了宋代民族法律文化的历史性发展和进步。     

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

最近第一次公布的陕北出土唐至五代三方党项拓拔氏墓志(<拓拔守寂墓志>、<李仁宝墓志>和<破丑氏夫人墓志>),对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拓拔氏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在对上述三方墓志考释的基础上,基本理清了唐初党项拓拔氏部迁徙的历史,即迁徙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辨证其主要家族的世系及活动,解决了过去中外学者研究中的疑难之处;以三方墓志对其祖源的记述为根据,讨论了学界长期争论的党项拓拔氏的族源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史书及<拓拔守寂墓志>所记其源于西羌为确,并研讨了党项拓拔氏从唐末后攀附元魏鲜卑拓跋氏的过程.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历史影响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法律制度多循魏晋,但当时一些有为君主为了适应特殊情势的需要,在取舍中原汉制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在行政、刑事、民事、经济、婚姻、司法等制度方面均有所建树,从而使十六国时期的法制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