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毛笔与徵笔名工

笔是中国“文房四宝”之一，并被列为四宝之首。中国古代所称之笔，就是特指“毛笔”，它是中国古人主要的书写工具之一，像现今流行的“钢笔”、“铅笔”、“圆珠笔”等等，在中国，那是晚清以后才出现的。中国最早的笔，大约出现在三千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有了“笔”的这个名称，蒙恬奉命对毛笔进行了集中生产和改良，     

中国道路的实践辩证法及其开源意义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一百年奋斗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它的出场能够为中国奇迹的“溢出效应”提供“原因解释”，而“中国道路”的成功本身亦需要科学“解释”。从其本质层面来看，中国道路的成功有其自身的基础性逻辑，即坚持了实践辩证法。中国道路充分体现了实践活动中“被动―自发―自为”“知行合一”的辩证运动，这种辩证运动既是中国道路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理解和解读中国道路的基本视角。     

中国马克思主义：概念界定与历史使命

“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表征，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涵与历史使命，需要在空间的横向比较与时间的纵向梳理中对其进行理论定位。从横向维度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区分的切中中国社会现实、面向中国问题的中国自主知识理论体系；从纵向维度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可以追溯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跃迁，尤其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进行深刻反思的理论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推动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肩负着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历史使命。     

论当代中国“主义”与“问题”的统一观

所谓“主义”，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它像一面旗子，引导队伍进行革命和建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主义”。所谓“问题”，这里说的是革命和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当代中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把中国发展起来。因此，所谓“主义”与“问题”的有机统一，乃是指我们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主义”与“问题”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     

理性挑战美德——中国现代人口文化转型管窥

一、摊开问题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问题，千头万绪，而其宗旨可能大不过四个字：富国强民。显然，“富”与“强”，和“幸福”一样，只能是相对而言的。作为中国现代进程鹄的的“富强”，从理想性角度来说，其参照系无疑是西方的“列富”列强。但是，这样探讨中国问题未免空洞，因为中国问题太过复杂了，适合于一篇小文章的大概只能是某种可以落到实处的问题。本文的问题是这样的：“计划生育”在中国有何文化意义？半个世纪以来，“计划生育”从学者的呼吁和舆论的提倡，发展到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其是非功过，春秋曲折，但哪一步都离不开对…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化溯源

在毛泽东的众多著述中，“人民”“百姓”“大众”大抵是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对这一“毛泽东现象”的研究，一般习惯把它解释为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这一解释是正确的，但它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更为深刻的原因。其实，周恩来在1949年就曾说过：“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系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①斯诺早在30年代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认为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从而使他“成为一个非…     

“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张岱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法上所提出的“综合”之说，本质上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受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所影响，是对张申府“三流合一”说的深化和发展。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有一个发展、深化过程：从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新哲学，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国哲学、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再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西哲学之优长之处，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熔铸理想主义精神的“创造”的“综合”，最后归结到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和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统一。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孔孟对中国文化的主要理论贡献及对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影响

孔孟对中国文化的主要理论贡献及对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影响刘鄂培（二）“和”──奠定了重“和”的宇宙观及思维方式中国和西方在思维方式上都谈“对立”与“统一”，这是中国西方相同之处。而在侧重点上却不同，中国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追求事物发展的“统一”，以保持...     

要把学习邓小平党建理论作为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点

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法宝，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而要搞好党的建设，有效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邓小平同志既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是党的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既有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又有搞好新的伟…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多维审视

“中国之治”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过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还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国之治”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中生发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物质基础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基石是充分激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关键是不断彰显制度优势和提高治理效能，基本要求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     

近代中国经济史三阶段论

这里近代的概念，是指1840－1949年。关于这近110年间中国的经济史，我认为，大体上是应该分作三个阶段的。要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必然又会涉及到人们久已认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社会形态。半殖民地是个政治概念，半封建是经济概念。所谓“半殖民地”，是指外国资本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所谓“半封建”，是指“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①。如果说外来的政治因素在规定…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由数千年中国历史沿传而来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与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同步出现。所谓“中国现代文化”，是指我国眼前现有的、正在建设中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代”是“传统”的延续，今天的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既定的“传统”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抛弃传统文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笔优秀遗产，经过具体分析，认真梳理和科学改造以后，使其发挥积极作用，是不可…     

西方话语为何难以侵入中国佛学

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大面积地受到了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殖民”控制．但是，唯有中国佛学却有着非常坚固的刚性边界，西方话语难以侵入。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一直有“佛学异于西学”和“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认为佛学与西学是“不相应”的，西学是“不究竟”的。总之。中国佛学至今依然还是一个不依附于西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王国，尽管也有些许“异动”。     

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全球文化观念

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突破．在重新审视中国和实际观照西洋的基点上，洋务时期的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从“天圆地方”、“中央之国”、“天下第一”等“天朝”神话中醒转，寻回和重塑中国的真实形象，率先实现了由“天下第一”到“全球之一”的心理变革．借助于洞察和思索，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可西洋“风教远胜中国”的现实，西洋人和西洋文化被纳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认知范围的扩展促成了文化心态的开放和多元。传统的“天朝”观念所卵翼下的“华夷之辨”的精神围墙被推倒，一种崭新的文化多元思想日渐萌生并形成．中西文化“通”“同”说的出现是洋务时期中国人全球文化观念形成的一大标识，它从“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力主泯中西之界限，破中西之壁垒，以“同”求“通”，以西补中，由此实现对西学的延纳和中西文化的重构和整合．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和制约了洋务运动的成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红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近现代历史给中国人民提出的严峻任务，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进步的主线，而且至今仍是鼓舞和教育人民最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必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红线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讲授的始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哲学智慧及其发展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创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发展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和中国优秀文化的融合创新发展，自身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这样的逻辑体系是由其文化本质的实践性，文化内涵的辩证统一性，文化价值的功能性，以及文化发展结构的“四体八方”性所组成。文化本质的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基础，文化内容的辩证统一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机理，文化的“活化”和“浸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功能作用体现，文化发展的“四体八方”结构模式是文化的发展走向。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的哲学支撑。     

突破模式的模式——基于国际视角的“中国模式”探析

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使得西方学者开始探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强大动因。“中国模式”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成功的新的经验概括。它突破了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对于“中国模式”，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中国经验或中国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它无疑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建设意义。     

何谓经济学家？——对丁学良论断的回应

2005年10～12月份，中国的媒体，如《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曾热烈地谈论中国经济学（家）问题。“家”字之所以用括号括起来，原因在于导火索是“家”，实质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的担忧和不满。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与“两弹一星”升天相比毫不逊色，但大多数人并不买账。香港学者丁学良先生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武汉大学的邹恒甫先生也来帮腔：“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