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和佛教信仰两条史料的辨伪

邓之诚<骨董三记>卷六<郑和印造大藏经>引郑和<题记>有三点可疑:其一,<题记>所载三部<大藏经>印造的时间,郑和人在海外;其二,永乐八年、九年、十三年不具备印造<大藏经>的雕板;其三,该<题记>与云南发现的郑和<施印大藏经发愿文>矛盾.另外,<佛说摩利支天经>后姚广孝所作题记将道衍官衔误作"僧录司右善世",也使该史料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四库提要辨证》"小学类"商补

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是一部名著,但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此书不免有一些可议可补之处.笔者就"小学类"若干条目,包括"小学类小序"、"匡谬正俗"、"五经文字"、"重修广韵"等略作讨论和补充.笔者认为,作为目录学名称的"小学",其来源确实主要跟六书有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学类"小序并没有攻击宋学的意思；所谓颜师古"开后来叶音之说"也是明清学者的普遍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匡谬正俗>的意见另有值得评说之处；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代的字样学不但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张参的生平事迹另有可考者；徐时栋对于<广韵>同用独用的认识有误,他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批评是幼稚可笑的.     

《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存目"辨误

<四库全书总目>有着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不过其中也有疏漏和错误.前人于此已作过很多辨误工作,但"存目"类书籍尚有待完善.现基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采用考据学方法,结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相关文献,就<总目>"词曲类存目"部分作相关考证订误,纠正其中<文溪词>、<玉霄仙明珠集>、<词林万选>、<浙西六家词>、<诗馀图谱>、<琼林雅韵>等条目的错误.     

《多维视角下的鲁迅论稿》简论

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江西九江学院文学教授李彪撰写的<多维视角下的鲁迅论稿>专著,2008年9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30万字,分为六篇及附录篇.第一篇是"人格篇",主要论述鲁迅思想、性格、人格、文格及其有关等方面的问题.第二篇是"比较篇",主要论述鲁迅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以及鲁迅作品的乡土性.第三篇是"杂文篇",主要论述鲁迅杂文与<野草>等作品的特色.第四篇是"教育篇",主要论述鲁迅的教育思想与教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第五篇是"评价篇",是对研究鲁迅的一些专著进行的评述.第六篇是"悲剧艺术篇",这组论文均被中国人民大学<鲁迅研究>全文复印,是李彪教授研究鲁迅的重要突破.最后是"附录篇",一是收入评论家对李彪教授和<鲁迅悲剧艺术论稿>的介绍与评价;二是将李彪教授已发表的研究鲁迅及其它的成果收存目录.     

《礼》古记与子思之学

本文提出"<礼>古记"之说,指出这种<礼>类战国古文记文,是一种长期为人所忽略的古代学术文体.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见有多种此类"<礼>古记"的作品,与传为子思之学的儒家传统有关.研究出土文献中的"<礼>古记"类作品,不仅使我们得以考察传为子思学派作品的早期面貌,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学术文献的文献形式与文体.     

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笔干气象 情系黎元——从《钟树梁诗词集》中的一组词谈起

总数达二千多首的<钟树梁诗词集>中有许多组诗组词,组诗如<读杜诗七首>、<咏蜀中女才人九首>、前后<步少陵〈秋兴〉韵八首>、<读书杂咏八首>等,组词如<十哀词>十首、<红楼人物赞>二十四首、<金庸小说人物咏>十三首等.这里要谈的是他的另一组词共四首,即<钗头凤·街首清洁工>、<西江月·民间交通员>、<临江仙·擦鞋人>、<鹧鸪天·卖报学生>.所咏人物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民间的弱势群体.钟先生在诗词集<自序>中说:"诗缘于情,无情即无诗.     

《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著,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焚书》刊刻过程、版本及真伪

目前见到的<焚书>,以顾大韶校定本<李温陵集>最可靠.单行本<李氏焚书>中的后二卷"读史"、"诗汇"非李贽亲定<焚书>所有.<焚书>曾先后刊刻四次.第一次为万历十八年四月,共有耿、李论辩之"书答"与写失友孤苦的"老苦"二卷41篇;第二次刊刻时间为万历二十年四月,增加"书答"一卷21篇、"杂述"一卷22篇,成为四卷;第三次刊刻时间为万历二十八年,将"老苦"、"书答"合为一卷,又增"杂述"38篇为一卷,并于其他卷加入30篇,构成新四卷四册;第四次是李贽死后,将"读史"、"诗汇"收入后的<李氏焚书>本.<焚书>除<玉合>等数篇为赝文外,余皆出自李贽之手.     

抄本《红楼梦》的基本状况及发现经过

抄本<红楼梦>的基本状况 旧抄本<红楼梦>(以下简称"抄本"),共4册,残存第一至第十回.第一册一至三回;第二册四至五回;第三册六至七回;第四册八至十回.开本24.1厘米×13.3厘米,线装.     

"饮中八仙"的演化与李白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

考索现存资料,知盛唐"饮中八仙"有两说:一无裴周南,一有裴周南,迄今仍没有为大家认同的解释。实际上,"饮中八仙"本来就不很固定,是盛唐俗传的结果,而人们乐道的长安会饮是不太可能的,李白开元、天宝间两入长安的史实也为"饮中八仙"的演化增一佐证。同时,"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分野于开元二十六年,及此年前后李白仍在长安为"翰林供奉"的史实表明:开元间李白确实到过长安,寓居时间在十年左右。准此,李白这段时间的作品就需要重新编年、重新研究,《新唐书.李白传》也需要修正。     

论周代令书的性质

周代令书的制作权最初是由最高统治者天子、诸侯国由诸侯所掌握.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决定周代令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其权威性在令书的制作、授受、执行中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归统治者所有,就意味着统治者是令书的法定作者,而且,令书一经法定的作者制定和发布,就赋予了令书很强的法制强制力.周代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随着春秋战国统治阶层获取权力欲望的增强和实际地位的上升而逐渐下降和弱化.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只有秦始皇一人有向天下臣民发布命令的权力,其他任何人则无权使用,此时,令书的制作权才又达到了高度集中,结束了因春秋战国时期各统治阶层混用令书致使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而受到削弱的局面.     

论中国哲学“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

“六经注我”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解释学方法之一 ,它不是要求人们忠实于解释客体 ,而是强调了解释主体的中心地位 ,展示了与人的类本质息息相关的解释主体对解释客体的主动性和再创造性。“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也包含深刻的奴性内蕴 ,限定不足的“六经注我”还容易导致解释过程的随意性和解释结果的虚假性     

“冢讼”考

“冢讼”是汉魏六朝时期十分盛行的一种观念,它体现了世人的丧葬礼俗和宗教禁忌。借助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我们可以考证“冢讼”观念的涵义、类型及与其他相关用语的细微差别,藉此阐释和分析古人眼中引发“冢讼”的原因：有承负先祖罪孽而遭冥界仇家寻仇的,有生人不修家事或祭祀不勤而招致先祖不满施予警示的,或先祖“以小代大”寻求代过替身的,也有因墓地风水犯忌而招致祸患的。鉴于上述“冢讼”之危害,道教典籍和传世文献分别记载了禳除“冢讼”和劾治“家鬼”的几种措施和方法：“上章”、“请官”、服术酒、沐浴、“祝”驱梦魇、行“解除”术、画瓦书符、“打家先”等。这些充分体现了古人面对瘟疫肆虐下的无奈和无助,转而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和安宁。     

从"国家意志"到"行政法治"——在法律与政策关系上的泛法律观

不能正确说明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与政策混同,这种现象在法学领域是"泛法律化",在政治学领域是"泛政策化",两者具有相同的问题属性。产生泛法律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错误的政策观念,对我国执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现实关系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并且习惯于把政策策略化;一方面是不能从功能价值、工具属性和主体分析上将法律与政策区别开来,导致法律的矮化。法律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政策空间的制度约束,政策空间即政策主体进行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在严格的法理逻辑上,行政机关为履行其行政职能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该属于政策的范畴。"行政法治"是指合法的行政,而不能解释成用行政法去行政。     

"六书"新解

"六书"即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方法.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六书"之中象形、会意、指事、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和假借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将"六书"一分为二,一部分称为造字之法,另一部分称为用字之法,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把汉字仅仅看作是文字--同拼音文字一样的文字的基础上的,依据这样的汉字理论研究"六书",必然得出"转注" 与"假借"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的结论.根据汉字的性质和"六书"本身的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六书"不仅是汉字的造字之法,同时亦是汉语的造词之法."转注"和"假借"虽然没有形成新字,但却形成了新词,根据汉字字词合一的特点,"转注"和"假借"既是造词之法,又是造字之法.从这个角度看,"六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转注"和"假借"看作是"用字之法"而排除在"六书"之外是不合适的.     

隋代美学概说

隋代美学是一个未被重视和研究的领域。它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独到的地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美学反思时期。它对六朝美学加以了较为彻底的清算。隋代美学的风貌是“斫雕为朴”。其哲学基础是王通的哲学思想,具有实践理性和效用理性的性质。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评价标准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江泽民则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评价标准的历史性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对“三个有利于”的继承性主要体现在都强调了生产力的基础地位 ,都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价值取向等。其发展性则主要体现在“先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六朝时期“东亚文明圈”民族关系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在东亚史中,六朝时期的"东亚文明圈"是较为复杂的。从外缘性因素(国际朝贡关系、王朝分裂对立等)来看,东亚诸民族国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紧时松,所呈现出的"螺旋式"的关系演进让东亚文明圈越来越紧密而不可分割。在汉魏六朝史籍资料中,以"辽东——乐浪"线的分合为主线,分析东晋南朝、北朝(尤其是北齐)的东亚朝贡国之等级关系,可以看到中国本土自身的南北分裂状态引起了东亚文明圈内诸民族国家关系的复杂化。     

试论简牍中所见谷物“付受”文书

“谷出入簿”是目前学者对出土简牍文书分类整理中的一大项。在被归入“谷出入簿”的文书中,有“付受”信息的简与其余简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有必要将谷物“付受”文书单独分出并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