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直隶中部的“市镇交易圈”——以晋商的多地赶会为视角的考察

清末民初时期,包括二三月份举行庙会的位伯镇、三四月份举行庙会的鄚州镇、五六月份举行庙会的辛集镇在内,直隶中部的同层次、同类型的若干市镇之间存在着商业联系。本文以晋商万聚恒等夏布庄为代表的专业商人,多地赶会的销售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其间的商业联系影响到了直隶若干市镇之间“交易圈”的形成。这种横向的联系表现为市镇庙会的交易时间相继、交易空间相近、交易主体相似,以及在大宗商品的流通、购销资金的调拨、商业信用的结算等方面的整体性。这种协同性和整体性反映出直隶商业的地方特色——“市镇交易圈”。并且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市镇交易圈”及其庙会市场的交易习惯也凸显了其自身的稳定性。     

论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有关问题

日本侵华思想客现存在于日本向军事帝国主义转变时期及其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的历史联系。它起始于幕府末期的对外扩张,形成于甲午战争以来的侵华活动,成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大规模入侵。日本的侵华思想在侵华行动中得到体现和落实,实际的侵华行动又不断激发、孕育出新的侵华思想。日本侵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社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革命不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兼论晋商衰败的历史原因

革命不是激进主义的产物 ,而是从客观上已经成熟了的社会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晋商衰败的主要原因不在革命 ,应从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中去分析。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革命有破坏更有建设。革命不等于反社会。不理解革命就不理解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道路     

清末民初湖北乡村棉织业发展缓慢的因素——兼与华北、江南地区的比较

本文从比较的角度探讨近代湖北乡村棉织业发展缓慢的原因,认为阻碍湖北乡村棉织业半工业化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机器制造业生产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外部推动力量的缺失.以湖北为典型的内陆农村手织业中传统生产方式的大量存在,说明了中国近代农村手工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性及其差异化格局.     

近现代回族商业经济的繁荣及其原因——兼与晋商、徽商的比较

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运用比较方法,对近现代回族商业的繁荣及其原因进行了叙述和分析。作者认为,晋商、徽商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衰落和同一时期回族商业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系统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一制度因素对商业经济的兴衰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继承回族优秀商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增强全球化意识、提升现代企业精神,应成为当代回商群体的共同追求。     

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新面向——以中方口述资料发展为视角

中国民众是日本侵华细菌战最直接受害者,其口述材料是相关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口述材料采集过程从1950年代发端至今,主要经历三个阶段。调查者分别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取证,使事件现场与亲见亲闻者的记忆表象得以即时记录,成为书写那段历史的基础资料。在以中日民间展开对日索赔诉讼活动为代表的反战市民运动推动下,个人记忆渐渐转化成集体记忆,乃至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这也为理解中日关系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有益路径。     

在情欲与伦理之间——论清末民初小说的情爱叙事

在以"仁"控欲的中国传统伦理系统中,个体情爱的叙事空间非常逼仄.个性思潮的萌发以及传奇、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发展,为欲望形态的个体化呈现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与叙事空间.承袭晚明"以情抗理"的人文思潮与叙事传统,清末民初的小说开始注重情爱过程与心理描写,其叙事伦理呈现出在情欲与伦理之间徘徊的姿态.这种姿态恰是五四"人的文学"冲决传统文化罗网的前奏.     

苍凉的沉落——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转型与作家心态

哀伤构成了以徐枕亚为代表的清末民初鸳蝴派小说的情感基调,这渗透着作家对现实的失望与对革命的悼亡。在渐进现代文学语境中,包天笑、周瘦鹃等人新的题材、形式的鸳蝴派创作,开始显示出家国意识的式微与现代市民世俗意识的渐兴,而徐枕亚等老派鸳蝴作家在这种语境中却呈现出焦虑与矛盾的心态。徐枕亚等人与包天笑、周瘦鹃的创作呈现出鸳蝴派自身的历时性嬗变,其中嵌透着传统文人在渐进现代文学语境中的不断调适与最终的悲壮沉落。     

清末学生的革命与不革命——兼论清末印象与历史在场

清末时期,随着政府变革动力的加剧,作为新政重大成果之一的学生群体,成为社会最新兴力量并崛起于时代.但年龄因素与时代冲动促使学生恃宠而骄并在思想与行为上不断背叛政府"学为己用、大力笼络"的战略意图.学生群体的叛逆可分为革命与不革命两种.革命体现了时代的激情,是清末时代冲动与狂飙年龄特点共生的产物.不革命则表现了群体中少有的冷静与睿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持重在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理性回归.不革命体现个别学生对于社会远景"举一望三"的深层次理解.由于传媒扩张效应所造成的思想裹挟现象、学生个体认知及政权维护之需要,清末印象在被溯求于学生革命意志与行为方面变得扑朔迷离而渐成假象,历史在场被有意无意的大肆毁掉,第一历史与第二、第三等次生历史在相形见绌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形成了今天在清末历史认识上的困惑.     

论清末民初的小说翻写现象——以《留东艳史》对明传奇《刘生觅莲记》的翻写为案例

<留东艳史>是民国著名作家向恺然的一部文言小说,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小说是明代中篇传奇<刘生觅莲记>的翻写,以留东的"新瓶"装才子佳人的"旧酒".本文从中透析向恺然对<刘生觅莲记>的继承与创新,并对清未民初"旧瓶贮新酒"和"新瓶装旧酒"这两类意趣及旨归均截然不同的翻写小说作一深入探讨.     

关于日本海军1874年在上海非法购地问题

日本海军从1873年就图谋长期在中国沿海立足,为此,于1874年7月在上海向英商非法购得浦东的一块面积为27亩多的沿江土地,作为所谓“海军省用地”。为了对中外掩盖真相,日方以日商出面购地,继而在海军绝对掌控的前提下,长期将所购土地租借给日商.甲午战争后,所谓”海军省用地”逐渐用于军事意图。近代日军在华非法购地之事多有发生,而海军购地则是首开其端,其以日商为掩护的手法后来也被日军沿袭。     

山西票号中前期顺利经营的制度性因素

山西票号是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曾执中国近代金融业之牛耳近一个世纪之久。它之所以有这样的业绩 ,应归因其较完备的制度性因素 ,即顶人身股理念的应用、严格的人事管理制度及灵活的经营管理策略 ,等等     

试论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

山西票号的创建,揭开了以汇兑进行结算的新时代。山西票号全部是由总号和分号组成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此即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本小、利厚、快速高效。由于这种经营模式特别能够适应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需要,所以奇迹般地创造了山西票号的辉煌业绩。     

论商业银行贷款风险之防范

金融业的高效和稳健运行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及时有效解决各类金融纠纷,化解各种金融风险,增强金融机构抗御风险的能力,已成为我国金融业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试论山西资源转型的现实路径

由于多年来对煤炭资源的高强度、粗放式开采,山西的自然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日益严峻,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遭到资源瓶颈的制约。作为我国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实现山西资源转型有着特殊的意义。需要加快观念创新、科技创新、资源创新,使山西逐步迈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我国银行卡业的产业结构研究

银行卡业务的发展,不仅为广大银行客户的消费、理财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改善了银行经营绩效及服务功能。我国银行卡数量、品种发展快速,卡类产品交易网络建设逐步完善,技术创新和应用进展迅速,但银行卡市场基本仍属于高度寡头垄断格局。我国银行卡业金融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外部性,但是仍存在资源配置缺陷和很高的进入壁垒。在今后的改革中,应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抗战时期晋西北农村土地流转实态分析

抗战时期,在战争与中共革命的双重影响下,晋西北农村土地呈现出快速流转的态势,具体表现为土地纷纷由农村富裕阶层向贫苦阶层或由地主富农阶层向贫雇农阶层转移,其转移结果使整个农村土地日益“均化”。土地发生流转的因素很多,但中共推行的减租减息和负担政策乃是主因。     

清理日本侵华思想--中国抗战胜利纪念的另一重要内容

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应该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清理日本侵华思想是其中极其重要的领域,是一个深层次的方面.日本侵华思想导致了残暴的日本侵华战争,并把1945年之前的中日两国关系写实为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而且日本侵华思想也并未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销声匿迹.相反,直到战后,它还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使现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异常的态势.清理清除潜伏暗藏的日本侵华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的重要内容,更是健康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性工作,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晋商与山西戏曲关系研究

明清时期,晋商是一支有影响的商帮,足迹遍布全国。晋商在所到之处修建会馆戏楼,重金邀请家乡的戏班来演出,或携戏班随商队远行,促进了山西戏曲的对外发展,形成了商业路线和山西戏曲流传路线的＂合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商路即戏路＂。     

加快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转型，提高零售银行核心竞争力

从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的概念、业务种类和发展进程谈起,揭示了我国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发展目前所处的阶段及加速零售银行业务转型的现实意义,进而对国内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转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