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宗教政策嬗变的思考

李世民宗教政策嬗变的思考顾自奋唐太宗李世民（５９９－８４９）既是咤叱风云的马背君王，又是颇知“理政得失”的明主。光焰熠烁的：“贞观之治”使初唐社会进入君臣共谋，人心思定，“圣哲施化、上下同心”的政治局面。贞观以来，举凡“天下大治”的重大决策，大多在太...     

从国民行为的规范方式谈以德治国方针

德治作为国家管理的基本方式，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以德治国”是新中国一贯推行的治国方针。江泽民同志关于“以德治国”是基本治国方针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李世民的德政思想初探

李世民的德政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治绩彪炳千古,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有著名的“贞观之治”。他的德政思想在德法兼用的治国方略上。在君民舟水之情上、在君臣修身治世上,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精彩的作法。这些见解和作法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治国方略。文章主要介绍了这种“礼法结合”的产生、发展、完善以及研究它所得出的理论价值。今天 ,党中央在领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 ,及时提出“法治”与“德治”相统一 ,是对传统治国方略的超越。     

从儒家和谐观看唐王朝的盛衰

唐太宗以儒家和谐思想为基础 ,制定了符合社会需要的国家体制 ,君臣之间“和而不同” ,使唐王朝内部和谐 ,充满朝气 ,推动了大唐帝国走向兴盛 ;玄宗后期“同而不和” ,君臣离心 ,决策失误 ,唐王朝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 ,迅速走向衰弱。     

“仪”与“朝”:明代朝参议政及其沦失的历史考察

朝参是明代君臣共同议决国事的重要制度。较之唐宋，明初朝参仪制屡经调改，趋于简化，形成更定起居礼仪、分立内外朝仪、弱化朝仪等级等独特运行机制，并在议政、理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君臣互动、决政、共治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初皇权造极之际君臣分明、礼法严明的秩序格局。至明中后期，朝仪繁冗杂复、废时误事，加之时有皇帝怠政不朝、廷臣惰政失朝，以致朝仪与朝政的矛盾日渐凸显，朝参也逐渐失去议政决策的原初功能，进而沦为仅是皇威至上、皇权合法的外在形式和礼仪象征。     

奕劻入枢与政务处的职能分合

奕劻入枢,是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高层最为重要的人事变动之一,它不仅直接造成政务处与军机处两大中枢在机构人员方面出现高度重合,也使得政务处职能面临实际调整。奕劻入枢后,清政府相继设立财政处、商部、练兵处等新机构,在顺应新政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政务处既有职能不断被分割,作用地位亦逐渐弱化。这一结果,既符合新政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奕劻的政治目的。其后虽因日俄媾衅,迫使慈禧调整高层人事以应付危局,并试图通过增派人员加强政务处的作用,实则已无法改变政务处日渐削弱的现实。此后在伍廷芳与戴鸿慈的推动下,政务处职能开始由“行政”转向“议政”,最终丧失了“新政统汇”的地位。     

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模式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不仅关系其民主政治建设的走向,而且关系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稳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本方针,开辟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新的形式,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来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此建构起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     

论唐太宗的心理品质与其历史功业关系——兼谈杰出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作用

在我国古代数以百计的帝王群中,唐太宗李世民号称“百代英主,千古一帝”,可算是出类拔萃之辈。他治国安邦的历史功业,开创“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一直在人们的笔下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圣贤教育拯救危机——《群书治要》的圣贤教育思想与民族复兴中国梦

《群书治要》作为唐初著名谏臣魏征及虞世南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汇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指南。此书为拯救当前社会道德危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构筑民族复兴中国梦、对现代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修身治国,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是江泽民同志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这一治国方略既体现了我党“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在要求 ,又顺应了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它是我党在治国方略上的进一步创新和完善     

《隋书》曲笔论

唐初官修前代正史,以撰写胜国兴亡事迹的《隋书》最受重视。唐太宗李世民屡屡亲自过问,还为之组织了最为强大的史官班底。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任总监,秘书监魏征直接领修,名史家颜师古、封德彝、孔颖达、许敬宗、令狐德棻先后参修。李世民是古代最开明的君主之一,魏征则以直谏名垂史册。李、魏君臣一再标榜史官必须“直笔其事”,“善恶必书,无所忌惮”。在这种背景下,《隋书》理应如清代学者周中孚、赵翼等人赞扬的那样,“据事直书”、“毫无忌讳”。但是,在认真考察了《隋书》的     

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

“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其决议案经过“八座”连署后,报经皇帝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对于这样的高层决策会议,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德法兼治与治国安邦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的治国方略，　体现了人类文化选择的根本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是唯物辩证法在治国领域中的出色运用，也是人类历史上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一方略　，必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回顾经济法建设的历史进程迎接21世纪学科的新挑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导经济立法和经济法学发展的根本方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的认定和体系的基本形成 ,说明经济法被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第四位来之不易 ,经济法地位全面确立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和完善经济法律制度的要求 ,从经济法的基本精神是协调与干预的统一这一基本理论出发 ,具体论述了 2 1世纪经济法面临 7个方面的机遇与挑战 ,以及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科发展建设的方法论思考。     

重塑民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民族特色

近三十年来,西方开始从“工具理性”转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沉思,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在８０年代以后获得新的发展生机。中国的企业改革,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企业管理模式,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应像日本那样,将管理的现代化与本民族的环境完美地统一起来。“民本思想”构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本内核,这一基本内核一旦与中国改革中的现行体制相结合,必然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群体本位”的管理哲学、“圣人境界”的企业家、“以民为本”的内在机制     

孔子的政治理想

孔予认为,“无为而治”是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不过,这种境界极为高远,一时尚难达到。“必也使无讼乎”则是更为现实的政治理想。要实现这一理想,建成一个没有诉讼、没有犯罪的国家,就必须确立“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贯彻“尊五美,屏四恶”的施政方针,推行“正名”的政治举措,维护好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只有这样,政治活动才能有序开展。而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是道德建设,统治者是道德建设的主体。一方面,统治者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胸怀仁爱之心,依仁而行,力行不怠;另一方面,统治者还要担负起教化民众的重任,夯实道德建设的群众基础,建立诚实守信的社会。这样,“天下有道”的政治生活、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必将为期不远。     

唐太宗用人刍议

唐太宗李世民以知人善任著称,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用人的主导思想和作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此,他在中原大体统一后即重文臣而抑武臣;在用文臣时又抑勋旧而重新秀。这一方面有利于制止当时可能出现的新的内乱,符合新的政治形势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对唐朝的政治制度也产生了影响;同时也使其统治时期的君臣关系有些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