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启示

元人创造了浪子-隐逸-斗士文化。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和审美人生构建了元曲的人文精神。柳永和陶渊明作为浪子和隐逸的文化代表成了元代社会的偶像。魏晋六朝是人开始觉醒、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元朝则是普通人开始觉醒、通俗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应该郑重提出的文化大命题。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和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分别是“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的文学写照：     

陶渊明对田园世界的审美发现

隐逸诗人陶渊明以他自然,真淳的诗风,安贫乐道的人生体悟,在中国文学史上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追寻人生自我价值的道路上,时官时隐的陶渊明在矛盾中寻求到了心灵的归宿.对于田园世界的探寻,儒家的"独善其身"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都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发现了田园世界的美,以苦为乐,沉醉其中.陶渊明的田园世界有着独特的诗化的审美意象,与酒为伴,以菊为友,快意山林,乐守田园,为后世隐逸诗树立了典范,从而开创了田园诗派,同时也为士大夫文人建立了一个桃花源似的精神家园.     

论元代题陶画诗

元代是中国古代题画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陶渊明作为高蹈超逸的典型形象,被频频入画并大量题咏。考察这些以陶渊明为题材的题画诗,其中渗透着元人隐逸遁世的情结、对渊明高洁人品的赞赏和对其艺术人生的追慕,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助进一步了解陶渊明所体现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追求,以及在他在元代及其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陶渊明隐逸诗人形象主观成因探析

陶渊明的隐逸诗人形象是经过漫长选择的经典化结果,中国文人选择他而非其他隐者或隐逸诗人,是因为他合乎中国文人对隐逸诗人的审美要求.本文通过陶渊明和孟浩然的比较,分析了陶渊明所具备的三方面素质,说明了他脱颖而出的原因.     

元代隐逸散曲小令审美特征略论

元代文人在社会地位的下降与经济生活的困窘中,普遍以出世隐逸为主题创作散曲小令。与宋人隐逸体裁词相比较,极力消解儒家治平思想和士人责任,否定入世生活中的个人价值,改变"怨而不怒"、"怒而不伤"的传统诗美规范,成为元曲隐逸题材小令的新特点。而作品结构的程式化、抒情手段的趋同性,以及文学意象的雷同,则限制了元人对宋词理趣创作传统的发扬,使元曲隐逸题材小令的理趣感受弱化。     

元代文人境遇与文艺观念的演变

元代文艺观念与元代文人的现实境遇有着直接关系。元代文人境遇对元代文人心态的影响,及其对中国古共文艺观念的发展演变的推动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出处行藏的两难选择使得元代文人在追求自由游戏的笔墨抒写之间,流露出一份淡泊、孤寂、落寞的审美心境;“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促使元代艺术普遍充盈着对个体性灵的审美诉求,这种主体意识的萌生更积淀了明清时期的启蒙洪流;由宋入元,知识分子地位下沉,元代文人不再以修齐治平为人生大命,文艺活动成为艺术家关注现世人生,实现自由娱适的审美活动,至此,中国艺术逐渐具有了“为自己”、“为现世人生”的近古意蕴。     

市井平民的真情与失意文人的悲怆——关汉卿、马致远叹世、情爱散曲比较

关汉卿和马致远同为元曲大家，都写有大量的叹世隐逸、表现情爱的散曲，但由于他们出身、经历与生活道路的不同，使作品的基调、主旨、思想蕴含诸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可以说，关汉卿散曲中所表现的主要是市井平民的潇洒，马致远作品中流泻的则是失意文人的悲怆；关曲是市井平民胸臆的外现，马作则是困顿儒生的心理写真。他们分别代表了元曲作家中两个判然有别的创作群体，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元代社会意识的多元性，其作品共同织成了元代社会生活的鸟瞰图     

明代书法艺术中的陶渊明——以“吴中三家”的书陶旨趣为例

明代"吴中三家"留下不少与陶渊明有关的书法作品。从书法家的书陶旨趣入手,联系他们的人生遭际与诗文创作,考察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可以印证陶渊明对后代文人士子在心灵和艺术等方面的影响。     

暖融融的田园之风 冷寂寂的山林之气——试论陶渊明与王维隐逸诗创作之心态差异

陶渊明、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隐逸诗人。陶渊明是“隐逸诗之宗”,王维则把隐逸诗创作推向了更高境界。然由于二者主观心态的不同,使他们的隐逸诗作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兴趣,从而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     

萦回恣肆间迥异的审美价值取向——元散曲家纵酒忘忧的隐逸情趣中对人生的解读

元代,散曲成为了人们叙事抒怀,表意抒情的重要形式。元散曲家面对社会的重大变化,他们以饮酒,山水赏玩及文学创作来渲泄内心的苦楚与忧愤,寄托情感,在审美境界中获得人生的快乐。而这种审美境界可以说是与世俗生活、自然万物融合在一起的。元散曲家在纵酒忘忧的隐逸情趣中解读着人生,并运用散曲阐释了于审美意味上对待人生际遇和社会环境的自己独特视角的解读。     

论元初南宁遗民词中的隐逸词

元初南宋遗民词人身为最下等的亡国之民 ,有着极其痛苦的心灵体验 ,他们出于民族自尊和对民族歧视的反抗而选择了归隐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隐逸词。这些词反映了遗民自己对历史、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贵适意”的新的人生价值观 ,赞美了隐居生活方式和环境 ,在表现进取与退隐的文化心理和元代社会思潮方面 ,具有典型性。     

浅论两汉、魏晋儒医的隐迹现象

两汉、魏晋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在这个时期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一些著名医家,却没有张扬自己,而是走隐迹的道路,淡化自己、隐匿自己。对于当时“君子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医家来说,他们的隐迹却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符合儒家思想的退隐选择,是一种实践“仁”道的方式;“重道避世”是隐迹的名医选择的另一种活法。     

数年闲作园林主——论林逋在孤山的园林实践

林逋在孤山隐居时种梅养鹤、造园修池、建阁筑亭,进行过各种园林实践活动,为隐居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林逋是历史上栽花种树最出色的一个人,也是放养园林动物最有名的一个人。他所建造的山阁成为西湖最著名的景观之一,其本人因为在孤山的园林成就而成为西湖山水精华——孤山的灵魂。无论从事什么园林实践,林逋总是赋予其成果以最大的文化价值。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林逋这样在园林诸方面取得如此高的成就。     

简论东篱散曲的佛家意蕴

马致远散曲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其中既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历程和人生态度,也反映出元代儒、释、道三家思想对文人的影响。但历来的研究者多关注其散曲的儒家精神和道教色彩,而忽略了其中的佛家意蕴。或有论及者也将这一内容倾向一概视为“消极”、“虚无主义”思想,这是有失公允的。本文通过具体分析马致远的一些重要作品来探究其中的佛家意蕴,从而展示其散曲的丰富内涵。     

闲适与物观:袁宏道的审美人生观

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概括讲是两大主张,一是“独抒性灵”,一是“闲适人生”.前者是一文学主张,后者是一人生态度.本文在中国文人精神的历史沿革中解析袁宏道的“闲适人生”,指出其意义有二：一则是沿袭了发源自庄子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以闲求适”、“以无所可用为用”的消极隐逸精神;二则是在晚明张扬自我、肯定感性的世俗文化背景上,开辟了物我直观交融的感性审美视野.     

马相伯及其天主教本土化理论——从结合体到和合体的转变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宗教家、政治家。他自幼便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天主教文化的良好教育,这两种原本异质的文化结合在马相伯一人身上。这两种文化之间无疑是具有张力的,而马相伯的一生便是这种张力的充分映照。如何消除这种张力,如何从异质对立的结合体转变为相成相济的和合体,这也便是天主教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潇湘夜雨叹羁旅长夜无眠感身世——简析马致远［双调］《寿阳曲·潇湘夜雨》

文章通过对马致远小令《潇湘夜雨》中设置的特定意象的品鉴,联系马致远的身份处境与其生活的宋元社会现实,简要分析作品所蕴含的怀才不遇羁旅他乡的离愁、追求仕途却半生蹉跎的迁愁谪意、心忧天下却偏寓潇湘、不甘沉沦却无可奈何……居多复杂难言的思想情感,并简要探究其历史渊源。     

泪与笑：生命的逗号——评《马德清散文选》

马德清的文学创作过程是一个不断体验生命、感悟民族精神的过程。从诗歌到散文创作的改变,无疑是一种将民族、历史、文化和个人的生命理念统一在一个中间状态的清醒坐标点。     

试论马致远散曲的幽默艺术

马致远散曲中蕴含着幽默的意蕴。马致远在散曲中是运用对比、夸张、反语、语言节奏的突变等多种手法来构成幽默的,其幽默对其人其文有着深远的意义。幽默与散曲的结合是马致远在元代特殊环境下的生命表现方式,又是他个性张扬的体现。     

辛苦挥戈挽落日 殷勤蓄电造惊雷——南社作家马君武其人其诗浅析

马君武是近代中国杰出的科学家、革命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也是南社中对革命文学做出卓越贡献的诗人。马君武一生致力于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诗歌创作数量有限,但他的诗实践了自己“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的创作宗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应为近代文学研究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