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与反恐怖

恐怖的本源在人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是存在与虚无的边界.因此人对自身存在的虚无经验,导致了人的恐惧感.恐怖事件导致了创伤,创伤表明恐怖攻击并未结束,它可成为反恐理由,但反恐却消除不了创伤和恐怖.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利益的争夺,更在于意识形态的意志力所具有的执行力,反恐就是要消除恐怖,但即使消除了恐怖活动,人的恐惧感也依然会存在.     

列宁的反恐思想对当前中东局势的启示

不同时代的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恐怖主义的实质和反恐思想的精髓有相当的相似之处,列宁时代恐怖主义的恐怖暗杀行为背后的实质与人体炸弹恐怖手段背后的实质是相同的。列宁反恐思想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国际社会反对中东地区国际恐怖主义的要义也在于此。     

恐怖与反恐怖：21世纪另类战争的理论思考

“以9．11”恐怖袭击及美对阿军事打击为标志，恐怖与反恐怖发展到了战争形态。第九次APEC领导人在上海发表联合反恐怖声明，标志着国际合作反恐的正式开始。为了卓有成效地推进国际反恐合作，必须对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根源形成共识。界定恐怖主义应抓住本质特征并便于认定。恐怖主义的根源应从冲突双方的利益矛盾去寻找。合作反恐怖，必须确立反恐怖合作的新思维。     

恐怖——一个新的审美范畴

恐怖小说和电影等叙事性恐怖艺术早就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以恐惧感为主要审美心理的恐怖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呢?本文从恐怖审美范畴的对象和情感两个角度入手,明确了恐怖独具的审美特质.     

论海德格尔的死亡之思

古往今来对死亡的解释可谓多矣，但海德格尔的死亡之思却能在众多的死亡哲学中独树一帜．原因就在于海德格尔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领会死亡的。存在论上的死亡不是一个事件．而是此在从存在之日起就开始承担起来的存在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此在的生存既可以说是“去存在”，也可以说是“去死”，但是“去死”并不意味着去实现死这种可能性．而是在对死的领会中．领会此在自身，进而让死亡之光亮烛照生存之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人本思想

上帝是否存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求索的问题,但人是陀氏宗教视界的中心.陀氏不懈地探究上帝和人的本质及生存的关系,形成其独特的宗教人本思想.他认定,人对上帝的否定将会导致人的毁灭,使人类遁入虚无.依靠上帝是人走向未来的唯一道路,但上帝并不充当人类现实生活的救世主.上帝是人的内在神性的源泉,只有以信仰为纽带,人才能沐浴上帝之光,禀承上帝的神性,消除人自身的局限性,实现人的真正本质,获得精神的复活,建设新的人类世界.     

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的发展对国际政治形势走向的影响

21世纪衬，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将是恐怖与反恐怖的半争，反恐牵动的大国关系调整将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与稳定，合作大于冲突。美国借反恐巩固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但多极化仍将在曲折中发展，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突出，南北问题将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世界只有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公正合理原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东南亚反恐斗争的困境与出路

"9·11"事件后,东南亚恐怖活动日益猖獗,对区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从而坚定了该地区各国合作打击恐怖主叉的决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受到极大的限制,这直接影响了反恐的效果.本文认为,加强反恐制度建设,构建一个以东盟为主体、整合地区各种资源的总体反恐制度框架是克服地区反恐合作中出现的集体行动困境,推进反恐合作实现的有效途径.     

生命的渴望与理想——李贺游仙诗论

追求享乐和功名,虽然可以增加生命的密度和亮度,但此二者毕竟会随着生命的消失而失去价值和意义。故唯有延长生命才是根本所在。李贺在其游仙诗中,借助于对神话的改造,建构了一个梦幻般充满诗意的天国世界,使生命克服了生的恐怖意识,超越苦难而获得快乐,超越死亡而获得长存,超越虚无而获得价值和意义,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生命的肯定与赞美,以及对生命的渴望与理想。     

"东突"恐怖主义与中国政府对策

长期以来中国饱受“东突”恐怖主义的危害 ,2 0世纪 90年代是“东突”恐怖势力发展最迅速、活动最猖獗的时期。“东突”恐怖势力勾结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 ,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有效打击“东突”恐怖主义 ,必须注意大力发展新疆经济 ,建立反恐机构、严厉打击恐怖活动 ,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搞好民族关系 ,加强媒体的宣传作用 ,同时还应与国际社会联手 ,加强反恐国际合作     

略论恐怖主义行为罪与恐怖活动罪

恐怖主义行为罪与恐怖活动罪是反恐斗争中必须明确的两个基本概念。我国刑法虽然多次涉及恐怖活动罪,但对恐怖活动罪并没有明确概念,亦未提及恐怖主义行为,从而导致一些明显属于恐怖主义犯罪的案件转以认定为普通刑事案件。文章结合新疆恐怖犯罪的客观现实,对恐怖主义行为与恐怖活动进行探讨,以期厘清恐怖主义行为罪与恐怖活动罪,从而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     

从"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的国际化趋势看国际法律制度的重构

文章分析了"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的国际化趋势,指出了现行国际反恐法律制度在打击和惩治"东突"恐怖势力活动方面的不足之处,提出了遏制和惩治"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的国际法律制度建构的设想.     

比较法视域下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立法研究

20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犯罪的日益猖獗使得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纷纷做出立法反应.境内外恐怖势力的存在现实决定了恐怖主义犯罪也已成为我国当前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集中对刑法典中的恐怖活动犯罪进行修改和补充,但依然不能完全适应反恐形势的需要.应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对我国刑事法加以完善:增设相应恐怖活动罪名,完善具体个罪的量刑情节,改革我国刑罚结构,完善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程序法,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反恐法.     

论死亡本质及其社会性

死亡是人的基本属性。人类在追寻生命本质的同时,也对死亡的本质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在扬弃各种死亡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死亡的本质就在于它的社会性,从而正确揭示出了死亡的本质,为我们认识与理解死亡现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维度。在现代社会,提出对死亡本质的正确认识,有助于人们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把握死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辩证联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死亡,不断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     

探析萨特对海德格尔虚无观的批评与改造——以海德格尔与萨特的虚无观为基础

自巴门尼德以来,虚无问题就是哲学家们探索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海德格尔通过将虚无阐释为使存在得以显现的,此在超越的对应物。然而,尽管萨特继承了"此在"作为"存在"这一条海式路径,来探究自己的生存本体论,但萨特还是对海德格尔的虚无观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萨特将海德格尔的"此在"改造为"意识",进而认为这种"意识"就是"虚无",这种虚无的本质就是一种否定性意识。尽管基于不同的构建本体论的出发点,萨特对海德格尔关于虚无概念的批评和改造还是切中要害,十分必要的。     

人类的恐怖、焦虑心态试探--现代恐怖电影研究

恐怖电影是当前娱乐界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们不涉及爱情 ,只关注人类恐怖心理。没有爱情的浪漫道别 ,只有让人心惊肉跳的悬念和危机 ,对死亡的期待和恐惧感 ,所以有人称这些电影为惊悚电影。恐怖电影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恐惧焦虑心理。对人类在宇宙中孤独地位的焦虑 ,对社会道德的焦虑 ,对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焦虑和恐惧 ,对恐惧的恐惧 ,对焦虑的焦虑。19世纪和 2 0世纪的哲人们一层层割去了人类幻想的保护墙。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 ,尼采大叫“上帝死了”的时候 ,人类心灵的归宿就被斥为海市蜃楼了。现代科技从 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 ,掀…     

消除剥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价值学视域中的劳动价值论与剥削”系列研究之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认还是否认资本剥削现象存在，批判还是粉饰资本剥削行为，永远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原则问题。本文在“雇佣劳动未必导致剥削”立论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在市场经济中消除剥削的必要性与正义性．指出，消除资本剥削“合目的”“合规律”“合规范”。这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姓“社”的问题。消除剥削．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名副其实。本文对当下如何消除对农民工的剥削问题，也做了系统探讨。     

张爱玲的战争创伤体验与文学书写——从《烬余录》谈起

张爱玲亲历的香港战争对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她在散文《烬余录》中回顾往事时,却仅忆起一些不相干的事。此一矛盾现象,根据创伤理论,张爱玲在战争中的冷漠表现,是创伤规避心理所致。但规避不等于复原,创伤的"延迟性"与"反复性"注定了战后的张爱玲不断受其侵袭。为了摆脱创伤梦魇,她利用文学书写反复再现原初创伤情景,把战争创伤体验宣泄到作品中去,以此来疏导压抑情绪,以期达到克服创伤的最终目的。但遗憾的是张爱玲耽溺于"古老的记忆"和世俗,止步于虚无,最终难以完全克服创伤而获得生命的升华。     

在虚无的荒野上：论苏格拉底与耶稣之死

死亡使一切人类精神产品从根基上受到虚无主义的质疑,然而它也是哲学宗教存在的前提,形而上学的大厦必须建构在虚无的荒野之上。直面虚无是一切伟大思想的勇气与智慧,而战胜虚无则是一切伟大精神得以"伟大"的本质。"神圣的真理"从来都无法从经验的意义上给予证明,它的本质不过是给虚无、混乱的世界以意义、秩序,至于它是以信仰还是以理性的形式,是披着哲学还是宗教的外衣,都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必死,所以虚无主义不死;又因为虚无主义不死,所以苏格拉底与耶稣永生。     

论书写与“药”:德里达对《斐德罗》的解读

在“柏拉图的药”中，德里达对柏拉图的《斐德罗》进行了创造性解读。根据塞乌斯神话，书写是“药”(pharmakon),它作为“助忆”会导致遗忘。在古希腊语境中，药既意味着良药，也意味着毒药。书写是良药，因为它能够弥补记忆力的不足，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书写是毒药，因为它可能毒害记忆、背离真理。为消除书写的毒性，柏拉图诉诸辩证法以维护言谈的本源性；而德里达与斯蒂格勒则提倡“药理学”。但问题不在于消除药的毒性，而在于学会与药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