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唐律对“不孝”罪的界定

在中国历史上,《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之例,其中“不孝”罪位列第八,但由于《北齐律》过分简约而未对之洋加解释。唐朝建立后,相继制订《武德律》／贞观律》及《永徽律》,并承其旧例,列“亏损名教,毁裂冠冕”之重罪置于卷首称“十恶”,其中“不孝”之罪位列第七,用以专指那些不能善事祖父母。父母者,所谓“善事父母日孝,即有违犯,是名不孝”。结合散见于其后各卷的具体条款,唐代的“不孝”罪大致可界定为如下八种情况：第一,告言、诅军祖父母、父母,即向官府告发祖父母、父母的不法之事,或因对其不满而诅咒、责骂他们;…     

从《二年律令》论汉代"孝亲"的法律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亲”在今天看来主要属于家庭伦理道德范畴,但在汉代更属于国家政治和法律问题。汉代对孝的特殊重视有其特殊的原因,即“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在汉代不孝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不孝之人的惩处也非常严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提供了这种处罚不孝的原始法律条文。     

就"亲亲相隐"问题答林桂榛先生

本文是对林桂榛先生发表在本刊第四期的商榷文章《苏格拉底对"予告父"表示赞赏吗?》一文的回应.笔者指出.将儒家的"互隐"解释为"沉默不言"是说不通的,而亲亲相隐"作为经典叙述"、"作为制度叙述"和"作为人性叙述"也决没有林先生所说的那种"区隔";苏格拉底赞成"子告父"是因为它本身的"公正",而不是因为游叙弗伦为它提供的虚假的"虔诚"这一根据.林先生对我的指责要么没有击中目标,要么击中了他自己.     

告子:首言“食色性也”的先秦思想家

"食色性也"如今已是国人耳熟的哲理名言,但未必知道此语源出告子,而由孟子在自己书中用作辩驳对象才得保存.近年来,随着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其中《性自命出》一篇与告子言说多有相符,使研究者对告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有新的认识;然而坊间把"食色性也"张冠李戴到孟子头上,甚至写进了某些大学教材.[1]于是笔者撰此短文,以示纠偏.告子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在诸子百家中应该也算一家,可惜早已失传,只是汉代赵岐在给《孟子·告子上》作的注中说:"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论语曰:子罕言命,谓性命之难言也.以告子能执弟子之问,故以题篇."[2]近人杨伯峻根据《墨子·公孟篇》曾议论到告子,认为告子"似曾受教于墨子",并引梁启超《墨子年代考》云:"案《孟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恐是孟子前辈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过十余年,告子弱冠得见墨子晚年,告子老宿得见孟子中年."[3]梁、杨考证有理.     

清华简与《尚书》文体的再认识——兼论晚书辨伪

《尚书》文本在形成与早期流传过程中虽然尚无自觉的文体意识,但它们在事实上启导了早期的文体分类观念.《尚书》中的训、诰、誓、命,最初为仪式或行为,后向文体名转变.《尚书》的篇题构成与文体分类,也要在此背景下理解.清华简《尹诰》对应亡佚的《咸有壹德》,其篇题当拟作"尹告",得自文中"挚告汤曰"一语.清华简《傅说之命》对应亡佚的《说命》,其中册命的内容合乎"命"之篇题.通过清华简的新材料,我们得以真正理解《尹告》《傅说之命》等篇题的由来,并可进一步证伪晚书.     

苏格拉底对"子告父"表示赞赏吗?——就柏拉图《欧绪弗洛篇》的"虔敬"问题等商榷于邓晓芒教授

邓晓芒教授《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误解了孔子文本与儒家主张,也误解了西方经典与先哲苏格拉底.儒家的"互隐"主张是沉默性质的不举证而非无原则的一味庇护.《欧绪弗洛篇》中苏格拉底对欧绪弗洛的追问,瓦解了欧的虔敬观,也否定了神灵体系下为欧所得意的"讼父杀人是神圣的"的道德立场,展示了"苏格拉底讽刺"及苏氏"辩证法"的清晰风格.邓文对苏论辩只在"理性"而无关乎道德立场的解读及苏氏赞成甚至鼓励欧告父的判定,两者自相矛盾,且漠视其"神圣→虔敬→公正"的论辩理路及苏"美德即知识"的致思精神.     

从"神人"和"野马"看《庄子》内篇的成书年代

根据内舍的字词只可以确定一个文本的晚出,而无法确定它的早出.对《庄子》内篇内含字词的实证研究表明:"神人"作为复合词在《庄子》内篇中多见,表明其成书在《淮南子》之后;"野马"作为一意象词出现,表明其成书当在汉末佛经《道行般若经》之后.     

汉代“不孝入律”研究

汉代是孝伦理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与褒扬孝道相对应的就是"不孝入律",对后世封建法制影响深远。由汉代各类不孝罪及对不孝罪条文和法制实效的结合、比对入手,分析汉代"不孝入律"的发展、演变过程,可探讨汉代"不孝入律"的特征以及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的历史流变。     

象可以观 ——从"易象"到"六艺"之"象"

"象"具有"可见性","象可以观"是"象"发生作用的基本前提,也是"象"实现其表意功能的根本保障.在先秦典籍文本中,不仅《易》中有"象",《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均包含"象".走出《周易》之"象",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产生思想和理论影响.通过"六艺"文本解读,解析"象"的各种存在形态,可以认识到"象"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由此进一步探求"象"与文本的联系,揭示"象"丰富复杂的审美内涵和文本内涵,可以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民族特征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支持,理清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理论线索.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辞书学价值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公布掀起了简帛研究的热潮,但从辞书学角度来研究这批简的成果却很少。辞书的编纂者囿于传世文献,不能全面、客观地运用文献材料,这就导致语文辞书所收许多词的书证、释义存在明显不足之处,且词语漏收现象甚多。《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许多字词具有极其重大的辞书学价值,因此从书证订补、义项订补、词语增补角度来研究这批竹简具有重大意义。     

上博楚简《内礼》与《曾子》十篇

楚竹简《内礼》的面世,表明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确为先秦文献。比较《内礼》与《曾子》,可为考察《曾子》一书的编订、流传情况提供助益。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释

《论语.泰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是研究孔子对于君民关系思想的重要篇章。但是此语太短,又失却具体语境,历来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在新出郭店简《尊德义》篇中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一语与其相近,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根据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笔者对于《尊德义》所作考释、研究,可以认为《论语.泰伯》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含义为"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管之"。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教育制度论析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为研究秦代教育提供了新材料,竹简的若干条目客观反映了秦代官员教育和基层民众教育的基本情况。通过分析简文,可知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下,无论是高级官吏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相当的知识水平,这有助于对秦代教育做重新的审视。     

《睡虎地秦墓竹简》新见副词略考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弥补了秦代传世文献的不足,在编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时,也将其作为引文材料。限于各种原因,《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还有一些《汉语大字典》与《汉语大词典》未收的副词（或义项）,以及两书虽已收但引例晚于睡简的副词。本文主要是对这两类副词作一些简要的探讨。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第90、91简解

我国古代法律用语"耐"历来有着不同的理解。对涉及"耐"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第90、91简,当代学者也存在理解上的分歧。通过对简文分析,可以揭示出秦及汉初律中"耐"罪(包括单独出现的"耐")都是指"耐"与劳役刑的结合适用,不存在"耐"作为与鬓须有关的刑罚单独适用的情况。律文中单独出现的"耐",其具体适用形式依法律规定随主体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对此简文的解读,有助于重新认识历史上的"耐"之含义。     

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

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出于唐代,是开元间整理国家藏书时,由当时所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不完本及历来所积存的一些附录性注释资料,统加整理、改编和增补而纂辑成书的。其年历主要依据僧一行的《大衍历》推排确定,并加入了干支纪年。此即《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竹书纪年》14卷本,而全书实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间编制的《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竹书》,而已复有残缺。驯至明代,整理者合并其卷次,又将原本的附录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书纪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错误,但它的大部分内容条目还是承古本《纪年》而来的,且并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载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学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司寇"、"城旦舂"名分析

通过对历史文献中有关司寇、城旦舂等刑徒的记载进行梳理,并结合睡虎地秦简有关记载,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涉及到的司寇与城旦舂的使用进行的细致分析.可以看出,司寇的用法在性别上还不十分明晰;而城旦舂的使用不是严格以男子为城旦、以女子为舂,而是互有交叉.     

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

晋伐齐是战国早期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对战国七雄并立形势的形成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为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宝贵材料。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表明:三晋伐齐的直接导因是齐项子牛之祸。项子牛之祸,可能是田和与项子牛联手谋害田悼子而引发的内乱。三晋利用齐国内乱,联合伐齐,攻入齐国长城。三晋伐齐后,先强迫齐康公入晋军会盟,又于公元前403年会同齐康公前往朝见周威烈王,正式获得了天子的策命。清华简《系年》表明,三晋称侯在前,命侯在后,三晋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其国家政权的独立性才被周天子和列国所认可。     

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淫”与“见(现)民欲”——简本《礼记·缁衣》“上人疑”章补释

上博简和郭店简皆有《缁衣》之篇,可以与今本《礼记.缁衣》对读,为我们认识早期儒家思想的变化情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对于民众的基本认识,早期儒家一方面看到了民众中有"淫"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强调在上位者关注民众的合理诉求,即"民欲"。简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淫"与体现"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