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绍籍人文知识分子的时代解析

20世纪初,随着社会潮流的激烈涤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绍兴,其传统的人文型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地取代了绍兴师爷幕僚型知识分子群体,并且随着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个阵容整齐、门类齐全又很有人文特色的群体主流,很快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成为推动中国现代礼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之一.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世代与类型

广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孕育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0-1860),诞生于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而严格意义上的、不仅掌握现代知识且有强烈的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孕育于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诞生于清末(1895-1911)。在中国现代化150年的历程中已出现了八代知识分子,即洋务一代、清末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与跨世纪一代,不同世代的知识分子之间有相携与合作,也有冲突与紧张。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内部结构分析有着许多视角,如党史研究路径之下的阶级属性分析,区分为分属于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历史学研究路径之下区分传统知识分子、近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社会学研究路径之下从社会分工、社会影响与社会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区分为科技型知识分子、人文型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制度型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与一般知识分子;文化学研究路径之下区分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保守主义知识分子。     

试论清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清末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是在其相对与政治权力地位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皇权国家趋于解体和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不断边缘化,从而使清末边缘化知识分子兴起,进而参与“革命”表达这一集团重新寻求政治社会“中心”位置的努力。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研究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西方先进思想、技术等的传入,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得以形成。这批知识分子的构成复杂多样,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论定义与社会作用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一个现代问题。以追求普遍原则与宗教承当精神为内涵的人文性 ,乃是古今知识分子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层次。西方现代知识界明确提出人文知识分子必须时刻站在社会挑剔者的地位 ,从而保持其超越性与先锋性 ,且须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终极逻辑价值。中国知识界于 2 0世纪 90年代接受并传播了这一认识———价值守望者与社会挑剔者乃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最佳地形”与“最佳角度”。参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分配 ,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已然不小。人文知识分子因含有丰实的社会内涵 ,故而成为经久不衰的历史话题。     

知识分子的身份界定与群体性建构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个独特的群体,有着自己独立的特性和品格.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正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品性.而直面现实,高扬批判精神,以审视的眼光和批判的视角致力于美和善的社会的构建,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长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这一特性遭到了遮蔽,使得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日渐模糊和迷茫.面对社会现实,中国亟需凸现知识分子的独特性,并亟需形成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     

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文化资本的变迁与身份转型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的到来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此境况下,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衰落,人文知识分子开始世俗化转向,文化资本的变迁使话语权逐渐旁落到科技知识分子手上。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改变依附性的传统身份认同,弱化与民众脱离的精英情结,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以边缘的立场来介入中心。     

新时期乡村知识分子的新变化

新时期的中国乡村,在内外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快速实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工作身份、价值观念、社会声望、知识结构、居住地域上都发生着历史性的新变化。充分认识乡村知识分子的这些新变化,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乡村知识分子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这一群体的社会作用。     

职业知识分子和公众知识分子

本文从不同的内涵、道德标准和人文关怀区分了职业知识分子和公众知识分子;从政治依附和社会契约的角度区分了古代公众知识分子和现代公众知识分子.     

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

党外知识分子是相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而言的.党外知识分子具有人数众多、结构复杂,社会联系广泛,知识层次高,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与创新意识较强等群体特征.党外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参加的党派,具有较高的认同;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具有自主型、组织型的特征,且其参与层次较高,参政范围十分广泛.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对社会的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健全制度,加强引导,不断提高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15-17世纪英国王权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

15-17世纪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以王权为核心的世俗政治体系逐渐发展起来.15世纪开始,随着王权的增强,英国国王开始在国内推行宗教改革、经济改革,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也成为其整合英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15-17世纪英国王权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发展状况.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一批特殊的群体,在东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他们所特有的批判精神更是让其成了时代的洞察者与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者。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及其批判精神表现的尤为突出典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知识分子本质特征,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决定的。     

从观念到结构——知识分子理论研究的视域转换

知识分子理论的研究视域经历了一个从观念意义上的价值阐释到社会结构层面的阶层分析的转换过程。在观念论视域中,为寻找知识分子启蒙时代的精神传统,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和自身条件进行了阐释;随着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知识分子理论研究转向社会结构研究,从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圈子等方面分析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原因。这一研究视域的转换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

葛兰西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前工业社会中以人文理想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后者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批以技术为基础、与生产相结合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实现着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的意志整合,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霸权。     

批判型知识分子与乡村发展

乡村发展的各种问题不仅构成了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同时也为中共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无尽可供思考的问题。那么批判型知识分子同乡村发展有何关系呢?中国乡村发展又需要怎样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呢?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于建嵘、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及周立太为案例展开分析了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特质,其推动乡村发展的条件与方式,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发展对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要求,最后指出中国乡村的发展需要更多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关注与参与。     

墨子: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分子群体中 ,墨子发现了 4 1条自然科学原理 ,建立了系统、全面的科学认识方法论即逻辑学 ,并且提出了以“民选政长、贤人治国”为主体的先进的社会政治理论。因此 ,墨子可称为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分子的典范。     

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反思

所有“分子”类词语都含有对立的词义色彩 ,“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当今的知识群体是不同的群类。“知识分子”一词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其概念所指还是词义色彩都已不能准确指称“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个社会群类。建议在官方场合、正式场合最好避免使用“知识分子”一词 ,改用“知识 (界 )人士 /知识群体”。     

论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伴随着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而发生的,在这一发生和演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意识,有相当程度的西方文化素质,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实践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新型群体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涤下,内部在对待工农大众的态度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化,勾勒出了三大知识分子类群的明晰分野,这一明晰分野的相对稳定性也就标志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转型的成熟。     

关于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其中包括大量的党外知识分子.正视这一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认真分析研究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特征及其政治诉求,是我们切实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前提条件.     

共同话语与文本互动：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交流

韩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交流主要包括人际交流与文本互动两个层面。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笔谈、作序或发表报刊文章等形式进行了政治观点和思想观念的沟通与交流,推动了中韩共同话语的构建。与此同时,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朴殷植文本进行参考与改编,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韩国叙事的丰富与发展。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交流在中韩近现代人文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