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中的我与“他人”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构成“非我“的有自然和“他人”。我与“非我”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对“非我”应当具有何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说，哲学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他人”是“非我”中的重要部分，我与“他人”处于什么样的关系？我对“他人”应当具有何种态度？     

“人治”好还是“法治”好？——关于我们今天的学术评价

看了这个标题,一定有人会说:这不是废话吗？当然是法治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人治好还是法治好？恐怕如今没有人不说法治好。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学术评价。在学术评价中,所谓的“法治”,如今自然就是“量化”——单位时间内发表了多少SCI、EI、CSSCI论文、出版了多少专著(许多地方还要统计字数)、得了多少数量多少级别的奖项、拿到多少”课题”、入账多少经费……这些数据是“硬杠杠”,有了这些“硬杠杠”,往上一套,人人平等,似乎优劣立判。各种各样的评估、申报等等,也都只看这些数据。这套做法近年愈演愈烈,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指出其种种弊端。然而维护这套做法的理由也很雄辩:你说这样不好,那怎样更好？!     

韦伯的“理性铁笼”与法治困境

虽然，奥古斯特·孔德那雄心勃勃但却带点异想天开的理想——“以社会学取代哲学成为科学王国之皇后”并没有成为现实，但在现代学术分工中，确实出现了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分野。随着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社会理论逐渐从古典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以“行动-结构-功能-价值”四位一体的社会为主要关切对象的学科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现代性问题的阐释与叙述，     

“一带一路”倡议下区域税收法治环境的改善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普遍话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的支持,其中区域税收成为了维护一带一路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当前情况来看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区域税收法治作为重要的支撑。因此,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下体育设施法治环境的改善作为研究目标,对于当前区域法治税收之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就如何完善区域法治税收,进一步优化区域法治税收环境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经济伦理与和谐社会：经济与道德“二律背反”吗？

市场经济真正的伦理基础,并不是人们的自利之心,而是互利精神,市场经济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迄今为止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而且也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地解决利己与利人这对人类社会深层矛盾的经济机制,使经济活动可以做到在互利基础上来进行。     

“本土资源”的借鉴与吸收——对《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一种解读

许多法学家主张进行法律改革,从外国"移植"法律制度。《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作者苏力却主张"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法律的改革发展必须像树木一样把"根"深扎进我们生长的土壤里,尊重传统,根据人们真实需求而制定,而不是靠政府强制力来推行。只有真正在理解社会的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才是适应社会的法律。     

法治政府“开栏语” 让《法治政府》的话语更掷地有声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矛盾增多,挑战增多。要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时也要求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回     

“巧”立遗嘱公证 避免“身”后争产

订立遗嘱是为了避免纠纷了却心愿,可若操作不当也会有不少麻烦。     

8招把肾结石杀在“摇篮”

近年来,常听说朋友和亲人患上肾结石了。又有说法,肾结石是“吃”出来的病,蛋白粉、豆浆、甜饮料、菠菜、豆腐都有嫌疑,真的是这样吗？应该说,肾结石的确与饮食生活习惯有关。在日常生活中,用8招可以把肾结石杀死在“摇篮”里。     

盘点“十五” 展望“十一五”

“十五”行将落幕,“十一五”即将到来。值此继往开来之际,我们不禁会思考:“十五”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十一五”又将带给我们什么呢？     

韦伯的理性“进步”及其意义问题

本文从理性进步及其意义问题切入韦伯的理性化的问题域,梳理了韦伯进步概念和理性进步概念的含义及其使用条件和范围,通过追问理性进步能否服务于与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念相关联的人的生命的意义,讨论了理性进步的意义问题,尤其是科学进步及其意义问题,以期在特定的语境下加深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并为中国学界对有关进步问题的反思提供一点参考。     

基于文化角度看“私了”在中国存在的原因

在中国,人们通常采取私了来解决纠纷。人们选择这种方法在于长期受到的文化方面的影响。本文主要着眼于文化视角,发现私了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主要原因,化解私了的弊端。     

“妖精”当道

我们叫她“小妖精”。 这个28岁的已婚女人，青春已经走向尾声了，相貌也只是中上之姿，个儿不够高，脸儿有点圆，还有点婴儿肥，怎么看都不过是个风姿绰约的少妇，而非情海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妖精。可是她，在公司里扑闪几下大眼睛，就有一拨儿不更事的小青年废寝忘食地给她卖命。她辞职去读书，咬着笔尖做求知状，     

“民工荒”怪圈

曾几何时,我们还在为涌动的“民工潮”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交通、社会问题忧虑感叹,“民工荒”却不期而至了。那些像候乌一样在城市与乡村间来来去去的打工者,忽然中断了他们奔忙的步伐;而那些在经济回暖的春天订单大增的企业,开始惊慌地发现：人都不见了!     

“5·17白皮书”前后巴勒斯坦地区的多重矛盾

1939年,英国托管政府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5·17白皮书”,开始推行限制犹太移民政策。本文认为,正是在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内外矛盾的推动下,导致英国的委任统治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着重阐述了在白皮书发表前后,巴勒斯坦地区内部阿犹矛盾、英阿关系和英犹关系的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局势对于这一地区的影响。     

“有令”何以难行？——以我国传统的“公”“私”观念为视角

相对于法治更为成熟的国家来说，在我国，法律的实施效果较差。在法律明文规制的领域内，人们多习惯于依靠对社会“潜规则”的领悟心得来指导交往和处理问题，而法律被搁置一旁。这种现象可以被细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和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制度的冲突而存在。这一部分从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文明、移植国外法律制度开始成为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二是本文所要论及的，即在没有法律移植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社会本身就存在这种现象。如果把法律看作社会共同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造成任何法律现象的原因都是整体的，对现象的解释便有无限的可能性。其中，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念对造成法律条文的不被执行或不可执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才队伍建设，组织领导要“三到位”

解决社会问题,仅靠传统的、单一的行政管理方式和工作手段已难以奏效,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这就需要大批分布在基层一线、贴近基层,面对群众、能够深刻体察社会心态和各种矛盾的社会工作人才来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舒缓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娘家”出手相助,跳楼女离婚有保障

<正>闪婚,是这场婚姻迈向悲剧的开始;而7年后的纵身一跳,则将婚姻推向了末路。如何将这个女人从绝望中拯救?谁又能保证她在离婚案中取得最大的权益?想用跳楼结束7年之殇你给我走!你凭什么让我走,这是你一个人的家吗?……这天午饭过后,文锦和盛东又因为小事争吵起来,吵着吵着,盛东顺手抄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朝地上摔去。5岁的女儿豆豆被吓得大哭起来。     

“差别延迟”亦应以公平为前提

人社部新闻发言入尹成基日前表示,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将借鉴国外经验,拟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别措施,并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实施。养老问题之所以从一个公共话题发酵成全民热议的焦点．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试图以“经济”的方式解决“社会”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退休是一种政治权利而并非普通社会管理的内容;恰如纳税是公民法定义务而非可选责任。     

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

本文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描述并分析中国人是否卷入民事纠纷并采取行动,以及如何行动的决定因素。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社会阶层属性的影响力。研究表明,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对民事纠纷如何反应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统治精英相对来说更少依赖政府渠道而更多诉诸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中下层社会阶层成员更多地信赖政府渠道,把日常纠纷诉诸政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产阶级更多地利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此外,教育也是决定人们如何对民事纠纷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少把问题诉诸政府渠道而更多地把纠纷诉诸法律途径。基于这些经验研究,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化的法律涵义,并认为对中产阶级兴起的法治意义应当抱谨慎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