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复调与对话

作为断代文学形态的"延安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中,既具有显著的历时性的价值和意义,又具有隐含深切而又独特无二的共时性的价值和意义。在前一个方面,其根本体现并不仅在于改变或逆转了"启蒙"与"救亡"双重思想主题的关系,而是在于延伸和加强了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及苏区、左联文学中贯穿下来的本土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倾向。在后一个方面,"延安文学"事实上是作为基于知识分子群体"进城"和"下乡"的双向社会流动而成型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场域的历史时空的共时缩聚体,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其中最值得深究的核心问题是围绕"语言"与"阶级"这组文化、政治范畴的关系所展开的多边复调"对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语言探析

语言问题一直是困扰新诗写作的一个症结。这一话题对于文化转型、纯文学普遍失势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生存与发展尤显重要。在相继梳理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几方面内容之后,从世纪之交诗坛关于传统、语言资源等论争角度,涉及21世纪初诗歌的语言问题,不仅贯通了近20年来中国新诗的历史;同时,也使这一问题在跨世纪的过程中,完成了历史的延伸和自身的反思。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现代意象诗学综论

论文较系统地阐述了 2 0世纪 30年代现代诗派象征意象的暗示能与朦胧性、意象的全感官性等意象诗论 ;京派的契合论、意象与情趣论、意象显隐论、灵感生成论、意象联络论等意象诗学观。探讨了 40年代七月诗派的具象化的感觉论、体验意象论等意象主张 ;九叶诗派的意象的诗质化、智性化、意境化、凝定论等意象诗学观。并分析了 30、40年代意象诗学的特征。     

批判与构建：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学挑战的回应

20世纪40年代,面对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回避,而是采取了主动式批判与深刻性构建并举的策略。“主动式批判”,即将这种回应置于主动“破”现代新儒学的科学性的实践中,以此来“立”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大力彰显了当时日益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度;“深刻性构建”, 即通过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开展系统性地“立”,亦充分体现了当时日益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的深度性。     

俗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编写——以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研究伴随着文学史编著的逐步成熟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学史叙述主流话语的地位。从世纪初传统文学观念对俗文学的排斥,到20年代雅、俗文学对举,再到30—40年代俗文学成为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中心．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之史述研究折射出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轨辙。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

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初期,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家,既有着西方的文学视野,同时由于他们所观照的对象的特定性,又深感中西方文学的巨大差异,从而在书写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关注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从探究中国文学内部特殊的发展演变过程、外部制约因素,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等的关系,文学的解读和传播,文学的空间性等方面彰显中国文学的特征。从中可以考见这时期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     

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城市抒写

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对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现代"转换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除了诗人精神状态发生"现代"转换之外,中国新诗自身同样离不开物质状态的"现代"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其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为新诗打上浓重的底色。在现代派诗人和九叶派诗人笔下,新诗的城市抒写第一次得到集中的呈现;新时期以来,这种抒写模式不断向文化、生存以及语言敞开,呈现出更为开放的对话姿态。     

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

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推动着现代诗歌经典化进程。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受传播接受场域制约,与现当代多重话语建构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它们为主导力量所遴选、塑造出来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否可信,便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乡贤形象

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起,发轫于动荡年代的中国电影就走上了探寻民族化、个性化发展的道路,在第一代第二代导演们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中,终于诞生了大量极具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品。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电影中具有乡贤特点的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梳理乡贤形象在中国早中期电影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并通过影像透视彼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乡贤形象的变迁以及中国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折和复杂进程。     

论20世纪40-70年代中国作家的革命英雄情结

本文首先剖析了 2 0世纪 4 0 - 70年代中国作家的革命英雄情结的心理生成机制 :由于外在的文化压抑 ,导致了创作主体内在的文化心理焦虑 ,由此产生了文化认同和人格认同的心理需求 ,从而在创作主体的文化人格心理结构中形成了一种集体化的理想自我———革命英雄人格。其次 ,进一步分析了这种革命英雄情结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得以外化的主要文本策略———理想化运作 :在叙事文学中表现为创作主体在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上对人物形象展开理想化塑造 ,在抒情文学中表现为创作主体的个体身份感的丧失和群体身份感的膨胀。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

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而当前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必须重视对这个新传统的研究。新传统的形成过程可看作一个阐释变体链,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史家、批评家对新传统不断地遴选、过滤与塑造,这些阐释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制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等人和《大系》的工作,是在对旧传统的反对中建构新传统;40年代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新传统的清理方面,更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借对新文学的评价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史观,而这些理论和观念又被逐步筛选和流传下来,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的想象与评价。这几个重要段落清晰地呈现出现代文学的认识历程及其对新传统积淀生成的影响。     

关于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思考

目前,史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形成不同的主张：或以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标准,或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或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为分期标准。这些标准都不符合中国通史的学科分期要求。中国现代史作为通史,其分期应当以社会形态的变迁为标准,应根据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模式,将其划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的准备时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时期或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或现代社会主义时期。     

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

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现代和后现代两种范式.两种范式在一系列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上有所冲突,因此形成了对立的理论立场和价值观.现代范式建立在启蒙精神的基础之上,强调普适价值和理性原则,彰显文学的语言审美功能;而后现代范式则更偏向差异性的价值观,更关注文学的政治意义.两种范式相互纠缠抵牾构成了文学理论的不和谐音.反思这一范式的冲突,如何超越现代/后现代的对立,探寻文学理论发展的未来路向,乃是当下理论界需要思考的难题.     

关于现代汉语词类系统的新思考

划分现代汉语词类,应以语法功能为根本标准,并注重划分的层级性。首先根据词能否作句法成分,分为实词和虚词。实词根据独立使用的能力以及与其他词组合的能力分为独立词、半独立词和组合词。独立词只有叹词;半独立词只有拟声词;组合词分为体词、谓词、饰词、代词,其中,体词分为名词、数词,谓词分为动词、形容词、状态词,饰词分为区别词、副词,代词分为代体词、代谓词、代饰词。虚词分为介词、连词、助词和量词。     

吴芳吉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

吴芳吉是20世纪前期的著名诗人,其诗独辟蹊径,自成一格,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学界对其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诗歌创作概况、丰富的内容、鲜明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点等几个方面予以简析,展示其诗歌的突出成绩和创造性,阐释其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特殊意义及其现实价值。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现代性之考察——以《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为视角

本文试图以《京报副刊》与《晨报副刊》作为学术视角,由现代性动力学的观念入手,结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发展历程,分别从现代性的分化特征和精神价值观的转变来考察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表现,并且希望通过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双重视角来挖掘人们对新旧剧认识转变之表现,阐明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变并指出它的现代内涵和精神特质在文艺副刊上的体现。     

重审"五四"白话文学理论

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有质的区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现代白话的现代思想性质,他们关于提倡白话和废除文言的理由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上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却意外地导致了思想革命。"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从根本上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     

文化融合: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理想图式

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涌现出一股新诗现代化潮流,其中九叶诗派诗学理论家袁可嘉和唐湜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新诗现代化的核心是建构中国现代理想的诗歌图式,其建构的路径是文化融合:即原欲型文化与理性型文化的融合,以此创造出生态更加自觉平衡的或以原欲型文化为主的含有理性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或以理性型文化为主的融有原欲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这两种诗歌的文化形态应该代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方向。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