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脱实向虚”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作用明显，但其能否有效避免企业“脱实向虚”仍待检验。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并且呈现出“结构性”调节特征，对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回归实体的引导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改善实体盈利能力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此外，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数字政府发展环境均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去金融化、破除“脱实向虚”难题提供可行路径，并为完善金融发展、发挥数字合力提供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发生机理及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影响企业数字化的各种因素中,社会网络同类企业的数字化行为对本企业产生的示范作用值得重视。基于理论和经验文献,本文拟对该现象的发生机制及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系统讨论。研究发现,同群效应是企业行为中广泛存在的现象,中国上市公司之间就存在数字化同群效应。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的主要机制包括：企业会学习和模仿它们认为拥有更多市场信息的企业的数字化战略;为维持竞争均衡,企业也会跟随其他企业的数字化投资活动。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受制于多方面因素：一方面,对同群企业数字化策略的学习可以减少企业数字化投资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保持相对市场地位并获得组织合法性;另一方面,模仿同群企业数字化战略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受限于同群企业数字化投资行为的信息质量和本企业自身的组织资源。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同群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尽管该影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存在差异性。为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以改善企业价值,相关政策需借力企业数字化同群效应以带动企业数字化投资,企业管理者也要努力学习和模仿竞争对手的数字化实践。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的价值

基于企业价值创造视角探讨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成立的经济效果,探索了提升试点公司运行效率和质量的路径,为国资管理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经验依据。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1-2020年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所投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行业企业、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试点政策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法分析影响机制发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公司治理、薪酬绩效和流动性支持渠道提升企业价值,其中,流动性支持渠道的影响相对较大。     

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吗?——基于801个县域的PSM—DID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对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及其收入变化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我国2016—2021年801个县(市、区)的相关面板数据,应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增收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会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机制检验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转型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数字乡村建设可以促进农业数字化转型,但是从短期来看,数字农业建设会降低农村居民收入。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效应均呈现显著性,其中东部地区的提升效应最为明显;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县和工业县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都为正向,但从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来看,数字乡村建设更能促进工业县农村居民收入提升。     

“双碳”目标下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价值效应——基于制度同构压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价值评估理论与制度同构理论,以沪深A股2013—2019年火电与采矿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关系,并进一步检验制度同构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U型关系;强制同构压力、模仿同构压力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规范同构压力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异质性制度同构压力条件下,建议政府建立健全碳信息披露制度和机制,媒体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和宣传尺度,上市企业动态调整企业碳管理战略,以发挥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的价值效应,实现环境价值与企业价值双赢,推进“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     

数字化助推创建世界一流大型国有企业——基于汽车央企数字化转型案例研究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核心载体，大型国有企业在新时代的使命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大型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手段。通过案例研究发现：(1)数字化技术已经深深改变产业价值形态和商业运行模式。数字化技术已经渗透到包括研发、生产、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产业链各个环节，并成为产业价值链价值增值的重要来源。(2)大型国有企业若要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需要以大数据、物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化技术为保障。(3)数字化转型推动大型国有企业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作用机制包括：产品开发的突破、组织管理的变革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三个方面。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首先要坚持“一把手负责制”,其次数字化转型应与产业链价值增值相适应，最后国有企业要在产业数字化生态中发挥引领作用。     

产业互联网下家具制造企业生态化转型研究——基于美克家居的纵向案例分析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迫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传统产业的家具制造业应如何运用互联网实现产业升级,值得思考。文章通过对美克家居2000—2022年的案例进行纵向分析,发现美克家居初步构建了垂直生态转型模式,动态能力在企业转型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提升,信息化向数字化转型助推了企业转型。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注重产业生态的构建,重视动态能力的培育,提高企业生态化转型发展的数字化支持能力,加强基于客户需求的商业模式创新等经验启示。     

绩效反馈对双元数字化战略选择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是数智时代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研究如何选择恰当的数字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绩效反馈理论及组织双元性理论,以2013—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绩效反馈对企业双元数字化战略(探索式数字化战略与利用式数字化战略)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两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历史期望差距对企业的双元数字化战略选择有显著影响,期望差距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利用式数字化战略。技术不确定性和需求不确定性削弱了历史期望差距与企业选择利用式数字化战略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内涵,从自身绩效变化角度揭示了企业数字化战略偏好的内在机制,为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及政府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的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探究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市场一体化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发展基础和持续动力。文章选取了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了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变化呈现显著的动态特征和持续强化的趋势,该研究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在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信息投资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分位数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市场一体化水平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空间差异性和边际递增规律。     

我国消费数字化转型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新兴数字技术持续赋能消费领域，开启了我国消费数字化转型发展新篇章。文章首先回顾了国内有关消费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并深入探讨了我国消费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理论，通过对我国消费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与问题的梳理分析，发现我国消费数字化转型政策支持不断强化，消费数字化转型技术底座不断夯实，数字化消费规模呈持续扩张态势，但也面临着消费者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亟待建立、消费品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要素资源紧缺以及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参差不齐的问题。因此，为加快推进消费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我国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消费数字化转型政策制度体系，涵育数字要素，提升消费数字化转型要素供给能力，加快数字基建布局，夯实消费数字化转型技术底座，持续优化消费数字化转型环境，为消费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趋势及应对策略——EDUCAUSE《2023年高等教育趋势观察》要点与思考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探明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宏观发展趋势,有助于中国高校应对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发展趋势。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发布的《2023年高等教育趋势观察》分析了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十大宏观趋势的形态及其应对策略。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机遇表现为国家政策持续引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驱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新一代智能技术持续赋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挑战表现为战略转型缺乏系统的战略规划,文化转型缺失稳健的文化生态,劳动力转型缺少必备的数字能力,技术转型缺乏融合式技术系统。面对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宏观趋势,中国高校应精准把握数字化转型宏观发展趋势,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创新优化机构组织结构,筑牢数字化转型的文化转型生态;持续提升师生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满足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转型需求;聚焦增强技术赋能高等教育机构韧性,构筑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转型架构。     

营商环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全面把握营商环境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文章基于2017—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探究了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改善能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明显,在西部地区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尚未显现。营商环境子指标的影响分析表明,市场环境水平、政务环境水平、法律政策环境水平对共同富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文环境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尚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可以通过吸引投资者开办企业、给本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两条路径促进共同富裕。基于以上结论,建议各地政府多措并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营商环境优化方案,统筹兼顾地推进营商环境。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与对照组企业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实验组企业的成长。机制检验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投资支出率的提升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两条路径来促进企业的成长。异质性分析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不论是低年龄还是高年龄组的企业成长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此，在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应进一步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加强对小规模企业和劳动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帮扶，以实现对企业成长的积极促进效果。     

美国双重股权结构制度的价值对中国的启示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全球一体化经济格局的形成,我国现代企业的股权结构正悄然变化。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企业的股权结构转变,适应不断发展的企业实践和资本市场多样化投资需求,使我国企业的股权集中适度地向分散化的方向发展,发挥企业治理机制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美国的双重股权结构的制度价值对我国的启示,探讨我国企业的股权结构改革和法律法规的完善,以期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增强资本市场的制度竞争力。     

市场角色主体关系及我国转型市场的角色主体转化

市场角色主体关系主要体现为政府角色、企业角色和消费者角色之间的结构关系。在我国转型市场时期,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作为市场角色主体,其角色主体结构关系倾向于政府角色——企业角色的结构取向,而成熟市场则是以消费者角色主体为核心取向的结构关系。在我国转型市场角色主体转化过程中,要依据市场自身规律,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市场定位,政府要通过克制过急心理来调整其决策行为,企业要通过营销竞争来提升其竞争理念,消费者要通过品牌选择行为的成熟来促进市场发育,来完成市场角色关系的和谐有序转化。     

企业网络、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福建省118家处于集群网络中的中小企业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样本数据,采用企业网络规模、网络强度和网络互惠度三个网络特征来衡量企业外部网络,运用市场信息的产生、传播和反应来量化市场导向,把企业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探索企业网络、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网络与市场导向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企业网络与市场导向都能够积极地提升企业绩效。     

数字化能力提升可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数字化能力建设对制造业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带来了本质的提升,同时也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能力对于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产业链协同度对数字化能力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有利于引导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进入中国。因此,为了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未来制造企业应注重培养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实现资源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造行业整体应打破原有的产业链发展壁垒,强化产业链协同发展与产业融合。     

专业市场制度创新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全国两大专业市场制度发展的比较研究

全国两大专业市场发展形成了两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专业市场是共享式交易平台,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政府控制市场资源有利于提供公共产品,避免市场柠檬化,避免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形成要素洼地,但是也抑制了市场活力,因此,在发展中出现了两种模式的融合趋势.在发展模式的融合过程中转型升级是目前专业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以专业市场制度创新为引擎,拉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逻辑必然性:专业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对企业技术创新形成倒逼机制,拉动产业转型升级;专业市场的发展提升,强化了市场对企业的替代,促进分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专业市场的发展,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要素和需求保障.政府掌控部分市场资源,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公共服务是专业市场拉动产业升级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