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寻求司法的正义——兼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发展和变化

在我国当下,形式理性的法律面临现实困境,即:司法裁决不能被公众认可,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也在下降.法官“以证据为根据”的裁判理念虽然符合法律实践理性的要求,然而也易引致对正义价值追求的放弃和忽视;公众则视“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为司法不言自明的正义要求.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文章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在我国的观念认知进行了梳理,认为该原则在公众与司法者之间存在认知差异,从而导致裁决不能被认可.回应型法的有关理论值得借鉴,它认为应以法律的目的缓和引导制度,使其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以探究法律中蕴涵的公正价值.在司法裁判中,应以公正为价值,兼顾对外部社会现实的关照,建立起以“证据事实”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归的“法律真实”标准.     

许霆案引发的法理思考

许霆案是个普通的案件,却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霆案已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但是许霆案件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的法理值得我们每一个法律人去深思.司法正义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司法正义包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许霆案一审判决量刑不符合实体正义,案件审理过程中程序正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实体不公影响的仅仅为个案,程序不公则必将破坏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因此,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意义非凡.网络媒体异军突起成为司法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媒体监督应促进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法有局限性,应及时地修改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或正确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期弥补法律和现实之间的裂痕.     

拉德布鲁赫“法律的宗教哲学”在现代的意义

在价值哲学与宗教哲学的对话中，拉德布鲁赫提出了“超越制定法的法”。相对主义对于任何见解都是宽容的，但是，对于妄称自己系绝对真理的观点，则是不宽容的：法律的理念乃是正义，而正义则是实现人类的平等。在制定法律之时，如果完全没有追求正义，并有意识地对构成正义核心的平等予以否认，这样的法律就只不过是一部恶法。对存在于“超越制定法的法”的背后的自认为的“神法”，是允许存在怀疑和信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纳粹法、日本殖民地统治法等都应被评价为“制定法的不法”。     

西汉张释之断案的理性思考

张释之断案在西汉名扬天下.文章从张释之断案成功的原因开始分析,进而揭示了张释之断案蕴含的刑法原则及体现的法律的正义和秩序价值,从而得出张释之断案的理论意义是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卡迪司法"的断言提供一个反例,其现实意义是为当代司法官提供借鉴.     

习惯进入国家法之国外情况考察

在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习惯对法律的制定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和参考作用。法国“向居民进行的”习惯法依据调查,为制定符合法国国情的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提供了立法基础,在当代习惯仍是国家立法的重要法源。在德国法律发展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法学派强调,真正意义上好的法律,是建立在习惯法的基础上体现着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法律。在英国,以判例法方式表现出来的普通法传统,就是在习惯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外习惯入法的历程以及现今习惯在立法和司法中的地位和价值,对于我国重视和加强民间习惯的研究,思考习惯对我国国家法的法源意义,有一定借鉴和参考价值。     

SPCIAL ISSUE： DIALOGUE,INTERACTION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SPECIALIST FORUM ON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A dialogue among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 problem field,thematic dimension and value content

任何时代的哲学思考,都必然是基于“公共性”问题的公共哲学思考。中、西、马哲学对话强调对如何达成现代人类之深刻的“公共性文化和价值信仰”的普遍共识问题的深切关注,其对话主题以为当代人类提供新的生存和发展理念为旨归：即以生态公共性和生态正义观念为核心,提倡“共生”的价值理念;奉行正义公共性,提倡对话、“合作”、“共享”的价值理念;奉行主体交往理性,提倡“共在”的价值理念。     

论司法理念与政治理念的冲突与平衡

本文从理念的最高归依、解决社会冲突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对司法的基本定位三个方面,分析了法律至上与政治至上、司法公正与政治正义、司法独立与司法工具三对基本理念的冲突,认为这些冲突在有中国特色的宪政理念中能够得到统一。     

确立"程序本位"理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程序本位理念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坚持以诉讼过程 ,而不是以诉讼结果为出发点和评价标准的理念。这个理念依据于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过程本身对结果的有用性和有效性。之所以要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树立程序本位的理念 ,是因为程序法治是现代法治的核心 ,程序本位连接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且有针砭时弊之效。当前坚持程序本位理念不仅具有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引进和传播程序过程、程序正义观念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强调现代程序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必然联系、推进当前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意义     

宋代法律价值冲突的整合 ——以"亲邻法"为例

宋代是开启中国近世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宋代"亲邻法"规则不断演进的过程,展现了社会变革带来的法的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效率价值、公平价值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华"和合"文化、"情理法"一体的司法理念对法的价值之间张力的调适和整合。宋代"亲邻法"规范的变迁既推进了田宅交易自由和效率,又维系了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秩序,表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聚合力。这一法律制度变迁蕴涵的法的价值理论、昭示的"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法律哲理,对变革中的当代中国具有史鉴价值。     

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批判

在司法过程中,价值衡量是法官填补法律漏洞、做出正确裁判所必须依赖的重要方法。然而长久以来,价值衡量被简化为利益衡量并在许多法学论著中取得了支配地位。这种简化实质上是一种将权利利益化的庸俗产物,对于法治和司法正义必然产生损害。指出价值衡量与利益衡量的严格界限,并做出“权利论”的批判,有助于维护法治之真谛并推动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实现。     

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批判

在司法过程中,价值衡量是法官填补法律漏洞、作出正确裁判所必须依赖的重要方法。然而,长久以来,价值衡量被简化为利益衡量,并在许多法学论著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文章意在指出,这种简化实质上是一种将权利利益化的庸俗产物,它对于法治和司法正义必然产生损害,指出这一实质,并作出“权利论”的批判,有助于维护法治之真谛并在司法实践中推动它的实现。     

建构司法和谐的天平——公正与效率契合下的司法为民与司法清明之探讨

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是法律的两大价值目标,两者对立统一。作为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佳诠释,司法和谐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契合。本文以此为视角,从处理好司法机关与社会民众两大核心主体关系入手,以司法为民和司法清明两大方式,实现建构司法和谐天平之目的。     

论正义化的法运作

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始自主体性法理念的凝练 ,功在良善法制度的创就 ,而成于正义化法运作的展开。其中 ,主体性法理念的内核由自由理念、权利理念和法的统治理念三要素组成 ;良善法制度是由以发展人权为核心的权利制度和以拘束公权力为核心的权力制度两大支柱支撑的 ;正义化的法运作则包含立法正义、执法正义、司法正义、守法正义和监督正义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限于篇幅 ,本文仅就法治运作环节略陈管见。法运作的正义化即主体性法理念的物化、良善法制度的现实化 ,它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 )立法正义立法正义是法运作的起始环节 ,该环…     

法治政府的本体追问与价值取向

法治政府的应然形态和本体面貌需要我们无休止地追问。法治政府意味着政府机构是依据体现广大人民意志、意愿和民主、公平、正义的法律而设立的政府,政府的运作,包括政府立法、执法、司法在内的政府行为都合法、合理、规范,法治政府是以良法之治、政府受法律控制、保障公民权利、控权护权统一、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为价值取向的政府。法治政府无疑应该是体现实质正义的“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和“廉洁政府”,法治政府应然图景需要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大胆描绘。     

传统中国司法裁判中的情理——以“安崇绪之狱”为例

情理是影响传统中国司法审断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传统中国司法性质及其价值追求的关键,情理案代表“安崇绪之狱”是探讨传统中国司法运行形态和实质的重要素材。安崇绪有讼继母的事实,由此判断应入于“不孝”处以绞刑,但讼继母背后存在着孝养亲母等情理可矜事由。身份要素成为案件证成过程的关键,情理因素则决定了裁判进路从“执法据律”到“以情屈法”的转变。案件揭示了司法官员在面对礼法冲突时处理案件所应遵循的法理,展现了情理在传统司法中适用的可行性,反映了传统中国司法的特质及其多重面向。传统中国司法审断既非“卡迪司法”,亦非“依法裁判”,它具有独特的审断模式与价值追求。     

论法律的“惰性品格”及其消减——博登海默的阐释及启示

博登海默阐释的法律惰性品格是指法律自身无法摆脱的保守性、僵化性和压制性等弊端,并紧切秩序价值与正义价值分析法律惰性品格的生成理路,力图通过法的自给性完善和衡平原则、能动司法、调解仲裁等方法的适当运用来尽力消减法律惰性品格的消极影响,从而为良法之治提供法理与实践支撑。     

论中国法治国情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促动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猛，“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权从政治性宣告向司法实现的进一步转型。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明确提出到现在，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权观念认可阶段、人权立法保障促动阶段和人权司法保障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国情从所依之“法”到所治之“国”均发生了诸多变化，促动着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法治国情所依之“法”的变化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正从“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思维方式转换。法治国情所治之“国”变化显现为：“中国梦”将深刻促动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依法治国有更高要求；主要社会矛盾转变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当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必须立足现有的法治国情，其现状也是现有法治国情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法治国情的发展，而法治国情的发展又进一步促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马克思对财产权和作为商品价值形式的现代正义观念的批判

当代主流政治哲学对正义(公平)概念的建构，既是对商品交换价值的盲目崇拜，也是对那种无言的、感性的实践世界源泉的封锁。基于历史原则和现实原则，马克思从对正义信条的经验辩护转向了正义的拟喻性本质，将时代正义概念的谬误起源，聚焦在正义想象和正义理论对财产主题的关注上。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的思想价值在于指明了正义观念在资本主义时期的基于较低层次经验知识“内涵”,也就是有关商品价值形式所建基的法、道德的一般理论。现代人们表达这种思想的法律、道德概念或术语都有一个掩盖剥削的外在化的发展历程。对于正义、公平的含义，应当在比主流政治哲学所主张的现实得多的范围内加以把握，在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的矛盾澄明中，摆脱关于神圣化正义论之哲学论述。     

遮蔽式审理方式的法文化评析

遮蔽式审理方式是与开庭审、书面审并列的第三种审理方式,是一种可以完全克服诉讼参与人和审判人员人性弱点的新型审判方式.遮蔽式审理追求比不公开审理更高要求的"秘密",蕴含着更为现实的安全、秩序、隐私权保护、公正和效率程序价值.对于某些受"权"、"情"干扰严重的特殊案件适度扩大遮蔽式审理方式的适用范围具有深远的法制理论与现实意义,确立和完善遮蔽式审判方式可以消弭司法信任危机,缓和司法价值冲突,增强公众对司法结果的认同与信服感;可以提升司法民主理念,充分调动民众尤其是诉讼参与人的程序参与积极性,拓宽司法与国民之间的接触面,充实司法的国民基础;可以彰显司法正义,提高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被害人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的诉讼权利主体;可以帮助拒证证人转变角色主动积极参与诉讼.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在实体价值层面的最大特色是司法的宗法伦理理性。“经义断狱” ,充分体现了儒家之礼对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影响 ,礼治主义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最高原则 ;“德主刑辅” ,着力提升道德在中国古代司法中的重要性 ,深刻反映了传统司法的德治主义精神 ;“御笔断罪” ,形象地表现了皇帝对司法的控制 ,透视出中国传统司法中皇权至上的实质和鲜明的人治主义色彩 ;“和谐与无讼” ,代表着传统中国人对诉讼司法目的的理想追求 ,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最高的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