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社会治理的显现空间

伴随着人类世界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社会治理进入了主体多元化的时代,众多行动者“怎样开展行动、如何进行言说”成为社会治理理论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行动与言说“充分分离”产生的对权力的限制是民主政治的实质,而行动与言说的“有机结合”则能够实现合作的治理.然而,现代民主作为行动—言说所形成的两条隐匿线索的交汇空间,在被代表制嵌入之后表现出了言说对行动的削弱,言说与揭示之间的不洽渐次阻塞了民主的路径并导致了一系列异化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使互联网成为“虚拟贤者”,它有能力成长为有别于“合作”和“自治”的第三条道路,超越代表制作为现代民主全部实质的狭隘性,帮助社会治理在“行动—言说”框架下通往显现空间.     

论先秦儒家思想中人民的双重形象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人民呈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双重形象。一方面,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在先秦儒家的政治理论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赋予了君主制存在的价值,民心的向背决定统治者的成败。这时的人民形象是正面的,看起来十分神圣、高大。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又多次强调人民道德低下、愚昧无知。这时的人民形象是负面的,看起来十分卑劣、渺小。人民的这两种形象可谓是判若云泥。一些学者认为先秦儒家关于人民正面形象的言论是一种政治修辞,神圣、高大的人民是虚构出来的一种幻象,其真正目的是为君主统治服务。人民作为整体好似被先秦儒家推崇,而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体则被先秦儒家轻视。负面形象才是先秦儒家对人民的真实看法。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其实,先秦儒家既承认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决定国家命运的力量,又珍惜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价值。先秦儒家认为人民的真实人格呈现出依附性的特征,既可为良民又可为莠民。这要取决于人民所处的政治环境。     

言用变迁与商周因革

"言"字在商周文献中出现较多,其在甲骨文中首先表示一种祭典,与"音"同义,又与"舌"告"等字关系密切.后来逐渐分化出"言说"之义,主要指宗教言说和政治言说活动.交流的双方身份不对等,存在明显的施受关系,交流的空间也具有封闭性.比较而言,商代言用具有明显的事神功能,并延伸出政治功能,这奠定了先秦言用以上言下的基本内在逻辑和特点;周人言用在继承商人言用基础上有明显的革新,具体表现在言用场合的拓展和言用主体的迁移.推动这个历史进程的,是商周因革背后的言用制度和言用意识.     

叙事语言中的隐喻

隐喻是艺术理论中一个原点性问题,是一个不断被思考与解答的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话题。隐喻研究是人类反观自身、反思自我的一种必然行为。本文以"叙事语言中的隐喻问题"为研究对象,从语言的局限、叙事隐喻的超越,探讨隐喻在文学叙事领域存在的原因,并借助索绪尔语言学对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发掘叙事隐喻中"无法言说之言说"意义的生成。     

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北京形象”迁移——从文化符号到地理坐标

诗学文本中城市形象的迁移所具备的话语潜能,不仅能够开发出地域美学的建构意图,也关系着文化权力结构的修改过程。通过梳理中国新诗的发展线索发现,“北京”从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脱身而出的诗学形象,与新诗发育中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北京形象”在新诗中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迁移：一是作为隐喻符号,从强调“文化”滑向对“国家、乡土”的强调;二是作为意识形象,从被附加“大语境”转为现代文化的“内核引领者”;三是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由视觉景观向自然景观的还原。“北京形象”的审美迁移话题背后,关联着这座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进行自我安放等诸话题。     

西周用乐状况及相关美学问题

西周是中国礼乐文明的奠基期,也是诗、礼、乐对中国社会开始形成全面影响的时期。音乐不仅涉及贵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是国家大型典礼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从专业乐工、贵族子弟到国家统治者,一条音乐从技术到德性、再到政治性隐喻的不断递升和放大之路已初步呈现。礼乐并举,表现在现实层面上的以礼节乐,最终则表现为乐对礼的融会和超越。所谓西周礼乐政治,是以诗、礼、乐作为隐喻或象征的政治。诗、礼、乐又确实以其真实的形式贯穿于政治活动中,既作为政治的隐喻,又是具体的政治实践手段。诗、乐、舞的层级关系将人的审美经验带入了超越之境;音乐与政治的密切关联则赋予了政治审美韵致,开了后世中国诗性政治的滥觞。     

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东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舶来品,并成为东亚民主和法治研究的重要话语。我国台湾地区大多以“民间社会”来表达其特有旨趣,而大陆则出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话语转换,这不仅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民主法治的现实进程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     

从“星系”到“宇宙”——谢林哲学中的历史概念及其转变

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建构总是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笼统来看,体系的建构方式与历史的言说方式总是相互关联在一起,但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具体发展中,尤其以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建构主义者,则对于历史有着不同的构造方式,尤其是谢林的历史哲学的演变并不完全为人所知。总的来看,在其早期的“同一哲学”中,谢林通过以开普勒的星系模型为蓝本,建构了一种思辨同一性的体系,在其中,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就如椭圆轨道的两个焦点一样构成了这个体系的两个极点,而历史哲学本身仅仅属于先验哲学这个极点。在这个体系里,历史本身由于体系结构被“去历史化”了。这种“去历史化”的代价是自由无法得到真正言说,这就导致了谢林在晚期向言说“宇宙”的历史性哲学的过渡,而这一过渡的内在要求正是自由。     

现代社会语境下女性的分裂——普拉斯《隐喻》中的困境

普拉斯《隐喻》一诗运用各种隐喻表达了怀孕女子的身心感受,让读者体会到了孕妇所陷入的精神与肉体分裂的困境。新颖而真实的孕妇形象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这种反传统隐喻正是对于权力话语的对抗,体现了普拉斯作品中相互矛盾的两种思维,这种分裂的思维并非个案,而是现代社会带给所有人的疯癫。     

试论孔子关于德育主体形象塑造的思想

孔子是我国王代最杰出的思想教事家，在长期的思想教育实践中，他充分认识到了教育主体（即德育工作者）在整个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德育产体形象塑造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一、关于德育主体形象的标准孔子根据德鲁活动的特殊要求，将德鲁主体的标准确定为“群子儒”。“属”，这一职业，旱在孔子之先就已产生，泛指以教书为业的知识分子。“君子”，在孔子以前多表示士、大夫、国君者上层统治阶级，但孔子则常用来表达儒家的理想人格，是遭德高尚的人的称谓，不局限于上层统治者。在孔子看来，思想教盲工作，壬要是做人的工作，即壬…     

对雨果笔下克洛德的角色定位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神父形象是一个给人沉默而含蓄印象的系列组合,这类形象以其“放牧羔羊”的独特身份在诸多“迷途羔羊”的形象身边担当陪衬和辅助角色。而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却塑造了一个身为“牧羊人”自己却“迷途”的独特神父———克洛德.孚罗洛形象。克洛德的灵魂被孕育了悲剧性的分裂和冲突,他与爱丝美拉尔达的相遇,是神性与人性遭遇和决斗的集中展现,其中蕴藏着人类发展中一个戏剧性的隐喻:导航者难免也迷途,迷途者在艰难导航。     

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

编者按:本·阿格一向反对划定一片对文化研究的认知领地,因为这片领地变化太快:今天用来印刷利奥塔理论的初级读本的纸张,几年后就可能被回收利用,用来出版波德里亚的著作或是尚未被发现的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新理论家的著作.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文化研究的所谓前沿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本期这组笔谈之所以冠之以“前沿问题”,是因为其中既有对时下流行的互联网的文化研究,也有对“中国声音”“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思考,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带来更多“前沿问题”的出现和生成.     

以文化研究的视域审视互联网

编者按:本·阿格一向反对划定一片对文化研究的认知领地,因为这片领地变化太快:今天用来印刷利奥塔理论的初级读本的纸张,几年后就可能被回收利用,用来出版波德里亚的著作或是尚未被发现的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新理论家的著作.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文化研究的所谓前沿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本期这组笔谈之所以冠之以“前沿问题”,是因为其中既有对时下流行的互联网的文化研究,也有对“中国声音”“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思考,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带来更多“前沿问题”的出现和生成.     

克里奥尔“他者”的声音——吉恩·里斯的异质性文化身份及其批评理论

编者按:本·阿格一向反对划定一片对文化研究的认知领地,因为这片领地变化太快:今天用来印刷利奥塔理论的初级读本的纸张,几年后就可能被回收利用,用来出版波德里亚的著作或是尚未被发现的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新理论家的著作.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文化研究的所谓前沿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本期这组笔谈之所以冠之以“前沿问题”,是因为其中既有对时下流行的互联网的文化研究,也有对“中国声音”“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思考,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带来更多“前沿问题”的出现和生成.     

西方的中国文化形象溯源

编者按:本·阿格一向反对划定一片对文化研究的认知领地,因为这片领地变化太快:今天用来印刷利奥塔理论的初级读本的纸张,几年后就可能被回收利用,用来出版波德里亚的著作或是尚未被发现的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新理论家的著作.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文化研究的所谓前沿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本期这组笔谈之所以冠之以“前沿问题”,是因为其中既有对时下流行的互联网的文化研究,也有对“中国声音”“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思考,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带来更多“前沿问题”的出现和生成.     

批判理论的未来在于文化研究与实践意图的结合——论本·阿格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编者按:本·阿格一向反对划定一片对文化研究的认知领地,因为这片领地变化太快:今天用来印刷利奥塔理论的初级读本的纸张,几年后就可能被回收利用,用来出版波德里亚的著作或是尚未被发现的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新理论家的著作.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文化研究的所谓前沿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本期这组笔谈之所以冠之以“前沿问题”,是因为其中既有对时下流行的互联网的文化研究,也有对“中国声音”“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思考,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带来更多“前沿问题”的出现和生成.     

印度的黑钱

一黑钱是指通过非法的手段、途径,进行非法的活动而产生的金钱。黑钱的活动形成了一股不受国家控制,然而却能影响、破坏国家经济乃至政治的势力。在印度,“黑钱”、“黑收入”、“账外收入”、“黑经济”、“平行经济”、“未陈报的经济”、“不法经济”等术语都被广泛用来谈论黑钱。S·尼拉格坦把黑钱分成十几种,它们是:使合法的经济活动迅速进行而得到的报酬,即小费;合法活动的收入逃税后变成的账外钱;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医师、艺人等职业者的收入以及出售货物后的收入,不开收据不给发票的钱;违反国家消费规章所得的收入(如违反禁酒令)、贩卖人口所得收人、骗取的货款等;在国家要干预     

南渡记忆:崔府君信仰的江南变貌和传说演化

江南崔府君信仰兴起于南宋,在后世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与华北不同的面貌。作为政治话语的府君馈羊而生孝宗传说,为民间重视利用,赋予了崔府君送子职能;“磁州都土地崔府君”的说法进入公共文本知识,通过仙传文献、仪式文艺等落实为民间的信仰实践,使崔府君在海盐、桐乡等地神歌构成的神灵谱系中,化身“土地神”形象。崔府君的“泥马渡康王”事迹常被后世挪用到其他神灵身上,显示出江南神灵传说生产的类型化趋向。这既体现在民间宝卷的文本创编中,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各地寺观庙宇等风物由来。地方传说借“泥马渡康王”与宋室南渡的历史叙事相关联,反映了两宋政治变化在江南民间文化中的深久记忆和丰富表达。     

儒家对强谏的抑扬与强谏者形象的形成

先秦时期,儒家对强谏的评价自相矛盾地徘徊于褒扬与贬斥的两极之中。先秦儒家提倡柔顺的讽谏而否定强谏,相应地,先秦文史著作中的强谏者形象少而单薄;荀子对强谏的提倡影响了西汉的思想界,西汉时期的强谏者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与阶层,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其形象也更为突出。     

为慈善医院喝彩

长期以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广大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医疗与住房和教育费用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新三座大山”,而对于困难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党和政府则始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