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长负责到委员主持:1927年上海律师公会改组述论

民初确立的以会长制为中心的律师公会制度,初步实现了律师职业自治.随着律师职业的发展和律师公会规模的扩大,会长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1927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上海地区社会的控制,要求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改组.国民党对上海律师公会的强势介入反映了国民党对律师职业进行控制的强烈欲望,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为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改革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委员制在上海律师公会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律师职业自治进入一个新阶段,反映了中国律师职业自治模式发展的新方向.     

旧上海律师界的民主爱国传统

近代律师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创建民国后,仿效西方,创立了中国的律师制度。上海,作为中国工商业集中,又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租界的十里洋场,自然成了全国律师人才荟集之地。而上海律师公会则全国各地律师团体的中坚。 和记者一样,律师的社会地位和活动状况,是衡     

民国时期的律师、律师公会与国家法律机关——以20世纪30年代天津律师公会李景光退会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律师李景光先是被天津律师公会以“危害风纪”给予退会处分,后被律师惩戒委员会以“违背职务”给予停职两年处罚;先获得河北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准许在平津复职、入会,旋又遭天津律师公会、河北高检的拒绝入会。在该退会案中,由于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法律冲突,导致法律与实践的矛盾以及参与各方的互相纠结,长达六年之久。当事人不停地抗辩,律师公会、法院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司法行政部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并不存在徇私枉法。正因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暴露的法律冲突,经过法律机关的修正,相关各方权力得以明确界定。最终,国家法律机关做出让步,天津律师公会得以实现对李景光的退会处分权。     

民国时期上海律师公会对律师信誉的维护

民国时期,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合法身份确立,其群体迅速壮大,但因其职业自由性特点以及国家外部控制的不可操作性等原因,出现律师职业道德下降、违背律师风纪以及律师纠纷等现象,并为报纸等媒体传播、甚至放大,致使律师行业信誉发生危机。作为自由职业者团体组织的上海律师公会,为应对这一危机,一方面,加大对律师纠纷内部调解力度;另一方面,采取各种举措阻止报纸等对律师信誉的侵害,维护了律师业的信誉,发挥了职业团体应有的积极作用。     

律师公会与民国律师职业自治——以律师公会组织结构变迁为中心

律师职业自治的制度源自于西方,其主要功能在于维护律师职业群体的声誉、独立和利益,并进行自我管理。民国时期律师职业的自治组织是律师公会。律师公会的组织结构经历了从会长制到委员制,最后到理监事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既体现了民国律师职业群体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和自治精神,同时也反映出国民党政权对律师职业控制的日益强化。     

论律师的执业素质

自1979年国家颁布《律师暂行条例》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国家司法行政部门狠抓了律师队伍建设工作，除对律师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外，还强化了律师执业素质教育和管理，并在总结律师工作经验和肯定律师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于1996年5月15日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尽管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做了各种努力提高律师执业素质，但目前我国律师执业素质仍然不高，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影响律师执业素质提高的消极因素是多方面的。第一，我国律师资格授予制度不甚严格和完备，从而影响了律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形成。我国自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为了适…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再探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其有效实施对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当性、促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从2014年全国值班律师制度的试点开始,到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司法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将值班律师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础制度予以确认,由此拉开了值班律师制度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广的改革序幕。原试点地区结合当地社会需求分别开展不同程度的实践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学界亦对值班律师内涵和价值、值班律师的职能定位及工作机制等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值班律师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但法律尚未界定的内容和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还需要持续深入的研究,而这有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长远发展和司法改革的有效推进。     

中国律师的地位：现状、反思与前瞻

中国律师阶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低 ;律师与行政、司法系统的同行在制度框架内享有的权利不平衡 ;律师的社会形象不佳 ,受尊重程度较低。这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影响、涵盖律师制度的司法权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的地位长期偏低、律师制度设计上的漏洞等因素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上海本土律师的法律业务

民国时期的上海本土律师主要通过发布广告,开展交际活动,依靠掮客这三个途径来获得他们的法律业务。尽管当时人们对于律师还有不少偏见,并且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政治局势下,律师的活动仍然要受到种种牵制,但在经过改革形成的新的法律制度中,他们的工作仍然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会

中国佛教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合法的、带有一定全国性的佛教团体,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分化、整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中国佛教会分化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佛教界内部的冲突。1935年7月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中国佛教会的尝试,但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国佛教会内部依然矛盾重重,国民党当局改组中国佛教会的努力受挫。     

法治与律师职业的使命

当代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反映的是法治在中国的进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对律师职业理解上的变化。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的观点是法治社会不同于其他时代对律师职业的定位。这种定位是法治文明的文化本性所要求的。由此,律师职业也就有了自身独特作用,可以说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灵魂的生成与充分发育是律师职业的本质所在。但律师的职业使命与律师职业的现实状况又存在着矛盾。社会对律师职业的认同,现行法律对律师职业的支持状况及律师自身素质等直接影响着律师职业使命完成的质量。为此,本文认为律师职业作为社会或民间的法律力量,以维护私权并促进司法的公正为其职业的规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为律师职业的发展创造各方面的条件,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加强律师工作的法治环境建设和律师自身职业建设。     

论法律人的职业转换

本文设定的“法律人”包括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主要成员即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文章针对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关系发展现状提出问题,进而分析其制度成因并评述相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职业转换模式,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选任以及转换制度,然后分析了我国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转换的可能性及利弊所在。文章认为,法律人的职业转换是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法官、检察官整体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律师行业的良性发展,是推进司法现代化的可行措施。最后,本文提出了初步的制度构想。     

从罗马社团制度看公司的社会责任演进

一、罗马社团制度简介 古罗马时代的社团制度应该已经比较发达.在罗马法一千多年历史中,曾出现过各种社团,其成立方式与法律人格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进过程.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已出现各种社团,如宗教团体、士兵团体、丧葬团体等.但其均为私人性质,法律上并无限制,也不给予法律人格,各团体由其自拟章程,管理各自团体的内部事务.     

“思想法治”的呼唤——对中国法理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的主流思想经历了由革命向改革的转变,近十年又有向法律思维转变的倾向。在这种思维的框架内,法学、法理学研究也开始逐步走向细化,研究重点逐步从法律转移到了法治,而后又开始关注司法运作。人们的法律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义务本位被权利本位所取代,现在社会本位大有后来居上的动向。就法治本身来说,管理意义上的法治倍受诟病,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已逐步被学人接受。法律人越来越意识到,司法克制主义是我们应该信守的意识形态;而对司法能动主义则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法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法学的中国化以及流派化似乎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     

论改善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

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不仅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人们通常把律师辩护制度的立法和实施视为衡量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标准和尺度,把律师辩护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视为现代司法民主和文明的象征。事实证明,只有给辩护律师以切实的法律保障,才能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重要作用。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轻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不尊重律师法律地位的现象。究其原因,除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外,与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不健全有着密切关系。     

法律职业的形成及其条件——一种制度史考察

法律职业在古罗马时代开始萌芽,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开始形成。在13世纪的英国,随着法律与宗教和政治的逐步分离,一批掌握法律知识和技能的职业律师开始在法律实务中获得不可替代的地位,律师公会掌控了从知识灌输、技能训练到执业资格授予的法律职业。现代意义上法律职业的形成与发展决定于法律作为科学学科地位的获得、法学理论教育模式的选择和法律形式主义运动的深入。法律职业始终是一个关涉社会历史的条件性概念和命运性术语,它以社会发展演化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为条件;同时,法律职业既是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深刻影响着法律理论和制度实践。     

情愫的执着与理性的吊诡──“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与“西化”论者的论战

1935年1月，陶希圣、萨益武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南京、上海、北平、济南的各文化团体纷纷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文化建设》月刊也专门以“怎样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举行了征文，“一时议论风生，颇显百家争鸣的气象”①，到6月份这场论战的成果就编成一本《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论战主要是在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学者与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学者之间进行。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除了十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唷干、孙寒冰、黄…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是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新篇章。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仿效西方国家司法原则与制度,采行法治主义、人道主义、民生主义,积极改革封建传统司法制度,创建了近代新司法原则和制度。     

民事诉讼中的公民代理问题研究

由于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条件,故公民代理制度在目前的司法条件下实有其存在之必要.为了更好地规范公民代理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秩序,可以采取措施缩小公民代理的市场,并将现有的公民代理人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通过对公民代理制度的改进,可以使这一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并为诉讼代理制度向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平稳过渡作准备.     

中国法律服务的体系和特点

中国法律服务的体系和特点王宏林法律服务是人类法律文化的一个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大大加强，法律服务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１９７９年，中国的律师制度恢复，随后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