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翻译

真正的翻译工作,不管是口译还是笔译,是文学艺术翻译作品还是科技作品,都应当是严肃、认真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有人否定这种看法,说什么“翻译就是翻译嘛,翻译工作就是翻译工作嘛,谈不上什么创造性”。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诚然,翻译小说和创作小说绝不是同一回事,两者之间不应该划上等号,但翻译和创作也有共同之处,就是两者都需要创造性劳动和创造性思维。有人说,创作小说是“无中生有”,而翻译小说则是“照本宣科”,不过是“依样画葫芦”……姑且不说创作是否能够“无中生有”,也不说创作小说是否不需要深入体验生活,提炼生活素材,只说说翻译是不是可以“照本宣科”和“依样画葫芦”?翻译小说     

幽默

不必翻译中外双方代表通过翻译进行谈判,外国商务代表突然鼻腔发痒,打了个喷嚏,坐在旁边的翻译恰好也打了个喷嚏,中方董事长连忙向翻译道:“不用了不用,这个动作不必翻译。”不要叫妈一个小男孩缠住母亲,一会“妈,我要喝水。”一会“妈,我要吃饭。”一会“妈,我要看电视。”母亲极不耐烦,喝道:“再叫妈一句,我就揍你!”小男孩沉默了一会,开口了:“陈阿姨,我能吃一块奶油蛋糕吗?”     

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

厘清当代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是当前翻译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所在,它所指向的是翻译实践活动中的价值问题、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关于“翻译意味着什么”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是翻译研究的价值问题,而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又让翻译价值在翻译主体的行为中获得认可与确证,进而展开为“我应当做什么”与“我应当期待什么”。翻译价值论意识的探讨应当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阐述与说明,从根本意义上使翻译价值意识走向翻译价值担当,进而有效地处理翻译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的辩证关系。这就为翻译研究注入价值元素,从而延续与拓展翻译研究的认识论范畴。     

“是我非我”的启示——从不确定性的王国到翻译书写

借鉴当代法国史学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对翻译实践中出现的“是我非我”现象做了一番梳理和分析,并指出无意识和一致性逻辑之间的矛盾是造成译者“是我非我”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个矛盾,本文认为,翻译的本质是模棱两可的;翻译的问题不是方法上的问题;翻译的方法只能是一种不确切的方法;所谓的翻译其实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完成的翻译书写。     

谈谈英汉翻译中的“望文生义”

“望文生义”是翻译之大忌。然而一些初涉翻译的人在翻译过程中却经常犯这种错误。究其原因,我认为大概有如下几种。一、缺乏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翻译家严复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足见翻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初涉翻译的人常这样认为,所谓翻译,不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的大意表达出来吗?这种求“大意”的态度结果就导致译者在翻译的时候率尔操觚,信手乱译,望文生义。例如,有的学生把 1)John can be relied on.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 译成“约翰为人可靠,他一向不吃鱼而且经     

对中学语文课中文言文注解的一些看法

现行全日制初中语文课本的文言文注解已作了不少改进,对我们中学语文教学的指导和帮助是很大的.但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现就我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谈点看法,作为今后编写工作的参考.在第五册课本里《捕蛇者说》中有这么一句话:“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后一个分句与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差异较大,恰恰书上没有注解,学生就不容易理解,更不容易翻译通顺.成绩好的学生可以翻译到这个样子:“我这差役的不幸,不如恢复我的赋税的不幸的严重啊.”问题出现后我才告诉学生应该根据古今汉语的不同表达习惯调整语序,     

论文学翻译的表达形式

一、从两类翻译论谈起我国文学翻译家草婴同志于一九八二年来兰大讲学时,曾提出一个比较新颖的论点,我把它概括为“两类翻译论”,听后很有启发。他的论点是:“翻译的种类很多,但可简单归纳为两类:一类是非文学翻译,一类是文学翻译。科技书刊、社会科学、新闻、外交等方面的翻译,都是非文学翻译。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等文学性作品的翻译,都是文学翻译。为什么分两大类?因为翻译的性质与要求有明显的差别。”这     

在俄罗斯捡钱

我第一次去俄罗斯时,看到地上有一些2戈比、10戈比的俄罗斯钱币,有时还能见到50戈比的。我弯腰拾起地上的钱,翻译却让我将钱扔了,说地上的这些零钱都是俄罗斯人扔的。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翻译说:“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表示对某些事的祈祷,拾这样的钱可能带来晦气……”     

立法文本翻译在法治“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完善路径研究

法治“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要求,就是在法治理念的指导下,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法律交流,加深对共建国家立法情况的了解,这需要以扫除共建国家立法文本的语言障碍为前提,并通过翻译“一带一路”国家立法文本来实现。然而目前,我国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立法文本的翻译工作尚滞后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步伐。在法治“一带一路”建设中,立法文本的翻译有着突出的必要性。我国应更好地规划和开展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立法文本的翻译工作,在翻译的技术层面设置明确的指导原则,妥善规划对于立法文本的选择,并且关注“一带一路”立法文本翻译的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姚明的冷幽默

在登陆NBA的第一个赛季，被问及“在中国打球和在美同打球有什么不同”时，姚明居然说“在美国要用翻泽，在中国则不用”。姚明的英语越来越好，一位记者不识时务地问道：“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英文比中文说得更加流利？”姚明马上对着身边的翻译科林说道：“我现在只能用英语回答你的问题：科林，帮忙翻译一下。”     

翻译中的"归异"结合

在翻译方法的探讨中,历来存在“归化”与“异化”翻译两大流派。通过探求两者不同的含义和回顾“归异”之争的演变历史与争论焦点,分析了两者各自的优势以及“归化”与“信”,“异化”与“达”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从翻译工作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归异’结合”的翻译方法。     

杜承南教授的翻译作品进入大学、高中教材

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杜承南教授翻译的莎士比亚14行诗“我怎能把你比做夏天”、普希金诗“致大海”已入选“大学语文”教材,翻译的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英译输出策略——以陕西省为例

笔者对陕西传统文化英译输出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期望为陕西传统文化英译输出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工作探索一条可行之路。在陕西传统文化英译输出方面,要解决好“译什么”、“怎么译”和“怎么输出”的问题,首先要研究和确定陕西文学、历史文化、文物、民间艺术等领域经典的、有代表性的可以翻译输出的内容和项目;其次要加强翻译研究,要关注翻译方式方法,要建立专业的翻译团队,更好地翻译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第三要理顺翻译输出的体制机制,切实采取措施拓展翻译输出传播的渠道,不断扩大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力。     

翻译中“信”与“各有千秋”之我见

自严复先生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百余年来，此三原则一直在对我国的翻译工作起着指导作用。然而，“信、达、雅”自提出之日起，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三者是相提并论，还是以“信”为主，亦或根据翻译内容定主次，对此很多翻译工作者都有不同的解释。本文阐述了在“信、达、雅”三原则中，“信”是前提概念，是忠实于原文所具有的一切语言信息。所谓的译文的“各有千秋”，应当指译文的风格，而不应指译文本身。     

浅谈翻译的准确性问题

自从1898年严复提出“信、达、雅”这“译事三难”以来,人们一直讨论着翻译标准(或称原则)的问题,虽然说法不一,但要求译文准确、忠实则是共同的意见,所以近来“准确、通顺”的提法得到较多人的赞同。“通顺”二字不会引起争论,但对什么是“准确”,又有不同的解释。根据个人从事翻译和教学实践的体会,我认为所谓准确,就是译文不应有理解、表达和知识性的错误。正确理解原文是准确翻译的基础。正确理解无非包括语法和语义两方面。语法方面不必赘述,我要谈的主要是理解词义的问题。词往往是多义的,译者必须在各种可能的     

谈文化翻译中的异化

“归化”和“异化”是文章翻译中的两种方法,各有其长处。“归化”往往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归化”的文章容易上口,有可读性,是符合本民族习惯的翻译。尽管如此,仍有必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了“异化”,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正变成“地球村”的时代。本文从文化翻译中异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论述了异化确为文章翻译的一个重要方法。     

汉诗英译中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

中国美学理论中对审美和再现的境界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的区分。翻译首先是个审美活动,也存在上述美学境界之分。在翻译中,译者是审美主体,面对的客体是文本。译者对文本的态度与再现方式造成了境界的区分。译者审美客体时,是“自失”还是客体冲击主体意识,译者审美再现时主体情感是隐现还是显现,决定译文的境界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过渡之境”可看作是“无我之境”的分支,译者再现时是以局部呈现,还是保留整体,指向模糊还是确定,决定是“无我”还是“过渡”。译文呈现的境界无优劣之分,皆是挖掘文本的“美的潜力”惟其美异也。     

论等效翻译的社会理论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的“言必称奈达”到90年代以来的“言必称奈达理论之缺陷”,奈达的等效论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大有全盘否定之趋势。文章分析了等效翻译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指出等效翻译理论并没有过时,相反,它对翻译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成为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的重要一维。     

翻译伦理与“他者”研究从勒维纳斯到德里达、斯皮瓦克

“他者”研究的深入给翻译伦理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促动与启迪,几个重要的理论家是勒维纳斯、德里达和斯皮瓦克.勒维纳斯认为“我”不应同化“他者”,必须尊重“他者”,必须无条件地为“他者”服务;德里达认为勒维纳斯过于理想主义,德氏既强调“他者”异于“我”,真正的翻译要保留和尊重“他者”文本中体现的差异,又指出“我”要避免因太好客而成为“他者”的人质;斯皮瓦克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他者”并非整体、同一的概念,“他者”各有特性,而且明确倡导“直译”的方法,为实践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     

略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我国的翻译理论,追溯起来,可算是源远流长的了。汉末以来的一千七百多年间,翻译理论的发展以其自身显现的历史阶段而言,当可分为三大时期:汉唐以来,主要在佛经翻译方面。译经大师各有主张,直译派、意译派、融和派也有不少论述。各种观点在当时已见大端,译论里也见有“信、达、雅”等字。但总的说来,是“开而弗达”,没有形成一种能笼罩当世的观点。近代和“五四”时期,与前一阶段相比,其显著不同之处,是出现了以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为标志的中心理论。于是,直译与意译的问题即可以信而不达和达而不信来说明(这里我想顺便提及的是,翻译界的论战也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