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自然权利观

我国传统思想中关于“生”的生态哲学实际上是自然权利观的体现,自然界的权利依靠人对孝、仁、爱和善恶等内在道德规范的超越和顺应自然来保障,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通过对中西、儒道自然权利观的比较,指出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自然权利观的积极意义和不足。     

刍议传统儒学中自然权利思想

"自然权利"概念是个后现代性的话语,但其思想却渊源久远.我国传统儒学中就具有丰富的自然权利保护的思想,其中"天人合一"思想、"仁""孝"伦理观,以及"圣王之制"分别从思想基础、伦理要求及社会实践三个层面对自然权利的保护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与现代西方激进的自然权利观不同之处在于,儒家的自然权利思想是以人为目的的自然权利观,是人际伦理向自然万物的外化.     

略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我国儒家学派以“仁”为其思想核心,在认识和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提出了“仁民爱物”的宝贵思想。追寻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生态伦理思想的源头,挖掘其精华内容,就应当从深入解读儒家历代文献资料开始。这不仅有利于全球生态伦理观的丰富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而且对于深入把握我国古代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社会经济意义,探寻我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出路也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自然法·自然权利·自然的权利

从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家所推崇的自然法,到近代霍布斯、洛克等人演绎的自然权利,再到当代环境伦理学家所推崇的自然的权利,人类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古代、近代,人们借"自然"之名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现代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赋予自然以权利,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人权的扩展.尽管各个时期没有哪一种有关权利的理论能够得到严密的科学论证,但这不但不影响它们的实际价值,而且还体现人类观念的革新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自然权利理论及其局限——兼论边沁功利主义权利观

发轫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权利学说在权利理论的发展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边沁对这种先验的、事实上不存在的权利观并不满意,他认为自然权利观存在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是一种先验的主观假定.人们对它的解释带有主观随意性,这可能带来社会不必要的混乱.自然权利观的语言表述也模糊不清,不符合近代社会对法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的要求.因此,边沁批判了自然权利学说,提出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权利观,进而导引出建立在功利原则基础上的法律权利观.     

试论孔孟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其有关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现代社会面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样一个严峻的、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资源和理论支持。挖掘和梳理儒家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利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培养人们生态忧患意识。孔子和孟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言论中包含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是以后诸子的生态观念的源泉之一,而且对于现代环保事业的发展也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儒家“仁爱”意识与“天人观”

在儒家仁爱精神和学说的讨论中,我们常常为一般所说的两个方面的"限制"感到困惑,一个是儒家的"仁爱"同"孝"和"礼"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爱有差等"的差异意识,它不像墨家的"兼爱"和基督教的"博爱"那么普遍和一视同仁.     

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

讨论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问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使命;二是与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兴盛时期的错位。正是这两点给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带来了难以化解的心灵困惑。     

自然权利的性质探析

就性质而言,自然权利首先是一项事实权利。它是人生而有之、在自然状态下本来就客观存在的权利。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权利,人们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自然权利便成为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这就逻辑地推导出:自然权利是国家、政府的起源和目的,是否保护了人之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衡量政府的好坏标准,此时,自然权利成为一个评价指标,成为一项道德权利。     

试述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是由春秋时代孔子创建的,经孟子、荀子一代代儒学大师们的发展完善而形成的以树仁、立德、隆礼、贵义为核心的历时态知识体系。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和历史的精髓,不仅影响着中华儿女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而且塑造着中华儿女的民族性格。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但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在历史的长河中依然熠熠生辉。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儒家传统人文化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剂良方,有助于我们在天地之间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之中促进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以及人精神世界的充实愉悦。     

儒家"天人合一"观与现代人天和谐观之比较

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中具有丰富的环境保护观念,体现了其积极的思想内涵.但是由于它产生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从而与现代的人天和谐观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以内省自思的思维方式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忽视了其冲突的一面,过于强调自然的伦理道德意义而忽视对自然规律和奥秘的探索.而现代的人天和谐观则从认识和实践的结合出发,立足于实践,既要求科学认识自然,又要求积极探索、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论儒家的伦理传播观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把传播限制在“礼”的框架下,形成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伦理传播观。这种传播观不是“求真”而是“明伦”,是传统中国难以通过传播形成良性的知识生产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伊斯兰的仁爱观——兼及与儒家伦理的比较

进入21世纪以来,留给世人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9·11"事件及其后续的影响,从惨痛中醒悟过来的人们开始寻找各种渠道,为人类多元文化谋求新的出路,探索一条和平共处的路子.结果,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了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对话"上.如果"对话"的形式能在不同文明之间搭起一道桥梁,打开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的话,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之间通过对话铺设的和平之路将是最通畅、最具魅力的道路.尽管二者有诸多的不同,但在伦理方面它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以"仁"为例,它是伊、儒两家共同推崇的道德原则,能成为二者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伊儒两大文明是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人类精神资源,两大文明之间展开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和对话将会加深彼此的了解,拉近相互的距离.这对稳定国家,和谐社会,促进各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     

论儒家核心价值观对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延续几千年的时间,历史悠久,至今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有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其中仁爱、诚信、中庸、天人合一等核心价值观,是儒家智慧的集中体现,经过几千年的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过程,证明了它们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今天,凝练儒家核心价值对于加强高校生思想道德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儒家孝道观的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孝道观不同的社会含义。经历了先秦、汉唐、宋明、民国的儒家孝道观,其内涵不断得到扬弃。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而重要。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自然权利与法定权利的争锋

1791年发表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性纲领。边沁认为,在如此重要的纲领中哪怕存在细微错误也会引发严重后果。本文着力分析边沁对此纲领的批评。全文共分四个主要部分:首先,分析人权宣言的内容,探讨宣言背后所蕴含的自然权利学派的政治理念。其次,分析边沁对人权宣言所蕴含的权利学派政治理念的具体批评,展现其功利学派的色彩。再次,分析权利学派与功利学派对人的权利的不同论证,聚焦两学派的主要争论点。最后,分析自由主义内部的这场争论在理论和现实上的影响。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     

儒家伦理价值观之表现与形成原由

儒家伦理价值观其表现蕴含于儒家伦理思想中 ,主要可从儒家重义、好仁、守礼、求中诸方面说明。儒家伦理价值观以伦理原则作为评价社会人事、万物的根本价值尺度 ,其形成原因可从儒家“天人合一”伦理哲学世界观中得以说明 ;其更深层根由 ,还须从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中寻找 ,从根本上说 ,儒家伦理价值观是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反映 ,是在其基础上产生并服务于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