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与过渡——20世纪80年代工笔人物画的审美意识嬗变

20世纪80年代的工笔人物画呈现出转换与过渡的双重性质。这种转换性体现在审美意识疏离了与政治的关系,创作上突破了单一的模式,作品的视点落驻在平凡和普通的事物之中,画家们以真实的情感和质朴的态度面对艺术创作。过渡性体现在审美意识出现多元化的倾向,工笔人物画家开始追求绘画的本体性,与此同时强化了画家本人的自我表现意识。     

民间——士人——官方——华夏审美意识的功能结构论纲

从功能结构的角度,华夏民族的审美意识可以区分为民间、士人和官方三个层次,民间审美意识的功能体现为对生活中的愿望的刻画和对这种愿望的想象式的满足,其审美对象来自对自身生活的内容和生活中的情趣的喜爱、同情与共鸣。士人的审美意识在功能上体现出借审美对生活的超越性,“雅”是其形式上的主要追求;官方审美意识是一个政权之权力与威信的展示,在功能上体现出严峻的道德意识、法则性和崇高感。而这三个层次又是一个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的结构整体。正是这种结构整体性决定了华夏民族审美活动功能上的多样性和形式上的丰富性。     

"第三时"的小说世界--米兰·昆德拉小说史论阐析

捷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既是一位存在意识较为强烈的小说家,也是一位有着明晰小说史观的小说批评家.本文分析了昆德拉在其小说与文论中表达的小说史理论,主要观点如下一、昆德拉认为,近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史经历了类似干足球赛的上下半时,上半时的小说以想象力的创造为特征,下半时的小说以真实性的追求为特征;二、以卡夫卡、穆齐尔、布罗赫、贡布罗维茨等20世纪小说家开创的"第三时"小说美学,既对下半时的小说美学产生了反拨,又是对上半时小说美学传统的呼唤、回归和超越;三、昆德拉严格界定了真正的现代主义与形形式式"伪现代主义"的区别,强调前者追求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翻新,而且对既成思想有一种批判性的变革欲望;"反现代的现代主义"由此成为昆德拉小说创作的自觉追求.作者指出昆德拉的小说史论,除了体现出他作为小说家特有的实践意识外,还与他对小说现状与命运的忧思密切相关.     

内外时空契合的艺术美

时空,永恒的无限的时间与空间,是一切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是瞬息与长久、局部与全体的和谐统一。它本身就存在并表现着自然的结构美。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作品,灌注了创作者的审美意识,营造着体现自然美、社会美的种种艺术结构。艺术结构表现在时间和空问的维度上,也表现在描写对象的物理时空和人物主体的心理时空的完美组合上。如果说,绘画是二维空间的艺术,雕塑是三维空间的艺术,那么,文学作品——“言志”与“缘情”的诗词则应该是     

论林徽因小说"现代性"审美特征

作为文学家的林徽因,其小说的"现代性"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以人文主义为出发点写人性,体现作家对"人"的人道主义的关注,对人生形态的情感体验.她以节制、适度的方式表现忧郁、感伤的情感;二是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用讲故事、串镜头,绘画面来创造意境的美;三是运用象征、暗示、意识流手法写人物的潜意识、性心理四是在故事编织的"技巧"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崇高之美:铸造中国文学新质的起点——以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为中心的观察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应救困图存的时代需要和文学自身变革的要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殊途同归,标举"崇高"这一审美理想,以此推动传统审美意识由偏重"优美"向推重"崇高"的转变。三人以对中国固有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批判和反思为起点,以对西方文学所体现的崇高美的认同为归趋。他们对"崇高"的关注点和现实关怀有异:梁启超关注的是文学风格,心系"新民";王国维关注的是审美,心系国民美育;鲁迅关注的是主体品格,心系"立人"。民族主义是三人共同的思想基础,但他们尚存在其他思想意识的差异。三人为铸造中国文学新质所进行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也存在一定的认识偏颇。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嬉皮士文化中的融合

嬉皮士文化是在美国20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种反主流文化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它以无政府主义、自我享乐、主观主义、自我表现等形式来体现其个体主义精神实质,另一方面又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力求形成整体意识,采取集体主义方式来对抗传统社会.因此,嬉皮士文化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复合体,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     

"美丽总是愁人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气质

忧郁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情感承载方式和生命体验方式.忧郁意识在文学中以审美体验形式出现时,便成为"美丽"的"总是愁人"的艺术化生命感觉.由于中西文明的形成机制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文学更倾向于悲剧性和悲剧意识,中国文学则主要体现出忧郁性与忧郁精神.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继承传统文学忧郁因质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性焦虑"并形成了特定的忧郁气质和基调,在创作表现上呈示出"契珂夫式忧思"、"川端康成式忧悒"和"维特式忧怨"等三种形态.不过,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全然没有悲剧性质素,因为忧郁意识的极致便趋向忧患精神并逼近悲剧意识,像鲁迅、北岛等作家的创作都体现出明确的忧患意识和或隐或现的悲剧精神.     

试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的主题多重性决定了其张扬的意识的多重性。在它曾宣扬过的众多意识中 ,现代意识、忧患意识和忏悔意识是其核心意识。社会的变革导致文学的主题、内容、形式大变革 ,载体与对象的变化也导致意识如走马灯般转换 ,但现代文学的性质未变 ,故此三种意识一以贯之地体现在现代任何作家的思想及其作品中 ,表现出长期性与稳定性     

刘伯明与中国现代美学建构

20世纪20年代初,东南大学掌门人、哲学家刘伯明论述文学的美学要素、西方美学主潮和美育学说体系,起点高卓,视野宽广,立论精准,彰显了现代美学的学科意识,体现了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的现代文化意识和美学思辨精神.过去,由于理论框架、观念、眼光的限制,学界未能发现和理解刘伯明的美学贡献.本文旨在揭示刘伯明在中国现代美学建构过程中的学术实绩.     

蛙图腾崇拜与壮族审美意识

蛙图腾崇拜在壮族传统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培育和形成了壮民族的审美观念;体现了壮民族以仗义助人、勤劳勇敢、聪明机智为美的人格审美取向。从审美心理的角度看,它以刚柔兼济的美感形态,形成了壮民族外向、热烈而又和谐、深沉的审美心理结构。     

中国古代诗词与现代标志中的古典美学法则之比较

中国古典美学作为中国古典哲学在审美方面的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运用非常广泛,其特有的审美心理对它们各自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探讨中国古诗词与现代标志中的古典美学法则,不仅有利于吸取古诗词的审美经验,将文学抽象美转化为艺术形象美;而且有助于发掘现代艺术形态的丰富性内涵,提升现代艺术的文化品位.     

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中期为艺术论美学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作出了新的解答。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为认识论美学阶段,其代表人物蔡仪建立了崭新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从客观论的角度研究了美的本质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回答了美感问题,从反映论的角度探讨了艺术问题。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为实践论美学阶段,其代表人物是李泽厚、蒋孔阳,他们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共同的理论资源,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哲学基础,提出了美的本质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美感是历史积淀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并对艺术中的形象思维和典型创造进行了深入研究。     

现代中国文学的一面镜子——谈梁实秋灵性笔调下的散文魅力

梁实秋灵性笔调下的散文魅力体现在三个方面：＂生活之美＂、＂人性之美＂和＂气度之美＂。梁实秋的散文创作是构成梁实秋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开启了中国20世纪现代散文独特思维与内在情感的审美书写,其丰腴而优雅的文调始终灌注着一种健康人生的旷达馨宁和睿智俊逸的生命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探究梁实秋散文蕴含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的魅力,对于当下建构21世纪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指引意义。     

论《财主底儿女们》的现代主义特质

在20世纪40年代,左翼主潮内部出现了一部"异质"文本《财主底儿女们》.作者路翎以探究人物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作为自己的艺术目的,自觉建立文学语言与人的内在世界的直观联系,使之成为具有强烈现代主义气质的文本.基于蒋氏三兄弟而构建的一个庞大的现代人格心理系统及旧式大家庭"废墟"上的人生体验,形成一种偏离了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新的艺术视景,切实地表达出近现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世界共时性处境中的现代主义体验.     

20世纪建立新的诗美本体的曲折进程

运用新的语言形式的现代新诗,自有其建立新的诗美本体的要求。20世纪80多年的新诗史,一言以蔽之,即在于更充分地寻找、展示诗的新的形与质,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新诗史的三个阶段,表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进程;而后半世纪的一些基本追求则像是对前半世纪的重复,这种重复表明新诗有其本体性要求。21世纪新诗发展的使命仍在于完成这一要求。     

近三十年来中国审美主义思潮的三种形态

审美主义特指中国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潮,主要包括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体验和生活审美化等三种理论形态,其共同特点是对审美的纯净化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古典主义的延宕和滞留。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强调文学研究的美学视点,由于美学在这种理论中主要关涉审美心理特别是情感体验,因而自发地包含着一种明显的向内反转的趋向性;审美体验理论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内趋性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形态将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等其他意识形态分离开来,强调审美绝缘于外部世界的空灵性和偏重于内心体验的情感性,具有强烈的唯美倾向;文化研究的生活转向以对文学的纯美解读为前提,而其面向生活的审美化理论又带有唯美主义的历史烙印,因而可以视为审美主义思潮的一种特殊形态。     

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九叶派诗歌的时代性及其对现代派诗歌民族化的突出贡献

文学艺术的民族化,不仅要在形式上体现本民族的审美欣赏习惯,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情感、精神文化上体现本民族的心理,反映时代社会的主旋律,这是对文学艺术的最终要求,也是现代派诗歌民族化的最终目的。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正是秉着这样的目的,他们继承了李金发、戴望舒开创的现代派诗歌的传统,把西方现代派诗歌这种外来诗歌艺术形式,与我国传统诗歌及现代新诗的美学原则结合起来,尤其是与40年代特定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国现代派诗歌推向了成熟的高峰,最终完成了现代派诗歌的民族化进程。     

现代性的困境与生态审美意识的生成

生态审美意识是生态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审美是与中国现代性启蒙一起生成并发展的,体现了生态危机的现实困境下生态主义意识崛起的必然。在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的主体性觉醒中,现代生态审美意识确立生成的根基,现代文明的幻象所暴露的问题使人们转向自然,开始寻求精神的还乡之旅,而现代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中心主义遭到解构,生态主义观念应运而生,生态审美意识逐渐成为文化的自觉。     

意识流与"意识流向"

<墙上的斑点>应如何解读?对主人公意识活动的描写是无"迹"可寻还是有"迹"可寻?它不是小说还是对传统小说的颠覆与解构?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探讨,认为意识流小说描写的人物意识活动是具有一定的指向性的;<墙上的斑点>的意识流向是有"迹"可寻的,从主人公整个思绪脉络到其间产生的无数稍纵即逝的思维碎片都有着特定的意识指向;它有其特定的形式和结构,伍尔夫因应表现人物内心错综复杂的意识活动的需要而重建现代小说的形式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