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权责任法》的解释

《侵权责任法》已经颁布实施,虽然该法的内容、体系较为完善,但在具体操作时针对纷繁复杂的侵权案件仍然会时常遇到如何准确适用的现实问题,为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该法的解释应该置于重要的位置,需要借助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反面解释、限缩和扩张解释、历史解释等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来对该法作出解释,以实现该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     

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的反思

我们需对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展开必要的批判性反思.就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是制定法解释的方法,毋宁说它们是制定法续造的方法或法律类推的方法.就其操作功能而言,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尚需依赖其他实质性或权威性论据的支持,因而并不能称其为相对独立的"解释"方法.必须谨防法律适用者打着"解释"的旗号,错误扩张或限缩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扭曲、破坏法律."公鸡啄眼案"和"非法占用农地案"就反映了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之误用.     

抽象概念在指导性案例中的具体化方式--以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11号为例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将法律规范中的抽象概念进行具体化阐释,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指导性案例能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提示和启发。在指导性案例11号中,司法者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了扩张解释,对“公共财产”进行了创新性的界定,其中都体现了经验、智慧和实践理性。但是,这种阐释也有一定的隐忧,包括扩张解释边界、法官能动性的发挥都不确定,法律解释方法的实用主义色彩以及忽视量刑环节等。指导性案例中对抽象概念的阐释实质上是司法实践现状与发展方向的缩影。     

可能还是谎言:刑法中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之界分

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分是刑法上一个长久的难题。这可能导致对类推禁止的怀疑。晚近以来,我国刑法学界逐渐出现了这种声音。如果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分不具有可能性,那么可能得出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实质上是同一事物,会否定类推解释禁止,而这会严重削弱罪刑法定原则的根基,造成刑罚力的过分干涉,压缩国民的自由空间。因而本文出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目的,尝试论证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界分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的界分标准。     

明确性与妥当性之间——论刑法解释界限的设定标准

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的界限介于被允许的扩张解释和被禁止的类推解释之间,换而言之,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标准就是刑法解释界限的设定标准.从问题类型划分的角度来说,这个设定标准属于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对此应该通过协调刑法的安定性与刑法处罚的必要性这两个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来解决,换而言之,就是要在刑法解释的明确性与妥当性之间实现均衡.     

"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及其批判

历史解释模式与社会历史理论、史学范式、史学理论等概念意义相近又不完全相同;既紧密联系又有细微差别.所谓"历史解释模式"是指最一般的对历史的理解范式和解释框架,主要包括历史观和方法论.从哲学视角看,历史解释模式总体上可分为"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所谓宏观历史解释模式是指从社会历史宏观领域着眼,注重历史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从人类活动的宏观领域去把握和解释历史,一般围绕历史的性质、有无规律、决定因素-动力系统、进步路线图等领域展开.     

刑法的立法解释论

刑法的立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一个分支,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标签,是指最高立法机关对法律条文和法律事实所作的有权解释。在运作过程中,需要对其从三个方面加以梳理和细化:一是巩固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法理基础;二是弘扬刑法的立法解释的合目的性原则;三是界定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扩张解释方法。由此,以期达刑法恰如其分的适用之目的。     

古典精神分析的"症候"与"解释"概念

本文基于解释学的视角将"症候"和"解释"视为古典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并主要从形式的方面对这两个内在关联着的概念做出分析,借以凸显古典精神分析的解释学维度.本文认为,症候是从力的相互争斗中产生出来,作为伪装与扭曲的表现而存在,而解释正是对症候的分析,即对构成症候的力与力量关系以及力的伪装和扭曲形式的分析.解释反向地重建症候被构成的过程.由于关乎症候的最重要问题集中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即症候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意义何以具有症候的形式,相应地,解释既作为深层解释,又作为对症候的形式分析而存在,即解释不断深入地挖掘症候的意义,同时致力于说明意义为何能以症候的形式表现自身.     

扩张与强化:环境侵权责任的综合适用

立法和司法解释通过强化环境侵权责任以救济受害人、制裁和遏制环境侵权行为的效果比较明显。以自然人侵权为模型构建的侵权责任制度不能完全适合对法人侵权行为的规范。在研究如何强化环境侵权责任时,不能仅仅从侵权构成要件上作抽象思考,须一并考虑到更为复杂的法律解释与适用。在现有的制度构架下,通过法律解释特别是对连带责任、雇员责任、企业控股股东的"直索责任"等的扩张解释,以及严格适用与综合适用各种侵权责任方式,正确处理环境侵权责任与相关行政法律责任及刑事法律责任之间的关系,能够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的强化,达到救济受害人、制裁和遏制环境侵权行为的法律效果,实现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的社会效果。     

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解释问题"能被"解决问题"替代吗--与孙早、鲁政委商榷

无疑 ,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企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 ,它还将意味着“全面小康”有了“全民”的社会基础。问题是 :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全民”的意愿 ,而取决于法律制度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本文认为 ,在我国 ,私有产权长期受歧视 ,这绝不仅仅是“具体”制度或“操作”层面的问题 ,因此 ,“解决问题”替代“解释问题”的观点值得商榷     

论刑法对医疗技术革命挑战的司法应对

医疗技术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的同时,也给刑法带来了挑战：通过对伦理的冲击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挑战。应探索在伦理背景下的刑事司法中罪刑法定的形式和实质侧面,寻求其实质正当性与实现平衡的手段。只有找到扩张解释的弹性与限度,并创造性地采用理论创新的方法,才能取得实质意义上的平衡。     

论"理解"在诠释学中的地位嬗变

诠释学的历史就是不断由绝对走向相对、由封闭独断走向开放辩证,由"解释"发展为"理解"进而达到"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地位也逐渐突出."理解"由补充到平等,逐渐超越"解释"最终获得了本体地位,也使诠释学由认识论上升到本体论.诠释学的真正独立就是以"理解"地位的真正确立为标志的.     

历史解释原则:马克思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强调"实践"在变革传统哲学观作用和意义的同时,意味着马克思依然存在一种"形而上学"即"历史解释原则".但是,这种"解释原则"却被学者们所遮蔽了.因此,必须厘清这个"解释原则",从而更好地把握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解释的限度:九十年代以来"美的规律"论争的解释学视域

九十年代国内关于“美的规律”的解释主要有四种观点 :消解说、客观说、两种尺度说和限定说。这四种观点基本遵循三种解释模式 :客观 (作者 )解释、主观 (读者 )解释和语境 (本文 )解释。各种观点之间的论争源于各自所遵循的解释模式的不同 ,而现代解释学几种解释模式之间的差异为我们观照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论唐宋间"四书"升格为儒经的原因

唐宋之间,"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法定的儒家经典.本文认为四书升格是唐宋经济发展、思想流变的必然;四书以其自身的特点而具备了升格的可能.另外,唐宋诸大儒对四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超越了唐代释老的心性本体论,将"佛性"或"道性"还原为人性,并将性与天道相沟通,将天道与伦理相沟通,把学术的核心话题从"佛性"、"道性"转换为"天理",最终他们实现了整个学术的转换.这种学术转换是在对"四书"精心解释下完成的,新的学术理论的确立,使得它所依傍的文本也广泛地被接受,"四书"升格为儒经得以实现.     

明代"以法治腐"的文化解释

传统上,法律被认为是惩治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故而,腐败难以遏制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为法律设计得不够严密,或过于宽纵。这种解释无疑是符合逻辑的,但忽视了法律运行背后的文化因素。取明代社会为背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重构以法治腐背后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可对吏治腐败有进一步的认识。     

超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

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因此从功能的角度,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来区别前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时,就必然陷入悖论.如果不能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的理论本性,就无法超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更为深层的解释学悖论.只有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理解为哲学主题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根本转换,才能超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缠绕.     

从"人大释法"看我国宪法解释的制度化

宪法被奉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和“人民权利的保障书”,但在中国,这主要体现为一种原则规定而非可以运用的法律武器,以至有人质疑:宪法是不是法。中西方宪法及宪政生成、演进历史已经表明:宪法的权威来自宪法的实效,宪政的实现离不开宪法实施的制度建设。所以,构建一个宪法实在化的现实进路便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香港法院的宪法司法解释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和互动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机制。     

《论语·里仁篇》"怀刑"别解

《论语>一书历来众说不一。对《论语·里仁篇》"君子怀刑"一句中"怀刑"二字的训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怀"应释为"关心、考虑","刑"字当假借为"型",应视为"榜样、风范"。     

重释《传》、《笺》关于"昏时"、"昏期"问题的差异

毛亨、郑玄对<诗经>解释的差异可以从他们对"昏时"、"昏期"问题的不同理解上体现出来,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二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所阐释文本系统的开放性,也正是这种开放性,才使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