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驱动产业链现代化的机制、目标与路径

在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过渡的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数字经济可以通过要素扩展、载体变革与动力创新推进产业链现代化,以产业链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于数字经济驱动产业链现代化的现状分析,面对我国低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偏高、中等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较低的结构性问题,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高技术产品与中等技术产品出口占比、降低低技术产品与资源型产品出口占比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结合国家战略导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应把握数字经济机遇,以提高产业链运转效率、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推动产业链区域布局优化为目标,构建高效安全、韧性更强、分工合理的现代化产业链,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提供关键动能。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增强制造业韧性是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基于2006—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系统研究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提升存在积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创新要素集聚在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962%;数字化转型、三类不同的产业集聚与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协同效应均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存在明显的积极影响;随着与自贸试验区距离的增加,自贸试验区对周边城市制造业企业韧性的车头效应会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增再减,最终趋于0”的波浪式收敛变化趋势;对于初创期制造业企业,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其韧性水平有明显提升作用。     

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1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以及空间溢出的特点;异质性检验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建设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非线性特征以及本地邻近效应,佐证了宽带网络以及大数据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显著驱动作用。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引导职能,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提升文化产业链韧性的理论探究与实践路径

文化产业链作为产业链范畴下的一个具体类别,正逐步成为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作为学术热点,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作出有益探讨,但鲜有文献对文化产业链韧性进行深入探讨,而文化产业链韧性已是当今经济形势下亟需研究的问题。通过阐述文化产业链韧性的理论内涵,从概念提出与论述、表现维度的视角提出一个理解文化产业链韧性的理论框架。依据该框架,并结合当前百年变局、短链化、多元化背景,梳理我国文化产业链韧性面临的现实困境,如创新动力不足、多业态融合发展不协调、文化制造业效益下降、文化要素市场化水平低等问题,探究我国文化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实践路径,为促进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与全产业链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要素城乡结构与地区经济韧性

本文基于2006—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数据，从人口、资本视角出发探究要素城乡结构与地区经济韧性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口和金融城乡结构均与地区经济韧性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表明持续推动人口或金融资源的城镇集聚，并不能持续增强经济韧性。而两者的协同度对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跟随城镇化步伐合理发展城乡金融，能有效克服经济脆弱性。异质性研究发现：最优人口城乡结构呈现“东>中>西”的现象，金融城乡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协调度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协同度是通过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强经济韧性的。据此建议，合理规划城乡发展需要均衡要素间的城乡结构，以保证经济系统健康平稳。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影响机理与实证考察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为探寻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经济韧性的内在作用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分别测度了两者的发展水平，并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从时间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呈现出2011—2015年时间阶段要大于2015—2021年时间阶段的结果。从区域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的强弱依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为进一步释放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应依据乡村社会治理与产业发展的基本需求，因地制宜制定绿色可持续发展策略。     

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在测度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增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空间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涉及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是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经济韧性提升的重要渠道;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和低城镇化率省份农业经济韧性的数字经济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对我国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机理分析——基于系统GMM模型与动态门槛模型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7个市域农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反事实方法科学测度了其经济韧性水平,并借助系统GMM模型、中介模型和动态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增强了市域农业经济韧性,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能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资本深化是数字经济提升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而对东北部地区的提升效应则不显著。动态门槛检验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过特定门槛值（0147）时,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数字经济、结构红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探究结构红利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会通过释放产业结构红利和人力资本结构红利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显著影响;在城市特质差异上,数字经济发展在非资源型城市、人口规模较小城市、一二三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表现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推动数字经济繁荣,释放经济结构红利,进而促进社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考察对象,运用微观贸易数据,并结合其他城市层面数据构成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这一结论;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研发创新水平来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第三,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过程中起到抑制作用。由此,文章建议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领域的领先优势;制造业企业应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生产方式;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功能。     

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明确中国供应链安全面临的挑战与优势,提升中国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中国供应链安全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供应链“断链”与产业跨境转移等风险,同时也具备产业体系优势、市场规模优势、举国体制优势和数字基建优势。为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数智供应链建设,优化制造业产业链高中低端产业布局,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稳定作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有限创新要素视角

采用201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数字化测度体系,实证检验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空间效应和市场机制。结果证实：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二级指标存在直接提升作用;提升一级指标的地区异质性较弱,提升二级指标中经济效益和绿色发展的地区异质性明显;产业数字化对邻近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虹吸效应;技术市场规模正向调节产业数字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而国际市场规模则负向调节该提升作用。基于上述结论,应弱化要素集聚层面的政绩考核指标和技术应用服务的属地属人性质;强化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创新应用和创新集成;优化创新要素集聚后的长期性、稳定性政策扶持和技术孵化;建立健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研究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就业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2006—2019年中国265个城市数据和企业信息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可以有效促进就业,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创业活跃度促进就业,但提高生产效率也会抑制就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采矿业等从事简单重复和危险工种的劳动力,往往会受到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因此,建议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加快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拓展产业链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创业活跃度,通过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耐心资本、数字经济与创新效率——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创新活动与融资活动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资本的特征与属性成为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重要因素。理论层面,将具有长期导向和治理作用的股权与债权置于“耐心资本”框架下,分析其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提出“耐心”是长期的合作关系与监督治理作用,而“效率”是对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两者能够兼容,即长期导向能够促进效率提升。实证层面,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耐心资本有效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中关系型债权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并且相较于建构创新,耐心资本更能促进高价值、高风险的模块创新。其次,耐心资本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缓解委托代理冲突,进而促进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再次,数字经济在耐心资本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其中城市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强了关系型债权的促进作用,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更能增强战略型股权的促进作用。最后,耐心资本更能促进市场势力较弱、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如下:积极培育耐心资本,充分发挥耐心资本在降低信息摩擦、优化公司治理方面的优势;全面发展数字经济,为耐心资本参与制造业企业创新治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有效的工具;引导不同类型的耐心资本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市场结构的制造业企业有效匹配。     

FDI、要素收入分配和制造业增长

在考察外资进入规模、行业构成的基础上,分析外资对中国要素分配格局和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从三次产业层面来看,外资主要提高了第二产业的相对需求;在第二产业内部,外资主要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这两方面的变化均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值相对上升,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外,制造业扩张和FDI增加具有双向因果关系：FDI对制造业产值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制造业产值对FDI也有促进作用,但是作用幅度较小。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283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2 145个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总体上,城市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分析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非国有性质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企业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资源禀赋与我国旅游业经济绩效影响研究

结合我国旅游业发展现状,本文通过对不同要素禀赋的比较,重点关注了资源禀赋对旅游业经济绩效水平影响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主要结论表明,在我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中,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在逐渐降低;虽然其仍表现出对以规模所体现的经济绩效水平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利润率所体现的经济绩效水平提升作用则不是很突出。比较还发现,不同要素禀赋对旅游产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已经呈现出从初级要素到高级要素,重要性依次上升的特点。     

外部冲击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组态分析

城市经济韧性的重塑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基于组态视角，选取2020-2021年我国36个省会和计划单列城市的数据，运用QCA方法分别探讨了抵御期和恢复期高(低)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组态，并明晰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抵御期和恢复期中均未发现有单个前因构成高(低)城市经济韧性的必要条件。(2)抵御期和恢复期高城市经济韧性的组态构型分别为6类及3类，各组态经济韧性要素之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其中政府干预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被结构性因素间的综合作用显著弱化，各城市需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选择适合自身的经济韧性跃升路径。(3)高(低)外贸依存和高(低)数字经济发展对恢复期高(低)城市经济韧性的产生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数字贸易可能成为新时代经济增长和韧性提升的关键引擎。     

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