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中国是涵盖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发展战略。实施国家数字中国战略,有助于通过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来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切实赋能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并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作用机理上,数字中国建设能够强化创新驱动、协调区域发展、保障绿色发展、促进开放发展、推动共享发展。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建设数据要素市场、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以及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多重技术动力机制分析——以北京公交集团为例

我国公共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与否直接关涉到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并影响我国民众幸福感。推动公共服务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因素以及作用机制是技术动力理论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采用个案分析法,以北京公交集团为例,分析了在不同的技术发展与应用阶段,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素：“去IOE”的宏观与微观动力激发了技术的成熟,组织业务、价值合法性助推了技术的应用,绩效合法性确保了技术应用的成功。同时,数字化转型也带来了技术胜任力与技术适应性等新问题,需要完善“科技向善”顶层设计,加强企业员工数字与职业技能再培训,推进公共服务线上线下协同与适老化建设。     

京津冀城市圈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测度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是突破京津冀发展瓶颈,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本文以京津冀城市圈13个城市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14-2017年京津冀城市圈各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对其呈现出的区域格局及区域差异进行探讨,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圈不同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异显著,呈现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逐渐衰减的空间格局;2014-2017年京津冀城市圈不同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由不均衡格局逐渐向均衡格局演进。本文研究结果为推进京津冀城市圈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提供建议参考。     

从标准化到精准化:大数据时代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转向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根据决策者的偏好而非民众的需求作出,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导致“供给过剩”和“供给真空”现象并存.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构建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大数据具有的全样本化、精准化、个性化等特点与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具有耦合性,有助于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与无缝对接.将大数据技术嵌入公共服务供给的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等环节,构建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机制,有利于拓展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领域的理论研究,且为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化转型下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思路与进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数字化转型是破解"城乡分治"、消弭城乡鸿沟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受城乡二元结构、压力型体制、府际竞争和部门主义等因素影响,面临部门联结、供给内容、政策体系三大碎片化难题。整体性治理理论可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的独特优势能够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重构。基于此,提出数字化转型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的未来图景,建议从组织整合、服务共创、机制协同三重路径出发,以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跨部门联结,加快形成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共同体,助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一致性运作。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布局难点与战略突破

对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推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是应对西方数字霸权、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诉求、构建国内国际市场循环畅通新发展格局等的现实方案。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带一路”沿线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数字经济基础薄弱、“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有待对标好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任务、“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布局优化面临的主要风险制约新发展格局构建等难点。基于此，拟提出如下破解方案：一是筑牢“一带一路”支撑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数字经济基础；二是构建凸显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导向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新格局；三是推动形成有利于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布局优化的风险应对共同体。     

福建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分析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财政用于推进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支出稳步增加,农村公共服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目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仍然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矛盾突出等问题,制约了福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因此,要进一步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构建财权与事责相匹配的农村公共财政,并加强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和约束.     

互塑协同：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供给

集体产权改革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互塑协同既是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客观要求,又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共同富裕目标视域下,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间的耦合和协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集体产权改革资本化、股份化的推进,重塑了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政经分离的滞后、股权设置的弊端以及外来主体的挤压等困境,阻碍“互塑”机制发挥协同作用。研究表明：集体产权改革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为此,应构建以主体责任协同、发展要素协同、价值协同为内涵的互塑协同机制,即以监督性责任共担实现高效能治理,以内部资源整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多元主体协作创造高品质生活。     

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研究——基于公共需求的分析视角

西藏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政府短缺低效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影响西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突出矛盾。为了切实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就必须大力提升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文章从西藏各族群众对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视角出发,初步构建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为指导分析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及现实困境,最后提出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     

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困囿与治理路径

在新发展格局下切实做好全民健身工作,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与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新发展阶段中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予以系统梳理与问题剖析。研究认为：新时代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与“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并且在公共设施服务、智慧指导、组织建设、赛事举办以及运动处方等建设领域尚存困囿。据此,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五大视角,提出坚持贯彻“人民至上”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思想,以保障多层次公民基本体育权利和满足多元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需求为目标,全力打造政府管治、市场厘治、社会协治、社区矫治以及居民自治的新供需服务格局,从而有力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合作生产赋能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机制探讨——基于四川省D镇巷道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

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基础。实践中农村环境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着“国家悖论”下可及性短缺、内生性微弱、持续性不足等多重有效性困境，亟需“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机制创新以应对。通过对D镇实践的个案分析，发现作为赋能型供给工具的合作生产成功实现了对巷道环境的“良善治理”。其机制展现为：利用合作决议构建基于共识的供给价值场域，在推动纵向与横向价值关系整合与责任关联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参与供给的内生性动力；通过合作交付对服务资源开展结构化、捆绑利用和信息共享，实现资源有序编排格局，从而提升服务供给的可及性；通过合作管理创设“治理剧场”，将合作供给行为延伸至日常生活，实现服务供给成果的可持续性治理。研究启发实践应强化组织引导和行为助推，加强资源赋能与协作交付，推动制度嵌入与惯习塑造，从而实现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价值、问题与路径

农村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完善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需求识别不够精准、规划设计不够科学和多元主体协同供给不足等问题,应进一步完善需求识别机制、优化规划设计方案和健全协同供给机制,以进一步推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双循环”下我国数字文化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普及形成的数字文化消费在文化消费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文化产业升级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采用2015—202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文化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收入水平、供给水平、互联网发展和创新水平对数字文化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财政支出与数字文化消费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各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差异性;消费者主观性价感知正向影响数字文化消费。根据研究结论,对实现数字文化消费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视域、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途径。作为一个发展视域性命题,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超越微观服务质量管理逻辑。数字技术突破时空、资源限制,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让农业农村农民提升人力资本、享有数字红利与共享公共服务资源,促进微观农民个体的全面发展、中观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宏观城乡融合发展。公共服务数字化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重要机制,然而现实中存在数字人才、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资源配置等三大限度。超越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现实限度,要从农民数字素养培养、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城乡数字公共资源体制改革等方面着力,以更好发挥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作用。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是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通过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当前影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质量的现实原因进行详细阐释,并提出优化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网络的重塑路径。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公共服务基础条件、多元供给主体行为模式和多元合作供给关系三个维度来看,正是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服务支持能力与多元合作供给资源困囿,主体的转译行为与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目标失谐,主体间竞争不完全、效能不确定与多元合作供给功能挑战等多重因素影响,掣肘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服务质量。因此,需从加固多元合作供给网络的结点网络、激活活动网络、疏通关系网络三方面着手,重塑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网络。     

“互联网+”背景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

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互联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融合,其本质是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破与立,使公共服务由单一的、非智能的传统供给转向多元化、网络化、智能化供给。结合我国互联网发展对公共服务产生深远影响的背景,在分析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需问题,借助“互联网+”对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进行智慧化创新,以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淡漠与需求:农村公共服务表达问题研究

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战略是党在十八大以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举措,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表达的困境是制约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瓶颈。从湖北省12个城乡区域1126户的调查结果来看,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表达上存在供给不足及供给偏差的问题;在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上存在需求淡漠的问题。这种困境根源于政府的理性设计与村民的感性选择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涉及到政府、农民在农村公共服务表达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对此,可以从构建农民公共服务需求的利益表达机制、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规制表达机制以及第三方供给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方面促进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表达。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三农问题”日益凸现,这就要求政府更加关注农民利益,改善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早日实现。文章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为主线,对当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初步梳理,并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合理化供给的政策设计。     

两种理论视角下老年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转型——以上海为例

基于"六普"与"五普"资料的对比,分析了上海老年人口变动及对公共服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老年人口变动加大了公共财政和养老服务的供给压力,引发了公共产品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造成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准确性下降。结合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建议政府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中的社会化机制,着力构建以老年人口需求为导向的老年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步建立可持续的公共财政支出机制,试点探索实有老年人口属地化供给方式。     

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化图景

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化图景意味着用数字化擘画乡村教育不同以往的起点、抛砖引玉的关键点和厚积薄发的生长点。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化起点在于,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期待、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潜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化关键点可以归结为,建设与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数字设施、数字制度和数字生态。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化生长点指向于乡村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升、乡村校长的数字领导力提升和乡村干部的数字治理能力提升。这幅数字化图景不仅预示着乡村教育由贫乏到丰富的“量”变,也孕育着乡村教育从守旧到创新的“质”变,更彰显着乡村教育质量及其格局的高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