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以志怪 却以补史——论《搜神记》的史料价值

作为我国著名的笔记体志怪小说,《搜神记》保存了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不仅可以作为正史《后汉书》、《三国志》注的来源,而且弥补了正史《三国志》记载的不足,也是《晋书》、《宋书》等史书的直接史料来源。因此,《搜神记》是值得历史研究者重视并深入加以研究的古籍资料。     

论《搜神记》中的现实题材故事

《搜神记》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志怪小说,《晋书》收录了干宝本人为《搜神记》所作的序言,指出该部著作的写作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当后代读者参考这句话来阅读这部小说时,对于这部小说的阅读视野往往会出现偏差,因为除了描写神仙鬼怪的作品外,《搜神记》当中实际上还保存了很多现实题材故事,这些现实题材故事主要有传奇历史故事、传奇人物故事等。     

试谈《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里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这大概是《聊斋志异》的成因之一。《搜神集》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滥觞,而《聊斋志异》则是《搜神记》的继承和发展,它把志异小说推向了难以逾越的高峰,成为古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应该说,《聊斋志异》在作品的内容上是借鉴了《搜神记》,但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却大大地超过了《搜神记》,例如作者在篇末精心撰写的“异史氏曰”,就是一大特点。我们都知道,西汉的司马迁做过太史令,所以在《史记》的“论赞”中用了“太史公曰”,为后来的修史者所沿用,成为古代史书的体例。而《聊斋志异》所写的     

论《搜神记》到《搜神后记》神仙故事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部志怪小说《搜神记》与《搜神后记》受道教思想的濡染,都记述了许多关于神仙题材的故事,《搜神后记》在承袭《搜神记》神仙故事模式的基础上,除了少数相类的故事之外,还增加了对神仙异境的具体描绘,视角从虚幻崇高的神性上稍稍移开,更多观照人性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从而促进神仙故事向着世俗化、人...     

变形与解脱——《搜神记》母亲变异现象的审美透视

变形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塑造形象的常用手法。通过对原始形象的改变，达到掩盖真相、迷惑异性等目的，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变形手法的选用自然更是首当其冲。但是，《搜神记》中有一类女性形象颇不符合这一传统，她们是由人到异类的变换，...     

论干宝《搜神记》的社会新闻性质

在学术界 ,《搜神记》一直被视为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 ,实际上 ,这部书收录的乃是魏晋时期大量的社会新闻 ,而不是带有虚构性质的小说。干宝是本着“实录”的态度来辑录《搜神记》的 ,而且很讲究时效性、时新性和消遣性 ,这正是社会新闻的特点。只是由于受手抄书籍这种传播手段的限制 ,这些社会新闻虽然做到了采访上的“当时” ,但却无法在传播上做到即时     

论史传对《搜神记》的影响

作为成熟较早的叙事文体，史传对志怪小说《搜神记》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史传的实录精神对干宝辑录《搜神记》的态度影响较大。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干宝对材料的处理上，还在于他采用了史传常用的全知视角。其次，史官“究天人之际”的创作目标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干宝不仅仅对神异的事件进行记录，而是立足于现实，力图解释这些事件与历史兴废的关联，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次，史家“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念也对《搜神记》有着影响。最后，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干预、语言简洁等史传叙事笔法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     

《搜神记》中“复生”母题的文化内涵

摘要：汉魏六朝文学因其丰富的题材、多样化的文体特征,历来被学者视为后代文学发展的土壤。这一时期,无论诗歌、小说还 是散文,皆已初具模型。 《搜神记》,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因其记载了大量鬼神故事、逸闻传说,初具小说模型,也历来是研究神怪 小说参照的原型。以神话母题为研究基础,从“死而复生”的框架中挖掘《搜神记》 “复生”母题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从《搜神记》看魏晋时期的个体意识

《搜神记》作为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记载了魏晋及魏晋以前的怪异之事,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体现了魏晋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从《搜神记》文本出发考察其中所展现的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可以挖掘出儒学衰微,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真正原因。     

《搜神记》中婚恋故事的社会文化解读

《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其中婚恋故事格外引人关注。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心态,也有干宝主观创作意图的呈现。以《搜神记》中的婚恋故事为考察中心,对其中女性、男性形象作深入解读,对干宝的创作意旨深入发掘,可以从新的视角更接近真实地认知魏晋时代的人间百态、社会风尚与思想观念。     

人鬼，神鬼，儒鬼——从《搜神记》看三部志怪经典的差异性

干宝的《搜神记》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对于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后世的《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有关传承或发展的关系。然而基于三人不同的创作目标、体裁观点、审美想象而又使得三者存在着特殊的差异性，保有了各自鲜明的特征。本文正是以《搜神记》为代表通过对三者差异性的探讨来发掘它们各自不可替代的特征性。     

谈陶渊明创作《搜神后记》的三种可能性

本文提出陶渊明创作《搜神后记》的三种可能性 :( 1 )《搜神后记》 (《搜神录》)署名陶潜撰产生的年代几乎与萧统编撰的《陶渊明集》同时 ;( 2 )陶渊明有读到《搜神记》的机缘 ;( 3)陶渊明心好异书奇文是为了“自娱”和“导达意气”。     

博采异同遂混虚实——论干宝的小说理论与实践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学界咸以为魏晋南北朝小说一如写新闻,并非有意创作。然细阅干宝的生平资料,细阅其《晋纪》、《搜神记序》及《搜神记》却会发现:号曰良史的干宝实爱搜神志怪;在那时就发现小说“难免失实”,划清了与历史散文的界限;其《搜神记》题材采自典籍者多荒诞失实;题材采自现实者实非写实而多虚构。干宝的创作实践了他的小说理论,已开有意为小说之先河,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论《搜神后记》的志怪范型

《搜神后记》作为《搜神记》的续书共116则,除极少数取自《搜神记》、《孔氏志怪》、《灵鬼志》外,绝大部分素材取自当世之事。由于其创作乃为自娱,所以篇目中不少故事颇有情致,内容也比较驳杂,而最能代表其文学价值的主要是鬼神怪异故事、神仙长生故事和轮回报应故事这三种志怪范型。它们讲述人的智慧勇敢,描绘道教仙境的美妙,阐发佛教的善恶终有报,真实而曲折的再现了乱世中的社会风潮和人文面貌。     

民俗信仰与正气力量──谈志怪小说中人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纷纭变幻，志怪小说也异军突起。其中众多的神仙鬼怪故事，既承继前人的神话传说，又为后来志怪类小说奠定了故事原型。在众多志怪小说中，要以干宝《搜神记》为最优秀。下面就以《搜神记》①为例谈谈神仙鬼怪故事中的民俗信仰与正气力量。干宝是个史学家，所著《晋纪》直而能婉，咸称良史。一方面，他以史学家的观点看待现实中的一切，推崇儒家的礼教刑政，反对一些人的任性而为。《晋纪总论》言：“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     

中国文学史上的女鬼形象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群因婚姻爱情而死,死后变鬼继续追求斗争的青年妇女形象,可称之为女鬼形象。从魏晋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乃至明清小说,女鬼形象可谓层出不穷。举其较出格者有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搜神记·紫玉韩重》中的紫玉,唐传奇《霍小玉》中的霍小玉,宋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元杂剧《倩女离魂》中的倩女(其魂     

《搜神记》复合词研究——就语义看《搜神记》中联合式复合词的构成

从汉语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古时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后一个阶段指隋唐宋(包括五代)时期。干宝《搜神记》是中古前期的一部志怪小说,在我国颇有影响。作者著作的意旨,虽在“发明神道之不诬”,迷信色彩甚重,但书中却也保存了一些优秀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是六朝小说的代表作。特别是它的语言,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因而又是研究汉语发展史的重要材料。这里我们只对《搜神记》中联合式复合词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图窥见汉语词汇发展之一斑。本文所探讨的,限于双音节的复合词。据初步统计,《搜神记》中这类复合词的总数为     

我国古代小说的民族艺术特色

<正> 我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根基深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其叙事的特点和人物描写的笔法,于《左传》《史记》以及先秦诸子著作中已见端倪。魏晋以来的所谓“志人”和“志怪”的笔记小说,已经具备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雏形,如干宝《搜神记》中《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东     

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原因探析

唐初重修《晋书》时从《搜神记》中大量选取材料入史，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诟病。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主要基于三大原因：其一，《搜神记》本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二，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统治；其三，作为蓝本的《宋书》大量采录《搜神记》。唐修《晋书》从《搜神记》取材，貌似乖悖治史原则，其背后却有深层的历史合理性．实无取材“失当”之嫌。     

《聊斋志异》与六朝志怪小说

在中国小说史上,明末清初是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最后的高峰期。《聊斋志异》以其辉煌的思想艺术成就,使之大为增色。这部杰作问世,固然有其现实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同时,岁月悠久、异彩纷呈的小说史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其中,六朝志怪小说的作用是突出的。所以,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蒲松龄特别提到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对他的深刻影响。一从一定角度看,《聊斋志异》是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蒲松龄在书成之后回顾写作过程说:“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