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效性中提升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路径

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意识形态的战略选择和实际成效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现代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着眼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推动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转型,选择了一条在有效性中提升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建构路径。意识形态在有效作用于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     

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合法性构筑:公众社会心理预期及其获得

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心理科学关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公众对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预期,建立在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领袖人格、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制度规范等基础上,内在地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了解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对于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民众的合法性支持,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及合法性探析

20世纪 8 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它的合法性面临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进行研究。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人民性、主导性、合理性、发展性和先进性 ,同时以其合法性来源为依据简要指出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对策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 2 0世纪 70年代末 ,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 ,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前 ,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 ,创新执政合法性 ,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论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构及其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面临困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下,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不懈的探索。改革开放前,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 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 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建设

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都建基于一定的合法性信仰 ,意识形态活动是统治系统增进合法性信仰的重要手段。然而 ,现代社会面临着合法性的全面危机 ,意识形态甚至被判定为已经“终结”。本文认为 ,意识形态并未终结 ,克服合法性危机端赖于建构先进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 ,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简论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亥心,一贯重视政治合法性问题,并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权的赞同和认可,党和政府要巩固和维护政治合法性基础,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必须端正党风,隹护社会公正;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积极寻求意识形态认同。     

塑造柔性权威:提高政府合法性的根本出路

社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稳定和秩序,而稳定和秩序需要具有高度合法性的权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控制和法制建设方面的进步和成功,极大地巩固了现有权威的合法性和地位,但此三方面进步对于权威主体的合法性并不具有根本性作用。只有建立和巩固以道德认同和服从为基础的柔性权威,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现有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保证国家在稳定中发展。     

浅析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思想

加强执政合法性 ,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邓小平把加强执政合法性提到极其重要位置 ,通过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以维系执政合法性 ,通过经济文化发展增强执政绩效以实现执政合法性 ,通过党风建设凸现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以加强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 ,直接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 ,并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和理论资源     

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同意”之启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选择

葛兰西的"同意"思想体现的是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软实力,为新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民间社会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政治合法性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路径;说服、教育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方式。我们应该积极地借鉴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探索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建设路径:以"民本"思想促发展,遵循意识形态发展与利益调整相一致,力争赢得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同意";培养、造就高质量的知识分子队伍,努力承担社会责任;意识形态发展要遵循传承与创新的动态规律。     

当代意识形态理论视阈下的西藏意识形态安全：新挑战与新机遇

本文从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到西藏反分裂斗争与社会经济变迁的特殊历史情境,从短时段的、个体主义的理性行为逻辑到中长时段的、集体的族群现代化经历与多民族国家民族统一及合法性建构等多个角度,探讨了西藏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中的三大重要问题,指出意识形态在有效动员社会资源、反击敌对势力所谓＂普世权利战略＂和建构现代化进程中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若干新挑战与新机遇。     

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

"意识形态"是获得社会法权的"主义"话语,通俗地说,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官方话语或国家精神.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多的功能,但其基本的功能主要是提升社会主导价值、引领政治社会化过程和强化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了解意识形态的这些基本功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和发挥它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若干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关注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如新型国家、社会和个人良性关系的构建,政府公共性、政治合法性、公共治理、意识形态建设等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根本理论特征和品格.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合法性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根据是列宁提出的灌输理论。其现实根据则是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根源在于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充分表现在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设置上。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经济绩效合法性、治理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的有机统一。意识形态灌输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强制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灌输的具体方式方法是填鸭式的,而是灌输原则的强制性和灌输方式方法民主性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流变及其重塑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和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合法性诉求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以经济绩效合法性为中心的时期和以法理型合法性为主导的时期。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严峻挑战。因此,重塑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合法性已成为其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诺思（Ｎｏｒｔｈ）是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制度变迁理论主要体现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这本著作中。他在该书中强调：技术的革新或改进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如果人类没有持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构建把技术改进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这其中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由于意识形态提供一种价值和信念，它是个人与社会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工具，具有确认现行制度合法性或凝结某些社会团体的功能。…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意识形态辩护论”的逻辑与实质

"意识形态辩护论"是西方学者诠释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的一种理论话语,主张回到马克思,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批判价值。这种隐喻式"辩护"对重拾马克思主义信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西方意识形态辩护论的阶级实质,这种看似超脱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性的辩护面孔,实质上只是在为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求出路。对此,我们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旗帜鲜明地批判"意识形态辩护论",避免陷入西方国家谋求"政治同化"和"制度趋同"的话语陷阱,又要积极借鉴西方意识形态资源的运行策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双向影响与制约

<正> 在社会意识领域内,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意识形态反映一定的社会心理并且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双向影响和制约,是社会意识发展的内部动力,它与总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但我国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只是强调社会存在直接决定意识形态,没有从社会意识内部深入阐明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的规律。所以,论证社会心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关系,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