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建国后建立,但在"文革"中遭到破坏,又在"文革"后得到发展。回顾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发展的历程,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需要把既尊重国情又追求先进、修正选举制度的价值取向、从程序入手和确认程序价值几方面做好。     

从代表选举看人大公信力的提升

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的基础.人大代表选举的实践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公信力.普遍平等的选举、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无记名差额选举等选举方式为人民代表大会赢得了公信力.但是,直接选举层级低,间接选举层次多,选举的竞争性、选择性不强,代表与选民关系不够密切,个别代表素质较低等选举中存在的诸多瑕疵影响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公信力.必须把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当作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来推进,从而进一步提升人大的公信力.     

代表性与民主性：中国共产党对人大代表选举的认知与实践

发扬民主性,体现代表性,是中国共产党对人大代表选举的基本认知。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大代表选举的具体制度设计与运作逻辑,反映在人大代表名额分配、选区划分与候选人提名等各环节中。民主性与代表性的结合,既是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特色与优势,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如何在进一步彰显民主性的前提下,实现代表性与民主性二者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选举法修改的成果与缺憾——从王春立案件和梁广镇事件谈起

"王春立等诉民族饭店案"与"梁广镇身兼两地人大代表事件"是有关我国选举制度与选举法适用的比较典型的案件.两起案件明显反映出在救济公民政治权利、选举中的选民登记程序、对人大代表提名候选人的监督方面,原选举法的规定存在不足.本次选举法修改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在选举服务机构、禁止人大代表两地兼职、代表身份的真实公开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部分解决了两起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但在如何救济公民政治权利等方面未作改善,解决这些问题应成为未来选举法修改的方向.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路径选择

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权力的至上性和全权性,是人民行使政治权力的全权机关,在整个国家机构体制中居于最高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有了很大提高,但距离宪法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是改革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二是加强人大代表及常委会的监督职能,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能动性,三是实行代表专职化,提高我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准。     

“人大代表之家”和“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做好人大代表工作、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国家机关加强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求,是人民对自己选举和委派代表的基本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从“四分之一选举权”看我国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

我国选举制度中存在的"四分之一选举权"问题,是一种明显的不平等待遇,亟待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选举权平等""直接选举""科学划分选区"和"人大代表职业化"等.     

确立人大代表竞选制的探讨

在当前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 ,竞选作为一种基本的选举方式已经在基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中出现。竞选制度的逐步确立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多元化、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的参政意识提高都要求确立人大代表竞选制。当前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存在着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缺乏直接的沟通和了解、人大代表的议政能力不强、人大代表缺乏被监督等问题。竞选制能更好地保证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直接的沟通和了解 ,能够提高人大代表的议政能力 ,能够加强选民和选举单位对代表进行监督。确立人大代表竞选制是人大体制改革的需要和必由之路 ,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的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困境与对策

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利于保障城乡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促进政治民主的发展,但现有法律的规定、代表构成的协调、公民参政的能力等制约因素决定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不能一蹴而就.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修改现行法律、完善人大制度、推进基层民主、培育现代公民,是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必然选择.     

从“代表建议”看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改革——基于对安徽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的分析

选民与代表之间的权力委托与代理关系，是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与功能发挥的基本价值基础。基于对安徽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情况的归类分析可以看出，代表建议数量增多、分布多元化，说明了人大代表参政意识有所加强，也反映了人大民主制度确实有所进步。然而，总体上来说，我国人大代表建议的质量还不高，分布还不够合理，代表性、回应性尚不足，特别是与广大基层民众间的利益联结性有弱化倾向。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人大代表履职角色、功能定位的宣传和培训；另一方面，更需要通过对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变革与优化，提升人大代表来源的代表性和民主性，增强人大代表的代表意识，提高代表能力。     

从“建议辞职制度”看我国人大代表制度的完善

"建议辞职制度"是着眼于解决"官员代表"的身份难题而进行的一项制度探索,从宪政分析的角度看,其出台折射出我国现行人大代表制度中的某些缺陷:兼职代表制造成了代表的身份难题;现行代表资格终止制度存在不足;代表职务的履行缺乏物质保障。但作为一项制度外的补救措施,"建议辞职制度"自身却有诸多缺陷,比如它是对人大代表辞职权的扭曲,侵犯了公民或选举单位的选举权和监督权,与公权力运行规则相违背等。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代表的身份难题,必须建立专职代表制,完善代表资格终止制度,加强代表履行职务的物质保障,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大代表制度。     

论我国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制度的完善——兼议2011—2012年县乡人大代表选举

选举委员会是处理选举事务的法定监管机构,具有中立、民主、公正、独立的特性。运转良好的选举委员会制度对于保障公民选举权利、维护选举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选举法》2010年修改时就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回避、职责和工作要求作了规定,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存有空白和模糊地带,需要予以补充和完善。2011—2012年全国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是《选举法》修改后的第一次选举,通过个案观察和法条分析,选举委员会在产生过程中暴露出民主性不足的缺陷,《选举法》有关选举委员会回避的条款存在被架空的危险,选举信息公开不规范,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方式回旋空间较大,需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民主化构造,做实回避条款,明确选举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方式。     

试论直接选举的理念意义与作用规律

基于中外学术界对于直接选举问题少有专门的研究 ,而该项研究又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更是如此 ) ,故文章试图着力探讨民意代表 (特别是高层民意代表 )直接选举制的理念意义和实际作用规律。     

基层副职官员的晋升激励:官员晋升的激励相容

追求晋升是官员最大的效用函数,如通过有效的晋升激励来鼓励副职官员努力工作,并认真接受正职官员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党管干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当前的官员晋升体制主要有传统的常委会任命制、公推公选制、考试选拔制、海推选举制等,这些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副职官员在晋升中的激励相容问题。在遵守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前提下,通过基于绩效的副职官员选拔制有助于克服以上障碍,实现副职官员工作努力中的激励相容。     

选举援助与民主发展：美国的选举援助对印度尼西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在印尼民主化进程中,美国为其提供了各种形式的选举援助：支持有关选举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支持强化选举管理和选举监督机构的能力;开展和支持印尼的选民教育活动,以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组织开展了选举监督活动,推动印尼重要选举的顺利进行;为印尼政党发展提供支持,促其成为真正民主的政党。美国的选举援助,有助于提高印尼选举的可靠性和可信度,提高以民主方式产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有助于培育印尼民众和精英的民主精神和民主素养,提高民众对选举以及民主制度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印尼民主政治发展,有助于印尼实现民主的巩固。     

目前我国差额选举问题评价

差额选举是相对于等额选举而言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差额选举的基本内容是指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一种选举制度.通过对东西方选举制度发展脉络的梳理,并以本地区为例分析了目前我国差额选举实施的情况,并指出积极推进差额选举不仅有益于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也有益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我国乡镇选举改革及其体制约束

乡镇选举改革是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突破和政权民主的发端,在我国政治发展进程当中具有战略性意义。由于面临来自政治、法律和制度等层面的冲突,乡镇长直选的改革试点最终停滞不前。随之出现的乡镇党委公推直选,经过广泛试点后仍然面临着与现行人大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的紧张关系。因此,乡镇党委公推直选持续停留在非制度化、非持续化和难以升级的困境之中。     

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

本文运用1986～2002年期间48个村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基层选举对村委会问责、地方财政以及国家税收的影响。我们发现,选举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了行政支出以及上交给乡镇政府的份额。这说明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但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供应。在控制农村税改之后,选举对人均税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选举没有减弱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后,我们没有发现选举的竞争性对结果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