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辞学通诠》对“辞”的探讨

《修辞学通诠》是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初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修辞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书中对修辞学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对“辞”从语言和思想两个方面进行的较为精辟的分析,为我们研究修辞学提供了比较广阔和全面的研究思路。本文在现有的关于《通诠》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对《通诠》中的“辞”及其对“辞”分析进行研究,以期获取更多的对修辞学的认识。     

孙星衍对《晏子春秋》研究的贡献

孙星衍对<晏子春秋>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最早为<晏子春秋>文本作了注释;参与了<晏子春秋>几乎全部领域的学术论争;提出了<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这一目前看来最正确的观点,为后来的<晏子春秋>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孙星衍对《晏子春秋》研究的贡献

孙星衍对&lt;晏子春秋&gt;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最早为&lt;晏子春秋&gt;文本作了注释;参与了&lt;晏子春秋&gt;几乎全部领域的学术论争;提出了&lt;晏子春秋&gt;成书于战国这一目前看来最正确的观点,为后来的&lt;晏子春秋&gt;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陆化熙《诗通》研究

明代对《诗经》所作文学性研究值得瞩目,其中陆化熙所作《诗通》是明代中后期的代表之一。陆化熙旨在＂发挥其意旨＂、致力＂寻味于词气之间＂,通过词气文字来对《诗经》进行文学性解读,具有个人特色,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诗经》研究发展的特征。     

《正字通》著作权考辨——兼论张自烈、廖文英之关系

《正字通》是明末清初的流行字典,也是当前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重要典籍文献。长期以来,有关此书的著作权与署名问题存在着争论,意见不一。最新文献资料研究显示,此书是由张自烈撰著,廖文英刊行,二人是文友及主客关系。     

姚莹《谈艺图》与桐城派的江南传衍

自道光十一年七月至十七年十月,姚莹一直在江南做官。他在政事之暇,交游名士,主持风雅。《谈艺图》就是他第二次代理两淮盐运使期间为纪念扬州谈艺韵事而绘制,反映了他与李兆洛、蒋彤、毛岳生、吴德旋、刘宝楠、刘文淇等江南文士谈道论艺的雅集盛况。由此图再联系到他从政江南期间以及仕宦江南前后的文化活动,可发现:姚莹居官江南,与其幕府宾客道艺均进,并表现出汉宋调和之态势以及强烈的重道经世之意识,这也昭示着江南学风与士风的新变。不仅如此,他还有力推动了道光年间桐城派的传衍。总之,这幅《谈艺图》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多重的文化记忆,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思想艺术价值。     

《正字通》作者考

本文以新颖而翔实的史料，从《正字通》一书作者的籍贯、生平、治学方向、版本互异、售版始末，以及该书的编排体例、凡例、正文内容与明代梅膺祚《字汇》的关系诸方面，考证了《正字通》作者的真伪。     

孙星衍撰辑《续古文苑》的文坛意义

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文学总集往往富于推动当代文学典范转移的效用。清代中期学界对汉魏六朝文学文献的整理颇有成就,其中孙星衍撰辑《续古文苑》以接续《古文苑》、《文选》,有着复兴汉魏六朝骈文传统的当代文坛意义,不应仅仅视为辑佚学的成果。乾嘉时期,文坛上骈散消长之势加剧,孙星衍以汉学家兼骈文家的立场,并吸纳当时《文选》学的力量,在《续古文苑》收文体例中蕴含了个人化的骈散视野,尤其是大量入选汉唐碑碣,具有突破唐宋古文之习的用心。作为清代常州派骈文的领军人物之一,孙星衍对桐城派古文传衍之盛有所反思和忧虑,较早提出对以时文为古文的批评。《续古文苑》的撰辑与刊行,对常州派骈文风尚及当时文坛孕育新方向,有着发萌启豁的意义。     

论褒贬之衍译——以《Party Politics》为例

褒贬译法是指在翻译中严格按照原文的感情色彩来进行,即将褒义词译成褒义词、中性词译成中性词、贬义词译成贬义词的翻译法。实际运用中,我们发现,对于褒贬的翻译,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译者要能够正确理解原文作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结合上下文选择恰当的词语再现原文的感情色彩。此文以《PanyPolitics》为例提出,在词语本义与说写者感情色彩相离时,衍译,较之褒贬译法,能更准确表达作者的立场与观点,实现“化境”的效果。     

论吴梅村戏剧《通天台》的幻灭感

《通天台》一剧弥漫着浓郁的幻灭情绪,这种幻灭情绪是吴梅村最终沦为贰臣的重要心理基础。这种幻灭感既是关于家国兴亡的,也是关于个人命运的,更有对于传统伦理价值的幻灭。如果说仕途梦的幻灭意味着吴梅村失去了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儒家伦理观念的幻灭则意味终极价值目标的毁灭。传统伦理价值的幻灭是吴梅村走上仕清这条不归路的根本原因。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四种《韩客巾衍集》版本考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四种《韩客巾衍集》均为四卷一册抄本,其中除了"古朝本"《韩客巾衍集》按诗体顺序排列作品外,其余三个版本均按照创作年代先后顺序排列。相较而言,"古贵本"《巾衍集》为最佳版本。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通天台》创作时间考辨

《通天台》的创作时间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性的,有的学者认为《通天台》杂剧创作于吴伟业入仕清朝之后,是他的追悔之作;有的学者认为它作于顺治六七年间,是悲悼故国之作;还有的学者认为是在顺治十年,吴伟业受到举荐但未出仕清朝之时,为了表达自己进退失据的矛盾心态所作的。基于以上各种学说,本文拟将它们做一次梳理,并对其进行辨别。     

《通天台》创作时间考辨

《通天台》的创作时间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性的,有的学者认为《通天台》杂剧创作于吴伟业入仕清朝之后,是他的追悔之作;有的学者认为它作于顺治六七年间,是悲悼故国之作;还有的学者认为是在顺治十年,吴伟业受到举荐但未出仕清朝之时,为了表达自己进退失据的矛盾心态所作的。基于以上各种学说,本文拟将它们做一次梳理,并对其进行辨别。     

论《文心雕龙·原道》之“道”

《原道》篇作为《文心雕龙》的首章,是为艺术本体论,《原道》即从根本上阐释《文心雕龙》的思想。＂原道＂,源于道,本乎道也。犹言《文心雕龙》之源在于＂道＂。所以,＂道＂是理解《原道》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讲的＂道＂与＂道＂之间有同有异。就《原道》而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思想在根本上取自《易传》,即＂《易传》的思想是《文心雕龙》的精魂＂。     

清抄本《五音通韵》的语音意识

编纂于清代前期的佚名韵书《五音通韵》对《字汇》、《正字通》、《广韵》等字书、韵书、韵图多有批评。分析这些相关批评材料,可以考察《五音通韵》编纂者的语音观念,即反对"拘泥旧韵"而重视实际变化的时音观和反对"拘泥方音"、"以韵为则"的语音规范意识。另外,也可以据此了解当时韵书编纂的具体状况。     

论《文则》与《文心雕龙》“宗经”理念之差异

《文则》是宋代的第一部文章学理论著作,和《文心雕龙》一样,其文章学理念也具有鲜明的宗经特征,但二书的宗经理念存在较大的差异:《文则》宗经偏重于理,推崇文句的简洁自然,《文心雕龙》宗经偏重于情,注重文章的辞采。这些差异既与其各自的时代思潮有关,又是文章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吕氏春秋》之“和”

《吕氏春秋》继承前人关于和的思想传统,并将之贯穿于音乐、养生、处世、治国等多方面实践活动之中,通过对和一价值原则在沟通人的思想感情、调和人的身心健康、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国家的安定发展等方面的特殊作用的论述,丰富了和的内涵及应用范围,凸显了和的价值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对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