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研究的人类学方法论

传统的研究方法把巫蛊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认为巫蛊仅仅是人们的主观臆想 ,客观上并不存在。因此 ,巫蛊研究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作者认为 ,应当把巫蛊视为一种文化事象 ,把它放在促成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系统中 ,运用人类学的整体观、相对论和泛文化比较的理论方法对巫蛊进行考察和研究 ,这样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才能有助于今人理解巫蛊这一特殊文化事象的实质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文化人类学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存在理论渊源,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在关于"人"这一主体性研究方面具有一致性,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亦有其适应性和有效性。文化人类学对传播学中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经典学派的创新、仪式派的产生及大众传媒研究都有贡献。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本文主要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文章探讨了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理论渊源,指出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在关于"人"这一主体性研究的一致性,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最后指出了文化人类学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几个方面.     

模仿论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本相

运用19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成就,科学实证地阐述了模仿论的历史内涵,澄清了模仿论在人类学视野中的原始文化本相。模仿是原始巫术表演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涉及艺术起源问题时,模仿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使用交感思维的行动的过程,是一种表现、表演或象征活动体系。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思想的形成——兼论卡西尔文化哲学的人类学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具有明显的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特征 ,寻根溯源 ,法国强大的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 ,2 0世纪欧洲丰富的社会历史科学学术研究背景与学术氛围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以恩斯特·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哲学”理论的鲜明的“人类学转向” ,都给予了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理论以丰富的滋养与决定性的影响     

论当代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转变

文化研究经历了形而上学范式、文化批判范式和解释学范式之后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方法论上看 ,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变体现了方法论上的进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的研究重心从先验的抽象实体转向现实的生活实践 ,二是研究的目的从单纯的文化认识转向文化的应用 ,三是研究视野从地域性文化转向全球性文化。这种转变将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建设与长远发展     

从文化阐释到历史厚描: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文化诗学批评

文化诗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西方学界逐渐兴起的新兴批评话语.文化诗学对文化人类学既有文化结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历史意识的理论创建.文化塑型和厚度阐释的批评观念是两者方法论的契合点,文化结构和历史情境的阐释重心是研究旨趣的分歧,文化分析与历史厚描的批评范式则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理论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学研究获得一种生态文化批评的诗学新起点.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文化人类学与音乐具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研究方面,文化人类学的审视角度和研究方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可以很好地阐释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两大特征。文化人类学对音乐的未来发展也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闻一多的诗歌文化精神论——从诗人的文化价值取向谈起

多少年来,就闻一多新诗创作的研究已有了相当深入的水平,尤其《死水》、《红烛》两个诗集思想和艺术的分析。甚至诗人文学深层的影响方面,也有较为细致的论述。以闻一多的诗歌写作为对象,不孤立地论其诗和诗论的本身,而力求从一个较大的文化语境里,辨析闻一多在写诗、论诗、研究诗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的思想、艺术、方法的悖论现象:纯美的诗与新格律的诗论;唯美的形式与意义的内容;贵族化的生活品位与平民化的人生追求;维多利亚的诗情与泱泱诗国的典雅繁缛等等。诗人创作的矛盾,也是诗人人格的矛盾。简单地将闻一多定为浪漫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诗人,难以准确地把握其本质。如同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战士的人生丰富经历,所负载的社会角色一样,不是某一个角度可以说明清楚的。选取文化的多元视角,侧重闻一多诗歌写作的文化价值取向,辨析这些现象形成的内在缘由,或许能够获得一些关于诗人的新认识     

如何科学界定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一条新的方法论思路

在界定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历史地位前,首先应解决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研究者应该如何界定笔记的历史地位?本文提出了一条旨在科学解决笔记历史地位问题的循序渐进的新思路:笔记文本的个案研究——笔记间关系的辨析——笔记主题的判定——笔记在马克思同一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中的地位的指认——笔记与马克思社会理想、革命实践的关系的辨认——笔记与马克思其他主题的理论探索活动关系的考察——笔记历史地位的界定。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谈中亚塔吉克族与新疆塔吉克族民族形成及语言文化发展

中亚塔吉克族与新疆塔吉克族自古以来就在历史、政治、宗教、语言文化等多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本文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依据,从中亚塔吉克族与新疆塔吉克族的起源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出发,具体地论述其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类同性与差异性,以期给读者一个更加清晰全面的认识。     

《吕氏春秋》音乐功能观的人类学阐释——兼论古代诗论相关内涵

先秦文化典籍《吕氏春秋》的音乐功能论构成了一个贯通于天地鬼神至社会人心的交感系统,主要体现在敬天礼神、颂美帝德、通政移俗等层面,这一交感系统对作为仪式符号的音乐高度重视,具有深厚的人类学内涵。中国古代"诗"、"乐"同源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古代的诗歌功能观与《吕氏春秋》的音乐功能观一样,也具有相应的人类学内涵。     

论文化哲学的方法论意蕴

文化哲学所具有的独特性,绝不仅仅表现为一系列新颖的理论观点,方法论革新与进化也是其所追求的重要理论主旨。虽然文化哲学的样态多样,但其方法论原理清晰可辨,主要体现为"从人与文化的关系切入"、"凸显历时意识"、"追求整体取向"和"强调价值诉求"。这一方法论原理具有深刻的实践应用意义,可以作为理论框架分析多种具体对象。     

论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复兴后的方法论变革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得以“回归”与“复兴” ,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承传以往优秀研究传统的基础上 ,主要实现了从偏重微观解释的研究到微观与宏观的互动、从主观心理向度的研究到主观与客观的连接、从相对稳定的静态解释到静态与动态的统一、从关注传统因素的分析到重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文化决定论到政治文化的多因素分析、从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地方化特色的研究等重大变革与创新。     

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从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看

近代以来即已开展的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使中国古代逻辑成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但在这种比较研究中,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中西逻辑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不同思维方式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本身的历史文化精神、历史文化意义等。因此,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中,怎样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即如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始终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维度的创新和突破,又对文化工作布局作了新部署、新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立场,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气质,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路径,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原则,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想方法,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境界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必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     

人类学视阈中的“文化”与“文明”综论——兼论全球化场景下的文明冲突与文化交融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文化与文明既有内在关联,也有许多差异.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仅是文明冲突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和而不同"是全球化场景下文化发展和文化共生的必由之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自主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可以成为消解文化或"文明"冲突的重要途径.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

从中国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领军人物、成员（包括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代表作、理论贡献、学术范式及独特的研究风格上整体鸟瞰,乡村社会研究绝对是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主旋律,“中国乡村学派”,体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特征。     

边疆文化的影视书写〗——论纪录片《茶马古道》的人类学意涵

《茶马古道》通过长期深入的田野多点追踪拍摄,以叙事的影像语言建构出茶马古道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平民社会风貌。同时,借助于主流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与传播效应,也使得镜头记录下的茶马古道上的诸多文化元素,得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时空维度上进行传播。将该片视作一个影视民族志文本,从人类学“文化批评”的视角出发,借由分析影像所呈现的宗教仪式、社会生活以及经济交往等日常活动,从中解读现代影视传媒是如何对茶马古道进行文化的阐释。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当大众传媒介入边疆文化时,媒介对文化现象的诠释通常已并非只是追求单纯的客观还原,而更像是在基于对文化背景的某种程度理解之上,对拍摄对象内涵所做出的一种独特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