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

《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王琳的照《芜城赋》，《文选》把它与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并置于“游览”一门，不妥。此赋描写淮左名城广陵的昔盛今衰，与王、孙之赋的题材有所不同，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列之“都邑”一类中，似较合理。都邑之赋的创作，在汉...     

唐代以前都邑赋对城市及其建筑环境问题的思考

唐代以前的都邑赋并非仅仅是当时城市及其建设情况的文献记录,也不是为其时代和统治者唱响的赞歌,在赋的形式下它更多地思考了城市环境及其建设与城市经济、民风民俗、国家政治以及人心理健康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论都赋和阮籍的《东平赋》、《亢父赋》,见解深刻,为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洛阳纸贵

西晋左思“欲赋三都”，从山东临淄“移家京师”，“遂构思十年”赋成，一时不被人看重。左思请德高望重的皇甫谧看过，皇甫谧矢口称赞，并为作序。又有著作郎张载、中书郎刘逵作注释，于是《三都赋》声名大噪。起初，著名文学家陆机也想作此赋，听说左思在写，对他弟弟陆云说：“有一个鄙夫要写《三都赋》，待他写完，用来盖酒坛子吧。”待《三都赋》问世，经名家荐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陆机也为之叹服而辍笔。     

都邑大赋之“火凤涅槃”——论当代都邑赋之繁荣

当代都邑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尤其是《光明日报》百城赋的刊发,标志着当代都邑赋繁荣时期的到来。当代都邑赋承传了汉大赋的创作规范和艺术传统,吸纳着新时代的社会文化精神,以崭新的艺术风姿扬眉吐气登上了文坛。沉寂半个多世纪的都邑赋,终于如火凤涅槃,重获新生,焕发出绚丽多姿的艺术生命。     

论文学传播中的纸贵现象

“洛阳纸贵”指左思《三都赋》经过名士序注后引起传抄热,名士品评加速《三都赋》的传播,即便是左思冒名自注也能达到竞相传抄的效果。“都下纸贵”指通过摹拟比附经典作品《二京赋》《三都赋》而产生的传播效应,摹拟京都赋导致千篇一律的问题也很严重,不利于文学的长期健康发展。“衡阳纸贵”是杜诗传播产生的文化叠加效应,文人墨客以衡阳纸写春兴诗,导致市面上的纸价上涨。“衡阳纸”“衡阳雁”的时空迁移使得“衡阳纸贵”具有伤春惜时、思归怀故的文化传统。     

左思《三都赋》新探

探讨《三都赋》的真实内涵及其价值，赋作成于何时，实为问题的关键。本文即从这一问题出发．结合左思生活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其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实际，探究此赋的现实意义及其与大赋传统的关系。左思赋成《三都》的时间，其说不一，直到今天仍为左思研究中的一大疑难。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三。傅漩球认为赋成于太康元年（28O年）之前；‘’‘牟世金、徐传武认为完成于“295年左右”；”’陆侃如则系之于左思的晚年。’“且每一说法，各有其立论的依据。《文选·三都赋序》注有云：“三邮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邮…     

左思《三都赋》与西晋文坛风气

左思以诗作享誉百代,却以创作《三都赋》震动西晋文坛。从《三都赋》的创作、面世到引发“洛阳纸贵”的震动,反映出西晋文坛一代风气：其一,西晋统一的短暂繁荣激发起文人创作大赋的巨大热情,消歇数百年后,大赋又进入了繁盛时代;其二,都城洛阳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和诗赋创作中心;并兴起一种文人结集、相互标榜,以赋赠答,以写大赋为荣的文坛风气;其三,由于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西晋文坛盛行争辩、品评之风;其四,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在赋创作上追求个性化的思潮。从风格讲,左思的赋作与诗作基本上是统一于“左思风力”的。     

有大胸怀才有大学问

左思在历史上之所以有名,主要是与一个成语有关,即洛阳纸贵。那是因为他写出了精美绝伦的《三都赋》,为时人所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后来竟至断货,想买都买不着了,不少人为了抄写这篇千古名赋,不惜大老远跑到外地去买纸,足见其风靡的程度。不过《三都赋》并不是写出来就为人所赏识的,它的走红仰赖于当时一位著名的学者——皇甫谧。     

论唐代以前都邑赋的表现内容及其建筑史料价值

都邑赋是古代赋体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城市及其建筑研究的重要资料,本文从文献研究的角度论述了都邑赋分类的由来及其收录范围,并对唐代以前都邑赋的历代创作、现存篇目及其所赋城市,以及赋文的表现内容与价值和资料的可靠性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左思《三都赋》晋人旧注略论

左思《三都赋》的晋人旧注有张载、刘逵、卫权、綦毋邃四家,这些在唐前单行的注本后被唐人《文选》注吸纳,原注渐次亡佚,唐钞《文选集注》便成为认识晋注的重要媒介.诸家晋注各有特点,又皆具有无征不信的精神,和《三都赋序》所言的征实作风一致.对晋人旧注的考察,促使我们再次思考《世说新语》注中提出的《三都赋》左思自注说.     

地理与考据之学影响下的清代都邑赋

清代都邑赋受有清一代勃兴的地理学与考据风气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清代赋家往往身兼二任，既长于辞赋创作，同时又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尤精于地理学研究；其次，清代都邑赋创作的繁盛与当时的地理学研究在时空两个维度都呈现出了绝非偶然的重合现象；第三，谙习于考据学风的清代赋家创造性地改造了传统的赋注形式，使都邑赋这一赋体题材在保存地域风俗文化资料上的功用得到了显著的加强。     

《三都赋》何时写成

左思藉以扬名的《三都赋》究竟完成于何时,众说不一。韦凤娟同志说:“在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三都赋》问世了”(《文史知识》1982年第七期);《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1983年4月第一版)则认为“《三都赋》早构思于左思居临淄故家时,却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查《晋书·左思传》载:“(思)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而张载是于“太康     

中韩《三都赋》比较

本文运用平行比较研究法 ,从中韩《三都赋》的写作动机、规模、内容、创作方法和风格五方面进行了比较 ,指出了两篇赋的异同之处及其文学价值。     

都邑赋:传统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历代文献中存有许多都邑赋。都邑赋与传统城市文化存在诸多关联,蕴藏着丰富的城市文化内涵,是古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当前“都邑赋与城市文化”研究中尚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做到古为今用,实现优秀传统城市文化的现代转化,是当代城市文化建设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假草区以致兴 托禽族而言志——咏物小赋杂谈

以铺陈文采,描绘事物,述行序志为表现手法的赋体、始兴于楚国,繁盛于汉代,流衍于魏晋。这种介乎诗和散文之间的文学形式,跻身古代文苑,经历过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同时也进发过独特的奇光异彩。司马相如之流的以闭衍富丽,夸奇炫博著称的大赋,曾居辞赋之正宗,汉代以来专营此业的辞赋家,差不多都以写大赋而封官授爵,名扬天下。称“长赋之极轨”的张衡《二京赋》,有“洛阳为之纸贵”美称的左思《三都赋》,都是“精思傅会,十年乃成”的洋洋大作,足见作者惨淡经营精雕篆刻的苦心。然而所有这些名噪一时的“京殿苑猎”“润色鸿业”的大赋,无不存在堆垛铺陈而无实,夸张扬厉而竞华这个共同的     

桓谭论赋与汉赋的“讽谏”传统

关于汉赋文体渊源与发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对汉人如何学赋、作赋、论赋的考察,还不是很充分。由桓谭《新论·道赋》可以看出,汉赋的学习、创作与评价,都有一定的规范与标准。屈原《离骚》中的"从容辞令"与"直谏"两个特点,自战国末期开始,就只有前者被继承下来。汉赋"讽谏"、"劝百讽一"的传统,至扬雄时代已经式微。但汉赋提出的"讽谏"思想,对后世文学却有深远的影响。     

“百城赋”与古典文体的百年际遇

20世纪以来,受制于从宏观社会氛围到具体语体环境的巨大变革,赋体一度受到冷落。"百城赋"以规摹古代赋体尤其是古代都邑赋为职志,从结构到语言到内容等多个方面都注意吸收传统赋体文学经验。它的出现,既是对赋体文体功能与特性的重新检阅,也反映出官方层面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百城赋"的文本本身还存在着语言杂糅、韵律散乱、书写受限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予以进一步探索。     

《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体的赋,并非由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独立发展而来,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无论是赋《诗》之"赋",还是"失志之赋",都展现了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以及对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     

《校猎赋》就是《羽猎赋》吗？——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

只要尊重《汉书.扬雄传》所载事实并仔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扬雄传》正文中的《校猎赋》并不是赞语所提及的《羽猎赋》,扬雄的推荐者确实为王音,正文与赞语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以赞语中的王音、王莽和《羽猎赋》为线索,可以推知扬雄初为郎在鸿嘉元年到永始元年(前20—前16)之间;时年“四十余”,实为“三十余”之形讹。     

《子虚赋》《上林赋》的动物展列与文学新变

物类展列是汉大赋的重要特征,汉大赋的形成、发展与功能演变皆与物类展列密切相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大量的展列和鲜明的特征成为汉大赋物类展列系统中的典型。将《子虚赋》《上林赋》置于先秦两汉时期物类描写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赋在展列数量、展列形式、展列功能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形成物类书写的新模式,代表了汉大赋物类书写的最新成就,并展示了赋体讽谏功能与创作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