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礼》刊本考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所著《家礼》一书的原稿本在草成后未及付梓即被窃去,朱子易箦时,原稿本的誊录本始出。门人后学据原稿本分别刊刻广州本、余杭本、临漳本、潮州本、萍乡本等,均佚。传世的刊本中,依通、冠、婚、丧、祭礼的编排体例,可分为不分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八卷本、十卷本。其中仅存的两种宋本为五卷本系统中的宋刻杨注附图本(又称钞配本)以及十卷本系统中的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的纂图集注本(简称集注本)。论其臧否,以宋刻为善,元本、抄本、明本皆从宋本而出。集注本中的《家礼叙》为朱熹亲笔手书,仅凭此一点,便可平息自明代以来对《家礼》是否为朱熹所著的所有学术论争。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熹不仅是一位强于思辨的哲学家,他也十分关心儒家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表达及其社会教化功能,而且是个既虔敬而富有宗教热诚的儒者.他认为上古的礼仪已经太陈旧了,并且也太繁琐,需要加以适当的改革和简化,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生活.一方面,他通过补充及更新材料,编辑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仪礼经传通解>[1].另一方面,他将原属上层社会的儒家礼仪世俗化和平民化,推广至民间,编成<家礼>一书,成为后世最简明的冠礼、婚礼、葬礼、祭礼实用手册.通观整部<家礼>,祠堂及祖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祭祖只是其表现方式之一而已.朱子编修这本<家礼>,希望能培养人对祖先"爱敬"、"崇爱敬"、有"谨终追远之心"、"报本反始之心",这些都可说是一种宗教情怀,但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祖先崇拜.     

从朱子《家礼》到日用类书

借助于朱熹《家礼》之类的文本,历史学家对宋代社会生活诸层面做了细致描述,不过,《家礼》中虽有对时俗的描写,也有相当部分内容只是书写者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定,而非宋代已发生的事实。在宋代,虽有少量士人据《家礼》来指导日常之礼,但这一时期的实践者多为服膺朱学者的自觉,他们的演礼活动是用以反观儒学天理、人事的知识验证。另外,他们还在各地刊刻《家礼》,并以注释、附图等方式系统考订与完善礼书,这些纯学术化的知识方式,对加深礼书的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日用类书改编、借用了宋代家礼书写者所订立的礼文,将纯学术化的知识以通俗的方式钞编进入实用型的类书之中,使之成为民间日用知识体系的其中一种,广为流传,并最终为《家礼》成为民间通用礼作了重要铺垫。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认为《家礼》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是宗族礼仪一部新的重要经典。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规定进行了重大变革。     

论朱熹与田愚的宗法思想

宗法思想是朱熹<家礼>与田愚<艮斋礼说>的核心,而嫡长子继承制又是宗法思想的核心.朱熹<家礼>中的礼仪形式,也正是为贯彻和执行宗法制度服务的.每一个家庭和家族都应该按<家礼>的标准来执行,做到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各守名分,进而统驭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使其全部纳入"天理"的轨道.田愚同朱子一样,不仅注重宗法制度,而且还有所发挥,"发前未发为多",即是在<家礼>的基础上有所充实和发展.     

上海图书馆藏《纂图集注文公家礼》价值发微

朱熹《家礼》版本复杂多样,上海图书馆庋藏十卷本《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内含未经后人整理的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和刘璋补注,是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七卷本《文公先生家礼》差异明显的另外一种重要的《家礼》版本。该本为目前可见唯一保留刘璋补注原貌的《家礼》版本,是《家礼》版本系统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借助《纂图集注文公家礼》,我们可以清晰了解《性理大全》中《家礼》部分的文献来源和编撰方法。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家礼》与明清徽州男子伦理生活定位

《家礼》是南宋朱熹撰写的一部礼学专著,分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5个部分将古代礼义充分糅合于其所制定的礼仪规范中,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地方伦理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以明清时期的徽州为典型区域,以徽州男子为特定人群对《家礼》的实践理路加以探究,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徽州男子伦理生活的定位,以朱熹《家礼》为旨归,其孝行、悌友、义举等伦理生活,与《家礼》中的孝道、悌友观以及义利观等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家礼》对古代地方伦理生活的影响展示在礼义和礼仪两个层面,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于生活中的推广也颇具参考价值     

简论朱熹的理趣诗

宋代理学诗人的说理诗大多是枯燥乏味的语录讲义体,朱熹的说理诗也多为此体.不过作为理学诗人中的杰出代表,朱熹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那就是他创作了不少富有理趣的小诗.本文以朱熹的理趣诗为论题,从作品的具体分析出发,辅之以确凿的材料,提出了以下观点:"朱熹的理趣诗是在禅宗以诗说禅方式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示道'之作."     

朱熹理学与日本合理主义——从源了圆《日本的合理主义》谈起

源了圆认为朱熹的理观念是日本合理主义形成的诱因:无极而太极之理具备道德性格,演绎出思辨的合理主义;基于理在气先、理气不离的格物致知生发出经验的合理主义。随着西学援引,由格物致知生发的经验合理主义逐渐成为日本合理主义的主导,并由此助推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政治生活中的忠于天皇、武士之勇、达成目标等价值坚守;伦理道德上消解朱熹理学中的敬,确立自然性情的合法地位,强调出于主体心情自然流露的行为即是道德的行为,摒弃伦理法则的客观性,还伦理于俗事生活。以源了圆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从文化比较视角对日本文化所作的致思在内容、方法与视野上均对我们解析儒学现代价值及其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原始仪式看中日艺术中的“神”

首先,从比较语义学分殊中日远古仪式之神,明确两国不同的艺术起源。其次,透过立中仪式和咒术仪式中神的体验,深入了解两种仪式背后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从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和有无相生的天道观两方面影响了天下主义的文化观,使之在诗、文、画上显出普遍之通和具体之变统一于宇宙之中的通变精神。后者透过语言(こと)是显灵的事物,事物(もの)是咒术的灵验这一言灵信仰,折射出土人咒术、朝廷祝词、密宗法门背后宗教之诚的文化观,使之在和歌、俳谐、物语上显出风雅之诚的心灵逻辑。     

日本“家”文化刍议

界定了中日两国"家"概念在姓名体制、血缘关系和家业继承等方面的差异,并简要地评述了中国儒学东传日本后产生的变异,指出其在推动日本"家"文化的形成以及在日本社会结构方式、家业继承和"忠孝"观念的形成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论家礼中的政治意识及其政治作用--以《礼记》为中心

从<礼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家礼的实质就是将个人固定在家族的宗法关系之中,贯穿家礼的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等级思想,这种宗法等级观念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有重要作用.家礼的各种仪式都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家礼的核心观念孝,与政治伦理忠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古代家国同构的历史事实,齐家就可以治国.家礼培养的是孝父尊君的社会观念.     

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

重新解读家礼撰作的历史脉络,有助于从理论上为传统家礼、家教正名,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家礼撰作是贵族社会的产物,是"礼不下庶人"的结果,对于门阀制度和士族文化起到维护作用。宋代之所以出现家礼撰作的高潮,不能仅仅用唐宋社会变革、文化的阶层异动来加以解释,而与宋代士人的文化抱负有关,是他们救治世风、淑世惩弊的结果。传统家礼、家训中蕴含有诸多超越时空的优秀价值理念,与现代化事业并不矛盾。应当继承历代士人"教训正俗"的传统做法,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家训和家教,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日本家族企业的现状及其发展困境

在日本,无论大型跨国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几乎都是由家族统治。尽管在一定的意义上,它又富涵新的理念,它不仅包括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经济组织,同时也以同一经营思想为主线,把将家族中的非血缘关系经济组织也包涵进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的家族企业面临着新的困境。     

《周礼》中的军事法规与刑罚

列举《周礼》中所见的军事法规与相关刑罚,计有军旅、田猎迟到罪,不从将命罪,干犯军阵罪,不关罪和采邑征兵不及罪五条军法条文,以及一些没有明确罪名的军事法规。提出《周礼》中的军法、军刑与当时军队＂寓兵于农＂的建军模式相适应,还处在习惯法的发展阶段,有着简略性、临时性的特点,但也具备了某些成文法的特征。     

论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隆礼重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隆礼重法”的理论基础、礼法关系及礼德作用诸问题的研究,着重辩析了荀子提出的“礼”“法”与孔、孟、商鞅所述的“礼”“法”概念的异同,并探讨了荀子思想与前代各派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对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内涵进行初步的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