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司法模式理论建构

从司法活动的信息化、司法裁判的智能辅助到案件的人工智能裁判反映了智能司法模式的形成路径。司法活动的信息化只是传统"粗放式"司法向"精细式"司法的转型;司法裁判的智能辅助是现阶段学界和实务对司法人工智能的定位;人工智能对司法的实质性改变则应表现在强司法人工智能。假使如此,智能司法模式将呈现数字案件、在线审判、模拟裁判、同问题同判、虚拟法院、极速司法、法官中心的未来图景。对于司法人工智能及其作用下的智能司法模式,带有怀疑和实用色彩的保守主义立场的局限性明显;相比之下,可以提倡更具理论预见性和包容性的乐观主义立场。     

司法人工智能中的价值判断

司法裁判不是"自动售货机"的根本缘由是,法官能够在司法案件中进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本质上是人类基于特定价值偏好做出的决策,带有主观性。基于模拟大脑运作的机制、深度学习理论以及计算机对人类心理状态的阅读,人工智能能够处理价值问题,并通过属性特征、属性值以及最终形成特征向量的过程使得价值数据化,形成价值数据集。针对个案的不断测试,以及基于已有案件的不断数据整合,人工智能可以将法律价值设定成算法程式,不断通过决策树实现价值的选择。人工智能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过程,本身就是智能技术的进步过程,也是司法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和前进的阶梯所在。     

司法共识如何形成?——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作为法律方法在司法过程中运作的起点,源于主体间性的共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例如,它可以防止法官的恣意裁判,等等.司法共识的形成从主体路径上可以分为法官释明和两造协商两种,前者主要通过释明权制度来体现和运行,后者则包括了多种方式和形式,在不同的部门法中有着不同表现.司法共识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     

论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

法律行为解释是将法律行为的意思明确化的活动,是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确定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在许多国家直接决定着有关法律行为解释的问题能否上诉、上诉审法院的管辖及上诉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只有在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法律行为的性质,法律行为解释发生在法律适用的小前提形成的阶段,而形成小前提的阶段是一个法律适用过程。法律行为的解释在性质上属于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     

案例指导制度是人民法院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审判的生命。司法统一是司法公正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因成文法县有滞后性、抽象性、原则性等特点,与日益俱增的新型案件无法同步,因此当前司法裁判中存在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极有可能加剧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仰危机,而指导性案例能弥补成文法的不足,提高法官的法律适用能力,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需要以现代司法理念为指引,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高度重视案例在我国法律适用中的指导作用。只有更加扎实地开展相关研究和探讨,与时俱进地进行超越与变革,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更好展现和提升各级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智慧和信心,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全面建立。     

论法律发现及其存在价值

法律发现是指法官判案时生成裁判规范依据的活动。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法律发现存在的必要性取决于找法的三种结果以及相应的案件的两大类型:一般案件与疑难案件。法律发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确保裁判依据的外在化,另一方面又使得裁判依据确定化。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突破口与配套措施新探

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惩罚犯罪是司法最基本的功能。提升司法公信力对于实现司法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其突破口在法律、体制和机制保障上。应当从任务分配随机化、办案过程公开化、监督环节配套化、裁判文书精致化、法官队伍现代化和裁判执行有效化等方面加以整体配套,形成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整体合力。     

司法克制下的法律解释

法律是一种不断解释性概念,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作为法官释法的两种不同的司法哲学,司法克制抑或司法能动的分歧集中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限度。近年来,司法能动备受学者推崇,但也常被误读或曲解;实践中深受法官青睐,却多为之所滥用,甚至被异化为掠夺和扩张法律解释权的武器。当务之急,法官应当奉行司法克制,尊重并认真对待规则,依据法律文本的含义解释法律,审慎地建构裁判规范。     

论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判断当事人请求权的性质、选择案件裁判依据的过程,都蕴含着法官对法律条文意义的解释与探索。审判过程中,基层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以待决案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基层法院案件多、情况复杂的特点,决定着法律解释基本上成为一种个性化的司法实践。通常情况下,个案法律解释目标在法律关系分析、法条意义理解、裁判结果推论、法律效果判断纵向四阶段中实现,上述法律解释目标实现程式个案具体化运行,塑造了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从法律规范到裁判准据

法律规范对法官裁判具有先决强制力,对裁判内容作出事先的限定,但法律规范无法为法官提供审判所需的更为详尽的裁判信息;在法官并不习惯对法律规范作出解释然后才适用法律的司法背景下,法官须努力让法律规范转换为直接导引裁判结论的“裁判准据”;在转换过程中,法官对关涉事实认定的“事理逻辑”的阐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裁判准据大致包括两个要素:对个案的事实认定;依据其他社会规范对案件事实及所据法规范所作之阐释。     

挑战与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审判

当前,以智能证据审核、类案推送、量刑辅助和偏离度预警等为典型,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融合不断深化.在显著提升审判质效、促进裁判标准统一的同时,人工智能对司法审判过程的深度渗透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法官的审判主导地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降低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对传统司法理念和司法伦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作为回应,在司法智能化建设...     

和谐社会语境中法官民事裁判的伦理维度——以对民事司法个案的反思为视角

民事裁判是通过对具有伦理属性的法律规则的适用,来引导对人们的行为,以达到实现伦理生活之目的。从几个与公共道德生活密切相关的司法个案来看,我国民事裁判中存在着违背法律逻辑的道德实用主义倾向和以法律人的意识误读社会生活伦理等问题。在民事裁判中,法官应该从法律与伦理关系的视角,更为深刻地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及其限度,从而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裁判。     

司法解释的多维互动

婚姻第三人遗赠纠纷案的司法判决显示,法官的主观思维方法是法律/司法方法的决定因素。法官与法律文本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客观主义适用论,而是主客观相统一,遵循法律解释理论。而法官与司法参与者的关系则是遵循合理性原则和理性交涉的法律议论关系。法官的司法解释过程体现出了多维因素的互动与合作而非仅限于法律文本的简单适用。由此可知,通往法治社会的关键在于法律方法与司法理念的革新。     

正义阐释的司法范式——兼论法官如何正义思维

从当代有代表性的正义法理中提炼出适用于法官思维与司法过程的内容,组成一种指导法官司法裁判的正义思维系统,是当今司法哲学的一项重要理论创新.从正义的前设到正义的范围、区域与相对性,直至正义的原则与具体权利、利益、底线、程序标准,最后回归正义的神圣与宪政的标准,法官在正义的思维中实现正义的裁断.     

论司法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

我国移植和借鉴了西方法律制度,建构起了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并形成了现代的法律思维。但是,我国公众的法律思维没有随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而根本改变,仍然受我国传统法律思维的影响,进而阻碍了现代司法理念和制度在社会中的运用。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在我国现代法律思维与传统法律思维仍然冲突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简论法官的追求与责任

追求正义是人类的普世性原则,是一切法律秩序的基础。司法权委由法官行使,实现司法正义应是法官根本的价值追求;理性裁判是法官实现司法正义的有效载体;发现法律是法官理陛裁判的科学路径;当司法正义实现不能之时,即为法官责任产生之日。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构建

个人信息保护是时代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在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的背景下,司法保障的关键是个人信息保护案件的裁判公正与审判效率之间的协调。法律本体模型是连接法律知识和人工智能裁判之间的桥梁,是法律知识的计算机化,是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的底层逻辑。因此,对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规范解构,在此基础上,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实现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法律知识的组织和表示。挖掘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本体模型在司法保障中的应用场景,从法律咨询的可靠度、量刑辅助的准确度和类案推荐的相关度等三方面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案件的裁判公正。     

司法裁判正义性的逻辑根据

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司法裁判的正义性。那么,司法裁判正义性的逻辑根据是什么？它既不是法官的可信赖性,也不是法律的权威性。形式正义的逻辑性和实质正义的可接受性有助于司法裁判的正义性,甚至是它的部分内容,但它们不是它的根据。从逻辑的视角来看,司法裁判正义性的根据在于裁判程序的正当性、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和法律论辩的超越主体性。     

成文法的局限性与法官的司法对策 ——以民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为视角

成文法的出现,是人类追求法律安全价值的努力,近代的法典法是将安全价值追求到底的尝试,历史证伪了成文法万能的思想。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被人类所认识,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解释准则、法律补充规则的功能早已为学者公认,对其能否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则存在不同看法。原则的直接司法适用,是更高层次的“依法审判”,是法官在法律秩序框架内的创造性司法。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论证了民法基本原则直接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了司法过程中法官应遵循的程序作业和实体考量的建议。     

司法中直觉的影响及其偏差规制

在司法过程中,现有的理论大都认为法官能够以完全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能够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得出结论。然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验证了直觉机制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价值。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判的过程,很可能也是理性与直觉共同参与的过程。但是直觉在司法中容易出现偏差,因此,司法中需要培养理性的直觉与规制非理性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