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对唐诗文献辑印与研究述评

张元济是20世纪著名的出版家和文献学家,在唐诗文献的辑印与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四部丛刊》初编、续编和三编共收唐诗文献80多种,选择了以宋刊本为代表的历代珍本做景印底本,而且校雠精审。《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唐诗文献50余种,也极具目录学价值。此外,孙毓修《〈四部丛刊〉书录》之例言与正文,也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其基本的版本学理念是:宋元旧刻,固善美可贵;然而元明翻本,亦多珍善。     

张元济与古籍整理

本文论述了出版家张元济整理、影印、出版古籍的类型、特点和意义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编印教科书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在他主持下出版的商务版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商务版教科书的成功在于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民国后许多民营出版商大多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不无关系。然而,《张元济全集》对张氏主持编印商务教科书的成就,反映明显不足,除几篇教科书序跋、几封有关通信外,张氏署有编纂人或校订人的教科书原书,一部都未收录。辑编人原先考虑收入几部,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功,后来只在第10卷"附录"编入了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60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教科书往往是集体成果,编入个人文集有一定难度。建议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并提出四点设想。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论张元济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创新精神

张元济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出版方向的革新上,为了适应时代需要,进行中小学教科书改革;其次,在出版内容的突破上,应现代新式教育的需要,编纂汉语辞书和双语词典,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再次,在出版技术的改进上,充分利用现代出版技术校勘和影印古籍善本;最后,在著作权的保护上,张元济是中国著作权保护制度最早的呼吁者之一,也是中国著作权制度建立的直接参与者和最早采用著作权保护的实践者之一.     

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兼及对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启示

翰林出身的编辑出版家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儒者.他在其毕生服务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编纂过程中处处闪现出爱国忧民、义利统一、审时度势、务实开放、立己达人等儒商出版思想,这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探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有助于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而锻造出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当代出版儒商,进一步发展和振兴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     

论商务精神的传承:以张元济和王云五的交往为中心

商务印书馆是20世纪中国出版的最高文化阵地。张元济和王云五两代出版人是商务精神共同的奠基人和光大者。他们在紧密而曲折的出版交往中实现了商务精神的传承创新、价值标识和守望光大。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期间能够历尽各种劫难而不倒,两人之间的这种患难情谊和工作上的密切配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云五去台湾之后,两人虽音讯全断,但其共同推动的商务精神,则在王云五重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     

甲辰开复后的张元济与清末教育新政

甲辰大赦（1904年）后开放戊戌党禁,蜇伏上海商界多时的张元济北上赴京任职,但因慈禧太后对“戊戌党人”仍抱有成见,他被投闲置散后断然南返。宣统即位,他寻机再返政坛参与清末教育新政,通过中央教育会的召开,再度亲历晚清政坛的腐败混乱,故就此打消继续参政的念头。然而他终将庞大的高端政、学资源引入教育与实业的融合发展之中,迅速在晚清民国出版领域开出一方广阔天地,立下了在民国政学商界纵横裨阖的安身立命之基。     

张元济,永不过时的话题——第四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述评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维新时期,创设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被处"革职永不叙用"。后任职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期间曾任代总理(校长)职。主持编辑严复译《原富》,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1903年初,正式加     

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张元济——以古籍丛书编纂为例

张元济承天降之大任,投身商务印书馆60年,在总结前人汇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收书、藏书、整理出版古籍丛书,将丛书的广博气象和校印水平推向极致,成为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他主持编纂的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孤本元杂剧等七部丛书如北斗七星,在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中熠熠发光。     

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

“超越性”问题不仅是宗教学、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本文试图根据我们对“超越”的一般界定, 对佛教、道教和“儒教”各自的超越方式进行了说明。佛教徒的超脱或者“超越”是一种对经验存在的超越, 作为宗教的道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家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楚的宗教超越与哲学超越的界线, 而儒家则是哲学的超越, 而非宗教的超越     

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

“超越性”问题不仅是宗教学、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本文试图根据我们对“超越”的一般界定, 对佛教、道教和“儒教”各自的超越方式进行了说明。佛教徒的超脱或者“超越”是一种对经验存在的超越, 作为宗教的道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家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楚的宗教超越与哲学超越的界线, 而儒家则是哲学的超越, 而非宗教的超越     

藏传佛教和道教

藏传佛教和道教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中印文献都有道教于公元三四世纪传入印度的记载或神话。佛教传入汉地后 ,和道教相互交融。来华印度僧人们回国后 ,传授融会了道教各种内容的密术。这种密术为印度纯密所摄取。公元 8世纪印度密教传入吐蕃 ,道教内容随之而入 ,并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笃本、洽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 ,与道教之间先天地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 ,因此吐蕃上下对融有道教内容的印度密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 ,只在道教中发现最相似的先例和神学解释。     

关于写实素描教学的新思考

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正步入实质性改革的阶段，在首当其冲的素描教学改革策略及措施不断涌现的过程中，形成了写实型、观念型、个性型与自由型素描教学格局。本文基于现行多数坚持写实型素描教学结构的特点，从对其所具的优势与面临的问题分析，提出了“分段式规范化与同步式多样化”素描教学的具体构想，力图使中国的写实型素描教学趋向于能动的写实型状态，而卓有成效的稳健发展     

论佛道之相通

本文从佛道二家的最高学理上对佛道关系作会通的理解,从"道与空"、"性与命"和"无生与无死"等几个方面,述说了佛道二家在其基本理论上表面对立而深层相通的情状与实质.以此说明佛道辩证相通的可能性与存在性.当然,文章也不讳言,任何比较都只具有相对意义,尤其依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对佛道这样两种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比较,则更是如此.     

《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老子化胡经》是与老子化胡说相关的系列道经的总称,所涉及的核心问题至少有三点：其一,老子的出生年代;其二,老子如何化胡;其三,老子为何要化胡。由于《老子化胡经》将佛教创立的专利权归属于老子或尹喜,并侮辱了佛教徒,因而激起了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圣东行说和宝应声菩萨、宝吉祥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来抗衡道教的老子化胡说。根据佛教方面的记载,历史上佛道关于《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之争发生过多次,其中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元宪宗八年（1258）的辩论很具代表性,道教在这三次辩论中均告败北。老子化胡之说本属向壁虚构,却在中国长期流传,非因其伪而为历史上的某些道教徒所抛弃而屡加利用,究其根源,一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由于古人对老子和释迦牟尼生平的不确切了解。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论王襞的佛道情结

王襞是明代著名学者,泰州学派核心人物,王襞的佛道情结,除了受他的师友影响之外,更多地是为了避灾消难,补儒之残,为发展与宣传王学争取更大的自由空间。晚年崇尚仙道,目的是消除心中的烦恼,促进心理的平衡。